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主妇如何表达她对于健康饮食的渴望呢？
她扔掉了家里所有的果冻和胶囊，抛弃了整盒的茶包和蜜饯，从三年前开始便停止购买牛奶和果汁饮料，走进菜市场，依然要不断疑心那豆芽是由化肥催长的，茄子打了激素，西红柿喷了催熟剂，黄瓜买回家还会继续膨大，通心菜居然没有虫眼一定是农药里泡出来的。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让主妇们在食品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吗？如今，主妇们自发行动起来，并且已经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有机食品。
然而，这同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领域，每一次的选择和尝试都考验着主妇们的辨识力和判断力。在这个市场的公信力竞逐之中，出自官方的“有机认证”体系一次次见证科学手段与商业诚信的毁誉交替，而由民间NGO主导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则更多地带着某种理想主义的情结，试图通过重建生产者与购买者之间基于了解而生的信任，来修复食品安全链条。
“有机控”主妇
面对各种有机标签的农产品，一个极端的判断标准是，越是“歪瓜劣枣”，越值得信赖
凡是请A女士吃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压力，因为她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有机控”。在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之下，A女士对于食品质量的在意简直达到了“一级战备”的高度。她家厨房里的蔬菜，全部来自本城的四个小型农场。每逢有NGO或农场举办有机农墟，她必定是集市上的购物狂。在任何地方购买任何经过加工的食品，她都要对着配料表严格排查添加剂。怀着对于健康饮食的坚定追求，A女士不厌其烦地接纳了有机食品所带来的种种麻烦。
作为一个三口之家的主妇，A女士得负责通过家庭餐桌消耗掉每周从农场定时配送来的5斤绿叶蔬菜，“一家人吃得脸都绿了”。除了变着花样在一顿晚餐里做出5个青菜，每天早上煮汤面下青菜叶，请人上门吃“环保大餐”等等措施之外，每逢工作出差，她还得提前把吃不完的菜送人——实在贵得很，可不能浪费。朋友组织“团购”北京某农场生产的有机全麦面粉，A女士义不容辞地参加。由于这面粉不含防腐剂，特别容易受潮变质，于是在那一大包面粉寄到后，A女士立即联合母亲又是包饺子又是烙饼又是蒸包子，披星戴月连夜赶工，终于赶在有限的保质期内将所有的有机面粉都做成了有机面食，存入冰箱慢慢吃。
更极端的例子是，她还曾以5块钱一斤的高价从某个NGO购买其自种自销的有机大米，结果光是为了清除其中夹杂的谷粒，就硬是让她的母亲戴着老花眼镜挑了一个晚上。不过，在品尝这些自然天成的美味以及踏实的安全感时，A女士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现在连她5岁的女儿，都能尝出有机米饭的独特味道。“以后每一天都要吃这种米饭。”在吃光一大碗之后，女儿大声强调：“每一天！”
像A女士一样，越来越多的主妇们开始采取措施捍卫家庭食品安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主妇都能像A女士这样潜心钻研有机食品，大多数主妇在面对超市货架上那些贴着“有机”“绿色”“无公害”等标签的蔬菜时，都会变成一个犹疑焦虑的选择困难症患者。按照常理推断，超市里有机蔬菜的庞大供给能力也令人生疑。别说是有机农场，即使是普通的农场也会碰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货怎么办？谁能保证那些号称‘有机’的农场不是从隔壁农场直接调货呢？”
社区支持农业
要想吃到放心的鸡蛋，那你就去认识那只生蛋的母鸡，并亲自判断它是否值得信任吧
既然认证的公信力已经大不如前，那是否意味着它就是可有可无的呢？有机农墟上的摊主们可不一定这么认为。旅居日本归来、从事有机农产品贸易多年的农场主杨学彬，在今年3月已经从中绿华夏取得了“有机转换”认证，但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将这一点运用于对外宣传和营销之中。“我们更愿意邀请客户到农场来参观，亲眼看看我们的菜是怎么种的，种菜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让他们相信我们。”杨学彬说。
