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北大现场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信睿20文化名人高校行 北京大学第一场
主题：华人世界的社会参与热潮
地点：光华管理学院1号楼101教室 时间：5月28日19：00—21：00
主讲人：杨锦麟
2011年海内外的华人社会都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走向共和一百年。我想一百年前我们不具备任何探讨今天这个题目的基本前提。因为那个时候的华人社会的局限性。冷战结束之前，印象和概念中的华人社会是分割的，政治上是绝对隔绝的。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彼此之间不相往来。这个所谓的华人经济圈也罢，华人文化圈也罢，不具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华人世界，或者华人社会这么区域的概念。
19世纪末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无以言尽的沉重。这种沉重在上个世纪六七年代登峰造极。著名学者顾准在临终之前，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用，没有这种可能性。时隔30多年，我们也不能说现在是真正意义的“神武景气”时代。但是经过30多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们迎来了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最为迅猛，成就最为显著，问题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在这么一个过程中，认识和解读中国的“机”和“时”已基本具备。当今世界，除了菲律宾在岛上整天对我们“拔腿毛”，在30年改革开放基础之上，中国的元素不再被世人所怠慢和轻视，而中国学、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学界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华盛顿每天都有涉及中国问题的研讨会，听证会以及报告会等，这样频繁探讨中国问题，使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复杂纠结的问题时比以前减少了情绪化，无论是王立军还是陈光诚，都是一些跟冷战时期不太一样的方法。在三、四十年前几乎无法想象。
华人世界在21世纪初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两岸关系解冻并从08年进入和平互动，和平发展，和平博弈的历史阶段。大陆、香港、台湾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冷战结束后，我们陆续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恢复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海内外华人的交流互动成为常态。最重要的一点，两岸四地的公民、社会以及政治民主化转型已经呈现了一个冷战前未曾有的特点和成果。
辜鸿铭的书《中国人的精神》中认为，要评价一种文明，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他能造就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认为文明所造就的男人和女人，能够显示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个性是表现文明的灵魂。书中说到，真正的中国人是具有成年人的理智，而又童心未泯。他强调灵敏、勤奋是中国人精神内部的特质。梁漱溟也说过，“一心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但是不如辜鸿铭所说得那么直观，积极向上，深沉有底蕴。
谈论中国的精神有灵敏、有勤奋，我想起一个典故叫“立仗马”。唐玄宗时代的宰相李林甫身居相位长达19年，他曾经对朝中大臣说过一句话：“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就是说做臣子的别那么多嘴，天天写意见，要参政，都给我闭嘴。大臣们听了之后，都变乖了，“由是谏诤路绝”，这就是“立仗马”的典故。
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公民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和实践过程中不得不经常提及“立仗马”的典故。时下开放、改革是主旋律，万马齐喑不让人说话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立仗马”不应该是读书人，知识分子集体禁语失声的合理凭借。可见，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只是灵敏和勤奋是不够的，至少对华人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还必须具有其他群体的性格，才有可能履行和担当自己的历史责任。
什么叫读书人？我们是有文化的人，但是读过书的人不等于读书人。读书人的使命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安排是与生俱来的。读书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入仕，要出人头地。除了入仕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径。而东方社会，或者说筷子文化圈，尤其受到中华文明熏陶的社会，极少产生西方社会严格定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一般指的是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士，读书人的名分更多是来自于读书所积累的知识含量，读书人有知识的积累，但未必有将知识内化成为自己价值判断依据的道德能力、勇气和批判思维。
读书人一般只是说知识，而鲜少质疑论辩和修整知识的缺陷，尤其是传统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容易对权威的论述全盘照收，包括过去延续到今天的尊卑礼仪的盲从。这跟尊师重道不一样。因此，读书的目的过去和现在就有入仕，当然现在有新的选择，我们到外资企业去，可以出国，我们可以做其他选择，考公务员也是一个选择。几乎很少有人去做一个读书人应该做到的境界，叫做“曲而不屈，哀而不怨，宠辱不惊”，“平常心，自在心，从容心”。无论你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我们很难有理想境界的读书人。任何读书人和读过书的人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为所欲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亩地两头牛，可以悠然见南山，他衣食无忧，我们现实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不多，杨锦麟也是。因此能读书，有思想，掌握谋生本事一技之长，任何阶段都可以自食其力。我对我们将来的孩子也是这么要求的。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注意到一点，一百年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媒体工具是报纸，今天是电视、是网络、是视频、是博客。在这样一个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读书人多了一个现象，大家很熟悉的于丹、易中天、百家论坛、凤凰卫视评论员的群体形象，读书人已经有能力和条件去构建一个新的话语权和话语平台。尤其是已经进入了自媒体时代的当下。中国的读书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见解多了很多的选择，多了很多参与的路径。
