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头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中村改制样本，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土地成为其唯一的资本。
余家头2010年收入明细显示，企业收入仅1400余万；土地收入5000万；二七桥征地收入约20540万；其他土地收入1399万。
村子收入中，90%以上都来自土地。
这一年，村子开销超过2.6亿元，盈余两千多万。将余家头村推上舆论焦点的金条资金就是来自征地款。
2011年上半年，分了一次红，按股额的30%进行，退休人员每人分红利4.5万。
股东代表胡连华将这一决议告上法庭，她认为这不属于分红，分红是建立在盈利基础上的，这是卖地的钱，应按土地法平均分配。“公司管理层的股份是多数股东的几倍，他们因此得利。”
2012年7月12日，胡连华收到了武昌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通知。法院认为“余家头村”在向“余家头公司”过渡时，正是以她起诉的分红或类似方式，解决了村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个股民后的利益分配关系。
这一分配关系贯穿于对原村集体中遗留的土地征用、拆迁补偿、资产处置、社区管理等问题的处理。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村民利益均衡和公平问题，在现行公司法范畴内没有相应法律条款可供参照适用。
但不满的并不只是村民股东。余家头公司一位管理人员抱怨说，管理公司非常困难，股东都是农民，这种奇怪的结构意味着无法以正规公司的要求管理。同时，村子又确实变成了公司。“对这一特殊形态，国家没有现行法律法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既不像公司，又不像村庄。无法用公司法来规范，也不能以村务自治来管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余家头游离于真空地带，无人监管。这也是整个中国城中村改制后的现状。”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俊说。
当村子里可卖的地越来越少，公司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挑战：2012年9月5日，余家头村的第一批还建房开始领钥匙。这6栋楼盘边上，也盖上了崭新的商品楼，只是不再属于余家头。
余家头公司监事会主席胡小清说，村里的土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由于技术和人才的缺乏，余家头村一直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产业。谈起未来，他说，公司以土地入股开发的商场，有20万平米，月租金50元/平方米的话，一年能挣一个多亿。“村里今后就靠这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