杨学彬的做法，代表了目前广州地区大多数涉足有机种植的NGO以及个体农场主的共同立场：鼓励消费者亲自参与到农场劳作当中，熟悉生产流程和生产者本身，让对生产者的信任与对农产品的信任互为基础——这在公益专业领域当中也就是所说的“社区支持农业”。上世纪70年代，“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欧美一些国家出现，旨在引导消费者去亲自了解农产品的品质、来源及生产方法，从而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同时生产者也因此获得相对固定的消费者群体，使农产品的销量和价格都能保持平稳。这一过程强调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流，互惠互信，从而这一模式也被认为超越了冷漠的商业买卖关系，追求在公平贸易的前提下生产优质的农产品，是为“土地正义”。
钱钟书曾经开过一个著名的玩笑：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生蛋的母鸡呢？而“社区支持农业”的逻辑则这样要求：要想吃到放心的鸡蛋，那你就去认识那只生蛋的母鸡，并亲自判断它是否值得信任吧。主妇A女士曾陪同一些外国的专家一起参观慧灵农场，参观过程中，翻译提到“有机”二字，慧灵农场的销售经理立刻忙不迭地澄清：“我们农场还算不上‘有机’，虽然我们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但土壤本身离‘有机’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农场并不追求抢占市场，初衷也就是为了给服务对象一个通过劳动找回尊严的机会。”
在花3分钱就能买到一个有机食品标签的环境下，这个经理居然主动说明自己的产品没有达到“有机”要求，这一诚恳的姿态令A女士简直有些肃然起敬。A女士非常明白，“仔细想想，农墟上卖的那些东西，没有任何销售许可或质量认证，但我们毫不犹豫地购买的原因在于：我了解它们的生产者本人，知道他们有怎样的价值观，用的什么原料，经由哪些工序——我信任他们，因为我懂得他们。”
■探访
不能生产销售“有机产品”
去年9月，广州有机蔬菜供应商青怡公司被曝以“有机转换食品”冒充“有机食品”，受到媒体批评。日前，南方日报记者赶往该公司的生态农场探访。从广州出发沿着广汕公路朝着增城方向行驶至萝岗区九龙镇路段附近，拐入一条曲曲折折的泥泞路就可以看见青怡公司的生态农场。农场约有100余亩，各式的瓜果挂在篱笆上。几个农民正在菜地里干活，用手在仔细挑选果实。记者看到每个大棚内都有一块方形的灭虫板，板上尚有一些刚被粘住不久的虫子。菜地的四周是一条条浅浅的沟，有机肥溢出的水随着沟流了出来。附近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养鸡场。
今年40岁出头的老杨是该农场新聘的技术工人，但算起来老杨却有16年的从业经验。老杨介绍，这个农场里使用的肥料都是有机肥，一包普通的有机肥区区几百克就高达38元。有机食品不仅种植成本非常高，而且产出也往往低于预期。老杨说，平均一包种子能收获4成果实就算是丰收了。“收成并没有规律，就拿菜心来说，收成好的时候一亩地可以收1000斤，收成不好的时候颗粒无收”。
青怡农场的陈经理介绍，“我们这里鸡蛋特别好卖，一箱50个一盒的鸡蛋不配送卖80元，常常还来不及供应”。这一切都显示着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有机农场。但根据严格的有机食品的概念，有机与否，还需要通过有关认证机构的认证。据《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产品，不得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及标签上标注“有机产品”、“有机转换产品”和“无污染”、“纯天然”等文字表述。相关认证产品须文字、图标、编号、有机产品认证四位一体。
通过公开资料查询到，2011年5月，青怡农场多种蔬菜通过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的认证，进入有机食品转换期生产。但根据相关规定，有机生产经过申请、监察机构检查完成后，需进入2-3年转换期，颁发有机转换证书，在转换期间生产的产品不能作为有机产品销售，只能作为有机转换产品销售。转换完成后，颁发有机证书，才算是有机产品。
青怡农场负责人出示的是“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证书”。这代表着该农场处于有机转换期。这即意味着，青怡农场生产的作物还不能称之为“有机产品”。但记者看到，在产品宣传册上，目前仍然有部分商品强调“有机”的身份，比如“有机丝苗米”，以及“有机山茶油”。记者查询到，宣传单上写的“有机丝苗米”实际包装却是该农场品牌丝苗米，商品的简介有这样的内容:“依照有机标准进行管理和生产”；有机山茶油则是在包装上印有“有机转换”的红色字样。青怡农场表示，由于有机行业正处在萌芽时期，出于担心“有机转换”一词陌生，在部分产品包装及宣传册上强调了“有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