资中筠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传统士大夫具有三个基本特质：
第一， 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
第二， 风骨和气节不可或缺。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第三， 颂圣文化。浓厚的忠君思想，所谓的肝脑涂地，海瑞罢官仍然是万岁万万岁，仍然是以一己之身去谏言，在任何情况下皇上都是不可侵犯的。
我们这一代人就知道，到了文革，我们的中印边界的战士们带着毛主席像章，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贞，把毛主席的肖像别在肉身上。到了那个年代你发现很多东西是荒谬的，但是这一些老祖宗传下来的风骨气节的东西仍然贯穿在我们的血液里，贯穿在我们整个精神传承之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媚强梁，不阿群众”这样的话用现代话语来诠释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真正独立的人格。祖辈们留下四个字：骨气、担当，这就是士的魂和精神内核。这绝对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读书人你必须要去努力修炼，努力达到的一种境界。
我知道涉及公共知识分子定义的诠释很多，最早把这个概念引进中国大陆的媒体应该是南方人物周刊，那一年选50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很不幸我也被评上，其实我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会被评上？香港三个人一个是金庸，那是不得了，那是引领一个时代的。一个是林行止。还有一个是杨锦麟，何得何能，就读几张报纸而已，说明一个问题，电子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可忽视。
但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台湾、香港或者东南亚的一些华人社会，仍然具有比较高的关注度。在全球化的时代下，尤其多媒体的日新月异之下，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无可置疑地分别出现在华人社会的各个社区，各个论证的平台，以及各个公共事务的领域，而且有各具特色的精神表现。
90年代到现在，几乎台湾的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选举我都在现场。20年前投票在打架，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买票，画票，做了很多很恶劣的做法，结果民进党跟它打起来了。20年之后，这种因为投票而打架的现象几乎绝迹，还有没有买票的？有。但程序性受到了尊重。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 要具有学术背景的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第二，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第三，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运动，文化形态的转型或者思想的论争，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永远是站在这个运动行列的前头，引领这个社会的舆论。台湾的“解严”“开禁”之前，大学的社团，教授的评议会扮演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民进党执政之后，包括马英九的第二期所有批判都来自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也有主张台独的那些教授们。近期的乌坎事件，近期富士康跳楼事件，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而只有农民工的自觉维权行为。前不久南方都市报做了专题——农民工30年，100个记者，你可以发现，那些依法维权的是什么人？是90后的农民工的新生代，懂法有知识，只是没有办法进入北大而已，该有的都有了，手机、微博、电脑，熟读中国法律，没有任何爆裂抗争，没有破坏机器设备。这就是说，华人世界构建公民社会的各种推动和努力，已经初步建构了值得期待的雏形。
将士大夫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特质和定义相比较，两者是有相似性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爱德华o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在社会中有特殊公共作用的人，他不能降为一个没有个性的专业人员，不能降为一个只能干本行的称职人员。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现状搅乱者。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不应是拿着橡皮奶嘴去抚慰公众。它施加某种监督批判力，既不可以轻易地肯定，也不消极地否定，它必须表达自己的立场。因此，知识分子是跟“当道”成90度前进的人。这不是姿态，是一种责任。如果敢说话的知识分子，说的都是跟当权相同的语言，而其他的知识分子不敢说，不想说，这个社会越来越往一个方向走，结果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如果读书人对现象不能表达意见，表达更多像微博的语言，不能说出深远的反省，这个社会永远不可能改变，只有一步一步被表面地情绪所淹没。一个社会时刻有一群保持90度前进的人，应该说还算比较健康的。如果没有这群人，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对公共事务参与的能力和程度是什么呢？具备公共事务的社会影响力是参与者的必要条件，你要有影响力，而不是说你的微博粉丝多就可以胡说八道，你要有公共事务的社会影响力。我们知道新媒体是多元化的，给知识分子的参与和表达，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很多可能的路径。现在大陆地区主流媒体是代表党的声音，但是评论、其他的言论、专门的文章、包括信睿的文章，电台、电视、网络、视频、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等等，这些都是你们参与的路径。过去只能递折子，现在越来越多元化。但是文化的症结点是什么？我们两岸四地和东南亚，各种华人华族，华人社区的政治参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新闻媒体的管控，远远超过中国大陆，非常艰难，动不动就封三天，封五天，甚至记者基本都不受尊重。新加坡就更不用说了，案件是亚洲地区最多的，而且每一次都是国家自己判的。政治体制决定参与的路径与话语空间和影响力的扩大和延伸，这个不需要太多解释，在香港和台湾可以通过不同民调，可以显示我对你这个人不满，董建华跟每一个市民握手，一个小摊主说我不喜欢你，我不跟你握手。
