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殖民地终结，主权回到中国人的手上，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人民最担心的是香港法律制度会消失，因为这个母体相对法制不健全，很可能产生很多的负面的冲击，但是这15年来，香港依然维持着一个高行政效率的公务员体制，廉洁度很高的廉政公署制度，法律制度，行会制度，一国两制的基本化还在维持着它的延续性。这两个东西切割就失去了共同体，完全被吸纳就容易得病变，有适当温度在外面刺激，让中南海领导人睡觉不敢打呼噜。我强调民主和法制是构建社会道德的必须前提，改革开放之初共产党有六不准，到了去年有五十二个不准。这就是说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道德的体系重构的前提。
当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或者引导，推动鼓吹，公民社会就失去活力，社会就没有道德，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作为个体你再怎么修身，怎么打坐，怎么闭关，怎么练书法，怎么打太极，怎么忏悔，是没有办法治国更何谈平天下，社会道德建立如果只是强调个人道德也是不够的。因此，我说的局限性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在尚未完全构建资讯传播，新闻言论的自由表达，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影响力的扩散，以及社会道德的构建和维系，发展前景没有办法乐观。
当我们的微博三天不让评论的时候，杨锦麟做什么？大量转发美女图，失去了本来应该有的责任，你怎么参与社会事物？只能是像暴力民众一样，说一些激动的话。这无助个人道德的修，也无助于社会道德的建。
是不是绝望了呢？我认为不是。03年7月1日，当温家宝总理接受香港公众访问离开香港之后，当下下午3点，香港50万人自动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没有任何活动、团体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动员50万人。37度的高温，静默的行走在道路上，一直走到特区政府办公大楼，彼此不认识，不打招呼。口渴了自己到7-11买水，喝完了把瓶子扔到垃圾筒，警察维持的是秩序，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暑。这一路走过繁华的金融街、商业街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情。整个游行示威的有序、守法、理性惊动了中央政府，体现某种程度公民道德的水平，以及香港中产阶级为主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公民意识，引起了世界舆论和华人世界的高度关注。香港人一向是只会挣钱的阶级者，但是2017年香港要的全民执行一个人一张票，选举产生行政长官。那一场50万人在街上的行走也让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存在症结给予了高度重视。我说的是香港。
2006年9月9号，台湾红衫军运动，诉求于倒扁，反贪腐，获得了社会广泛响应。公务员下班以后穿着衣服静坐，到了10月10号，10月围城，数十万的人群把台湾街头占满，没有一起暴力事件，没有一起打砸抢烧，原来我们对这样的事件很紧张，担心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过程一个多月，有序守法理性抗争，在台湾的社会运动史上前所未有，如果是民进党过去还会自焚，台湾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从来没有表现的那么让人惊叹。
2011年11月16号，上海胶州路一座教师公寓大楼起火49人遇难，一个星期之后，将近20万的上海市民，自觉地前往现场献花吊唁，整个胶州路布满鲜花，有序守法，只有悲伤，没有下跪哭求，没有上访，没有暴力。这个时候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奏起了圣女颂，唯有音乐，唯有哀思，这个事情中国大陆朋友们不会察觉它的意义，这个理性反映出一座城市公民的精神，他们对生命尊严的礼赞，他们既可以享受欢乐和成功。比如说全民赞誉世博会的建设，我有这样一个经历，上海一个小巷，里面每个居民都能用中英文呼喊出世博会的口号。这是难得的一种市民精神，他居住的环境不能说是狗窝，但是在这个城市对明天依然有向往，也就是说一座城市的公民精神能承载欢乐，也能承载悲哀，这在中国大陆也许是第一次，但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在上海奏响的乐章，我个人认为是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再也没有歇斯底里，再也没有疾走偏锋，再也没有暴力街头，是很冷静和理性，而这种冷静和理性会让所有人，包括我们政治管理层，产生一种静谧之心。我们已经看过了不同历史的发展阶段，知识分子集体失语，逐渐放弃思考，批判权利的现象，这能让我们有很多思考和反省。华人世界在21世纪的初叶，正在展现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两岸经济和政治，它的整合程度已经到了密不可分，某种命运共同体的状况，台湾经济依存度已经超过50%，但是经过了两次政党轮替之后，两岸之间的和平互动和发展在政治层面上正面的博弈越来越短兵相见。这样一种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积没有明显的扩大，参与纵深度处于发育初期，还没有摸索出一个相对成熟的参与模式，这个问题参与路径的时代，路径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在问题上任重而道远，我坚信一句话，只要开着窗户，阳光就会洒进来。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提问：我想请问您两个问题，很多年前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到，共同走向富有，要先富带动后富，很多年后，我们看到并没有带动后富的这些人，甚至有一些人还没有富起来，他们还被垄断了获取富有的机会和资源。我们看到今天文化界，艺术界的名人他们的国籍是国外的，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政党的官员，他们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外国人的家属，这个您怎么看？未来当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官员都成为外国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该是何等的精采？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很可能出去以后就会被灭，对于陈光诚先生的事情怎么看？请您为我和同学们解答，谢谢！
