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是环境保护的里程碑——这次大会让全球国家元首坐到一起，首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同等地位，并界定它们为“发展的三根支柱”。20年后，作为一位10年来在国内为民间组织进行公众参与工作的参与者，笔者参加了6月下旬的“里约+20”会议，试图追寻这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前世今生与现实影响。
20年的引力
“里约+20”是一个向全球民众开放的会议。作为一名中国的80后，笔者一向相信很多渺小的个体联合在一起，可以敦促掌握权力者出台对社会和环境更负责的政策，更何况，还能借机了解不同国家的人（尤其南美人）如何参与本地和全球的公共事务。于是，笔者和15位来自8个南方国家的女性在6月下旬住进了里约热内卢Copacabana海边一栋公寓的三个套间里。
我的同屋们是经济学家、妇女性权力与性健康专家、人类学学者，以及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方面的一线工作者。她们组成了DAWN（Development Alternative for Women in a New Era）参与“里约+20”的工作团队。DAWN也是大会的妇女主要群组之一份子，并作为妇女主要群组的三个执行伙伴（Operation Partner）之一，参与组织和协调该群组内的在本次大会上的工作。
在这里要首先解释一下何谓主要群组。1992 年的“地球峰会” 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引入了主要群组（Major Groups）参与机制的联合国级别会议，即允许国家政府以外的科学界、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等代表参与大会，在不同环节以旁听、干预性发言、媒体发布等方式发表意见。
在这一组织形式下，这场20年前的大会不仅达成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包括可持续发展的蓝图文件《21世纪议程》，以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又称《地球宪章》）、《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森林原则》，民间组织的合法身份与积极作用也得到了承认：在《21世纪议程》中提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公众广泛参与决策”。这启发和鼓励了一代中国公民社会行动者，激励了中国最早一批民间组织的成立。
但主要群组机制也并非完美无暇。在主要群组中，也是富有国家的人多；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若无法在会议前和会议中获得信息和接触参与渠道，必然会继续在这样的场合隐形。
陀螺日程
在准备会议期间，DAWN的每日一般流程如下：七点，所有人聚集到客厅，讨论当天的工作分工。八点钟，用过早餐后大家出发排队坐车到主会场Riocentro。免费的交通巴通常要花一个小时，所以有很多文档写作、新闻稿发布和传单排版的工作是在车上进行的。若大家到会场时候尚早，就去听一下当天早间的全员大会（Plenary），若来不及，就直接进入各自工作组谈判的会议室，记录每个与会国或团体对文本提出的新修改意见以及修改诉求，以便接下来在游说和媒体活动中提出建议或质疑。
由于每个工作组的讨论时间不一，除非是协调任务者，其他人随后各自用午餐，然后在下午三点多回到妇女主要群组例会上向全部组员汇报每个组的讨论，并建议行动点。稍晚时间会给主要群组一些干预大会进程的空间，有时是在全员大会上进行简短的发言时间，此时会针对在场的谈判代表提出诉求；有时则是媒体发布会，影响媒体，争取扩大某议题的影响力，并寻求公众支持。
每天晚上，回到公寓后大家会及时向协调人汇集各种信息，以作出次日晨会上要沟通的新工作策略。在这般密集的每日跟踪工作组谈判进程的工作之间，团队中还有人安排了三次边会活动、三场人民峰会的分享，以及两次游行等。在峰会（也就是各国首脑参与、签署文档的最终会议，只允许国家代表团进入）开始之后，工作的重点就转向媒体，面向媒体的工作依照当天能接触媒体的会议或活动来安排时间。
第一次游行
高潮自然是游行。在巴西，连游行都与众不同，载歌载舞，特别欢乐。连同为南美人的秘鲁和危地马拉朋友都说，巴西的游行最带劲，可能得益于巴西的嘉年华传统。每个游行方阵都有自己的歌曲，或听起来像歌曲一样的口号，以及像舞蹈一样的集体动作，以调动情绪和集体感，并吸引路人的注意。在游行队伍里判断哪个方阵来自巴西以外的国别很简单：外国人都在喊干巴巴的口号！
6月18日的妇女主题游行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游行。这天游行的民间组织不仅有性别敏感议题的，也就是倡导不同性别享有平等权利和尊重的，比如WEDO（wedo.org）；更有带着女性主义视角，要求经济正义和环境正义的组织，比如无地农民运动（mstbrazil.org）和DAWN（dawnnet.org）这样的区域性组织；还有为了把自己地区的独立议题拿到一个国际场合讨论的组织，他们的诉求包括反对太平洋的无序海床开采、释放柬埔寨一次人地冲突中被关押的15位女性等。从人民峰会会场出发的游行，一开始就伴随着音乐和鼓点，穿戴着各种鲜艳服装头饰的游行队伍轻松向前，在现代艺术馆前广场集合其他队伍后，便离开弗兰明哥海滩走上公路，朝市中心行进。
里约对游行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一辆改装过有两层楼高的卡车，载着音箱在游行队伍旁边慢慢行驶，不同组织的人会上去向游行队伍喊话，记者们也可以上去拍照。警察已经封掉了主路上的两个车道留给游行队伍，并且在旁边小心地把人群挡在游行的车道内，避开交通，只是他们也不时转头来看游行队伍里脱去上衣的女孩子。
第一个遇到的参会者
这样的场合能遇到世界各地的有趣之人。我问住在一起的危地马拉老太太诺玛，除了当过游击队、和在美国政治避难之外，还做过什么。她说，你应该问我没做过什么。去主会场RioCentro的穿梭巴上，我的邻座是一位挪威老帅哥，他20年前曾以国家代表团的身份来过。还有来自国内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自费来里约做独立报道的，就立即要请我吃午饭以示支持。
但Ioana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样来参加“里约+20”的人。在银行工作的Ioana是罗马尼亚裔加拿大人，为We Canada（earthsummit.ca）这个组织做社交媒体的工作。这个由70位志愿青年组成的团队，关注加拿大政府在气候方面的国际政策，尤其在京都条约后加拿大政府的行动。他们的政策团队两年前就开始工作，制度了10条政策诉求，其中的两条已经纳入了“里约+20”的“第零稿”（Zero Draft）里。
为达成目的，他们还开展了加拿大全境巡游，把信息告诉年轻人，征求他们签字支持，并把有公众支持的政治诉求递交政府相关部门（政府部门必须要对此作出回应）。这样一个用业余时间工作、并且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组成之小团体，有这样大的能量，给了我不少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