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华人社会地区，可以塑造和配置公共知识分子的土壤，有具备独立政治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基本社会形态，如果没有，你想做也不行。
如何避免和克服知识分子被集体赎买、被禁声，自觉不自觉失语的现象持续出现。个别现象可以理解，持续出现将会对社会产生危害的效应。动不动当烈士，那不是一个正确的形态，应该更稳健、成熟、理性，更接近公民社会最基本的需求。
表达的路径和表达的方式，仍不能不断地克服、排除民粹主义的推动，在参与过程中，更趋稳健，更趋成熟和理性，更接近公民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我们的网络语言反长思，反研究。比如说西方的，美国的特推，只有140个英文符号，只能是140个英文，转发不能超过50，评论不能超过50，紧接着就被淹没掉，真正意见表达是在博客上。成体系，有逻辑，有态度，140个你怎么参政议政？但是中国微博不一样，可以转帖，可以转载，姚晨有几千万粉丝。我有个案例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同事叫勤风，在新浪微博指点江山，很显然是引众怒的话语，网络一拥而上，孩子还不到30岁，他就是混蛋也就是30岁，他还有很漫长的人生要走，还有很多必须做的努力，把他弄死了，谁替我干活。于是乎我引火烧身挺身而出，就把火引到我这边，有很多批判名人的快感在我这里得到了满足，我深深体会到民粹的东西，一种情绪宣泄，我认为这是一个意见表达参与路径过程中的民粹主义，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才会有的负面现象，坏现象。
在公民社会基本条件，在尚未发展成熟的条件下，没有办法产生西方理论意义上的搅局者。你也很难出现在独立人格支撑之下的独立政治人格的表现，你没有独立的人格，你怎么可能由必然迈向自然。你没有独立的人格，你的评职称，评先进生产者，劳动者，都要仰仗我们党委，没有的话你怎么有独立的政治表达呢？我说的是在公民社会基本条件尚未发育完全的条件下，这些局限性你很难在一夜之间解决。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把一个法统即政权的的合法性和一个道统即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结合在一起，并又以封建文化和种种参与势力的影响力为背景，在这个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出让了自己的思想，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思考和批评，这是当下读书人的通病。
胡德平的感慨发人深省，包括今天的台湾和香港，也远远没有构建尊重反对派而确保新闻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今天的台湾和香港比其他华人社会和地区要好的多，但是尊重反对派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这就使得华人世界的公民社会构建，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路径出现我们很理解的，有目共睹的时代局限性。
中华民族要实现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去年六中全会提出大文化，大发展，文化复兴这么一个课题。当我们社会出现了在30年前没有办法想象的种种事件，我们才发现一门心思挣钱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应必须的所为，我们失去了文化这条腿，我们失去了曾经的以往，我们要建立一个价值体系何其之艰难。改革开放之初从洗手，让座，谢谢，你好开始入手，然后紧接着五讲四美三个爱，然后不定期地在重构道德体系到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八荣八耻。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官方话语体系跟民间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我们的话语体系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记不住。这个东西让你很忐忑，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现象？反正是你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位，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很了不起，真正经济成长是从邓小平南巡之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其他代价不要谈，道德。社会道德的体系的解构，我们都身受其害。尼布尔说，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这位神学家有一句话，他认为直接参与社会结构的重构，比盖新的重要。我们现在祖国大地到处都是教堂庙宇。这些年我走遍不少寺院，很多都是过去皇家的庙宇，真正佛学，佛法的内容没有了。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所谓的道德，更多强调是个人道德。也就是说，身修而后家齐，然后国治，然后天下平。先以修身为本，修自己之身，个人道德的修是第一位。然后才是家，然后是国，然后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天下平。
个人道德的根本原则是爱，而群体道德的根本原则是利，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约束是制度，这个根本不同就决定了个人道德在这样一个教育道德体系下高于群体道德，但是社会道德的体系必须由人或者人的群体去构建。我们只是过多地去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不足以成为社会道德构建的必然关系。这个你要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道德的构建，有两个必须的前提，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制。我经常在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举一个粗俗的比喻，在座的都上过生理课，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台湾就好像是男性的生殖器，两个睾丸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澳门就不说了，那是一个赌场，2011年澳门赌场纯收入是330亿美元，更多是我们祖国同胞去支援澳门的一国两制建设。
谁说中国人不能搞民主，台湾经过了20年不流血的过程实现了政党的轮替和社会转型，国民党在100年历史上两次失去政权，一次在中国大陆，一次在台湾。通过他的努力，又夺回了台湾的执政权，如履薄冰，这个过程没有像韩国这样军人干政，泰国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力，或者是菲律宾一落千丈的经济。或者说更早一点从苏东解体之后第三次革命浪潮，基本上台湾这个岛屿的政治变迁是没有流血，没有军人，没有暴力。在台湾的中国人证明中国人是可以实现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