杨锦麟：一个地方官员以极大的代价制造了一个悲剧，我知道这个过程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是对于我们国家是莫大的讽刺。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和23年前方先生走进大使馆是有某种程度不一样，实事求是面对这样的尴尬，也找到了外界层面还是什么层面的解决方法，如果换作是60年代，你说他会怎么处理？文革的时候，有人不得不逃到非洲国家，由于不堪忍受，抓出来没有什么外交的概念，就地枪决。陈光诚是一个极民主的个案，但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我会看到它的某种程度的改善，看到这个改善你会对这个国家有绝望心态。这个国家只要你不去冲撞美国大使馆，你还会活着。我们很多官员是美国人的家属是外国籍的，你说到很多现象，我想到联合国，我会想到世界革命风云，我们那个年代无产阶级全人类在解放自己。他们先把自己解放了，就忘记了全人类，希望他们出国以后也能为世界和平做一些事情，中国共产党八千万人跟法国国家的人是一样的，真正为人类和土地尽职尽责。1949年中国共产党不足300万，进城以后，看看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员发展很快，后来的发展是加速度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次，他们对这样的现象也是在证实，先富起来的人在数钞票的时候，把还没有富的人给忘了，因为好不容易富起来，当一个社会贫富悬殊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这个社会很危险。我在北京南六环访问一个垃圾厂，祖孙三代以捡垃圾为生，谈到城里人只有恨，因为他在城里的遭遇是极其地屈辱，临走的时候他抛了一句话，回去告诉城里人对我们好一点，我们也是人民。北京周边的外迁户跟第一代的农民工不一样，没有土地，没有房子，他们希望在城市找到归属，但是这个城市排斥他，当贫困悬殊到了一个我们难以忍受，当贪污腐败只是靠某种行政措施难以遏制，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提问：杨老师你好，您刚才说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提出一些真实的语言和不同的意见，其实公务员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还达不到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把你这种理念，直接植入到公务员的群体当中，当公务员这个群体里面更多的知识分子变成您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对当前者的表达是不是更直接，更有效，外围人的这种意见，甚至极其强烈的意见都会认同？您有没有思考过，如何将这种理念有效主导公务员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您有没有对未来如何改善的认识和思考，我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体系和参与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而不是仅仅是控诉它，去抨击它和反思它。
杨锦麟：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公务员里面确实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但是它已经是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已经丧失知识分子本来的功能，是职能的执行者，他是执行的功能可能大于鉴别的功能，这个可能搞公共行政管理学的老师或者是同学在这个问题会把公务员体系和知识分子群体会做一个不仅是概念上和定义上的区分，我认为两者之间很难，体制内的公务员很难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你试试看，不可能。我今天下午参加了一个网络电视台的开通仪式，按理说是一群媒体人去，但是所有媒体人其实都是官员，不同界别的人，他自然而然地退缩，当官大一级人来，扮演不是知识分子不亢不卑，是一种服从性，这种下意识得，很自然公务员鉴别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呢？第二个问题，思考是一个过程，我也在思考，今天有限的空间里面我可能唤醒更多问题的思考，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积重难返，很多问题是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每个人都有担当和责任，尤其我们的唤醒，大家都有思考的意识，国家是大家，我们是民族的成员，我们必须去履行我们作为公民的职责，但坐论道，不如身体立行，每个人通过自己努力点滴，去改变它，能改变多少就是改变。也许一个时代，一百年，两百年算什么，眼睛一眨就过去了，只是我们见证了一个跌宕起伏。过去共产主义运动最长是72年，它是不是一个铁律？能不能改变？我们怎么借鉴前面两个前车之鉴，一个苏联共产党，六中全会胡锦涛讲一句话，常怀忧党之心，恪守新党之责，这不是一个台词，这是执政党的总书记，他为什么会忧呢？他知道比你我还多。我知道的东西，很难在公共场合跟你分享，如果你看不到一个前景你会绝望，历史上有很多更黑暗的事情，但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一起去思考。我不只是抨击，我想象这样的互动，会引起大家关切，关切是个体的命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几千年的历史，远远还没有走到尽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救亡的路子，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答案，十八大我就是中常委了。
提问：我们知道，有人说2012年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临界点，在这一年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将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有这样一个思考，当伊斯兰世界发生这一场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以及我们台湾地区选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冷战之后最大格局的变化，这是在更年轻一代，有很多信息我们大陆是得不到的，我想请问的是，您个人认为，在中国年轻一代的成长在未来十年来中国的变化是什么？
