不久前，浙江诸暨慈善总会收到一笔1000万元捐款。捐款者叫何国苗，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多年来获得了87项国家专利，是名副其实的发明专业户。从2004年起，何国苗每年拿出年收入的10%用于公益捐款，迄今已超过1700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公益哥”。（10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本以为这样的善之大者，必能获得公众的普遍夸赞；而从某网站3万多人次围观浏览记录里，透过跟帖热议，笔者却遗憾地看到了拿“公益哥”开涮的两大重点：一是称这善款“捐的不是地方”，为何不去“点对点”直接奉献；二是捐款者把公司总部迁回家乡后，带着妻儿与母亲挤在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这种“让身边人受苦”的善举太要“风头”了。
为富不仁，要受唾骂；热心公益，也招非议。拿“公益哥”开涮的活生生事例，可说极其典型地映衬了现实社会的一种道德苛求。尽管这种苛求与责备的堂皇幌子，是为了助推公益、提升慈善，而其表现出来的语态及情绪，则分明已离“道德”很远、却距“失德”更近了。
不管怎么说，在听闻了“公益哥”累积已达1700万元的慈善捐款事迹后，一些人不为人家的主观奉献喝彩，却是吹毛求疵地取笑其“捐款渠道”的“不合孤意”，甚而将捐款者一家的“栖身陋室”，也拿来当做揶揄话题，这就丧失了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也实在令人怀疑其基本的道德素养了。
“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如果说现实中的慈善语境，也存在类似的反差表现，我看某些人的“做公益乏善可陈，说公益要求严苛”，便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苗头与倾向。尽管各人能力有大小，奉献不应片面重财富，但动辄以“鸡蛋里找骨头”的心态，对热心公益者冷嘲热讽、求全责备，显然也是一种个人道德与品行的“失分”之处了。
慈善事业无疑需要集聚人气、和衷共济。这当中，恰当的议论和评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督促推进之力。然而，拿“公益哥”开涮的双重失德表现，却好比一面镜子，照出了“慈善热情”中阳奉阴违、言行不一、甚至是狭隘嫉妒的“暗点”对于这样的怪言怪语，是断断不可一并归入“建设性”这个有益层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