杨锦麟：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讲几个时间点，我们一块来思考，你说的未来，我同意5到10年是中国大变迁的时代，或好或坏，大好大坏，未来10年。因为不争论的30年已经过去了，积累的问题已经浮现，社会各种矛盾的积聚，引爆点正在开始出现。广东省在处理乌坎事件的过程，和23年前是不一样的，就是进步。
我们一块思考一下，未来几年你们和我们应该做什么，中国十七大报告很罕见提出一个时间点，在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从来没有时间点，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但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实现。2020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在中国的表达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备同等意义，这是一个承诺，执政党的承诺，我们知道在各个地方在往这个地方对接，2017年有三件事，中共十九大要召开，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全民选举产生，台湾进入另一次政党轮替，这三样东西挤在一起，比你2012年意义大得多。为了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去留，会推延整个党代会召开吗？别扯了，你想一想从现在开始往后推到2020年影响两岸四地的一些政治的大事是不是有一个清晰的时间呢？这个过程我们要做什么？不同华人社会的中国人要做什么？80后，90后你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的意思说家国情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我们实现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责无旁贷。
提问：杨老师你好，我的问题就是说如何理性有序推动我们新闻自由，能否以凤凰卫视或者您欣赏的媒体，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同时，也在慢慢推动呢？
杨锦麟：这是一个滴水穿石的过程，这是一个点点滴滴，不断去试探底线的过程，这是一个要经受很多折磨，甚至可能某种倒退和妥协的过程。凤凰卫视也许给人们带来一种过程，我也有幸参与它的过程，你没发现这一段时间都有一些不一样？南方报业集团，高层大面积人事的改变，北京有两家办的不错的媒体，他们的社长和编辑已经是正局级。言论的要求可能有更多的规律和要求，但是这不是常态，改革提升改善执政能力，是必须往前走，改革才有意义，改善才有意义，改良才有意义。
我们看看这一百年历史，总体方向是向前走的，是要倔犟的努力，是要杨锦麟在凤凰读报的时候，点点滴滴去做的。中国大陆新闻从业平均寿命是52岁，我已经59岁，多活了好几年，我还能够活下去，我们一起推动和改变。
提问：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能给我们提供这么多智慧的思考。您刚才讲了上海的事情的时候，您讲到当局严阵以待的方式，我个人在这个事情当中感受到一种极度地不相信我们，当局觉得我们很有可能是一种不理性的态度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以理性态度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身边人能够这样做，我个人向请教您我们怎么能够展现出我们能够理性这样做，能够给予自己，和当局这样一个自信，能够去尝试，思想在小的时候就扼杀掉了，永远不给我们向前走的机会。
杨锦麟：思想是不会被扼杀的，肉体也不可能被扼杀干净，何况思想，你说的诸多种种，体现的是一种极度地不自信。我们现在很多政策的失误，执政能力改善过程中的偏差，症结点在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如果是1949年，如果是红军万里长征过程中也体现这样不自信，中国革命会成功吗？这个不自信其实就是统治心里的脆弱，任何一个年代的年轻人总是有理想，有激情有朝气的，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循规蹈矩，充满理性。年轻人出现偏差，犯一点激情的错误，只要他不动摇到根本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早期共产党人不都是很年轻吗？要学会理性面对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跟整个社会成长的氛围也有关系，当这个社会缺乏公民最基本常态意识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免不了会担心，某种激情泛滥的过程会有偏差，但是它不足以让我们对这个群体在政治上无疑，不信任，症结点在改善政治治理者的不自信。谢谢！
提问：首先非常容幸能够成为最后一个提问者，我有一个故事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有一个规定，在外看到鲁国有奴隶就可以用钱赎回来，孔子的弟子就花钱把奴隶赎回来了，也没有向国家报销，孔子批评了他，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给以后的人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思考，我想说的是个人道德的爱和利用什么方式去平衡？用什么方式执行和表达它？
杨锦麟：我真的不敢说现在是盛世，也不敢随便说现在是乱世，绝对是社会急剧变动转型的过程，洁身自好也好，但是我想你爱的力量，首先是利的建构，这个利就是自由，争得新的价值体系，只有大利的架构，每个个体的爱才能够有张力。爱国不分先后，我跟你分享一段廖承志先生生前的一个典故，一般人对可能对生活前景有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所以选择移民，为了孩子的教育和不懂得动机吧，这是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度，很正常的人口流动的现象，也不要把它做更多负面价值的判断。相反在97年香港移民潮，那是因为对前程的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对政策不自信。60年代，香港新华社，香港的左派报纸鼓吹爱国爱党，廖承志严厉批评这样的话，有爱国爱党，一定有不爱国爱党，在海外华人世界要鼓吹马马虎虎的爱国爱党，他们不是执政党，他们不需要三个代表，也不要什么科学发展观，无论你身居何处，拿什么国家的护照，只要你认定自己是中国人，是华夏儿女，希望中国好，你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对前途，对孩子教育担心，要到国外去给孩子找一条路，去就去，祝福他，中国13亿人。每次移民的浪潮实际上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看？我是这么看的。他们走了，新的财富机会就来了。坚守，你就可能成为李嘉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