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社会”形成的背景
2010年5月11日，保守党与自民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至今已共同执政两年有余。无疑，联合政府所共同承诺和信奉的“大社会”执政理念已开始对政府治理方式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006年卡梅伦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大国家”和前工党政府（1997—2010）是一个“控制怪物”的批判。2007年11月8日，卡梅伦正式启动“合作运动”，本质在于削弱国家的权力，增强国家所缺少的灵活性和活力，注重公民治理，繁荣社会。这与自民党注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自民党主张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到英国公民手中，反对国家对于个人事务过度的干涉。保守党与自民党在限制国家权力上不谋而合。
公民治理的“形”
2010年5月18号，英国联合政府发布“建立大社会”白皮书，试图使“大社会”理念推动“公民参与”，把权力从政治家手中还于公民，推动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公民治理的格局。其核心思想为：使公民、社区和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权力和信息，从而推动家庭、邻里和社区中的公民获得更多权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使家庭和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有助于达到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
“大社会”理念的具体做法为：
第一，给予社区更多的权力，让社区居民（公民）决定社区的居住环境。地方政府免费为社区提供土地，由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制定当地发展规划，通过自行开发和出租给房产商两种形式建造房屋，并由居民自我管理社区，自我提供服务。同时，成立以慈善为目的、公司化运作的资产公司。公司在社区的规划、建造和管理中承担具体业务，全部盈利用于社区各项服务，帮助社区内关闭的便民设施恢复工作和使用，并让社区有权力接管此前由国家和政府所承担的社区服务。另外，训练一批新的社区服务组织者来支持社区服务。英国联合政府培训了大约5000名社区组织者到基层，确保引导所有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组织，服务于社区建设。
第二，鼓励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来，包括鼓励社区居民的志愿社区活动；鼓励社区慈善行为；推出“国家公民服务”活动，第一个项目是为16岁的青少年创造参与社区服务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积极”和“负责任”的公民精神。
第三，从中央政府转移更多的权力到地方政府，包括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由权；下放必要的职能使地方政府更加具有竞争力；取消中央政府地区空间发展规划，让地方政府在住房政策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第四，支持合作性的慈善机构和社会型企业，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第三方机构以及社会型企业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给予公共服务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必要的自治权力，使其有权力、资源和能动性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建立“大社会银行账户”，以此为社区小组、慈善机构、社会企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通过它把“休眠”期不低于15年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拨给社会企业、慈善机构、志愿团体等“公民社会组织”，由它们向公众提供政府没有提供或者效果不佳的公共服务。
第五，公布政府信息，使公民有权力获取关于政府的相关信息。这是在2002年英国《信息自由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承诺。例如，要求当地警察每月公布相关的地方犯罪数据，使当地公民可以监督警察的绩效表现。
第六，联合政府为了配合“大社会”理念的推行，将特别设立“大社会日”，在这一天，将鼓励部分公务员参与社区活动，并将其列入评价公务员工作的考核标准。
公民治理的“实”
保守党的“大社会”与自民党的“公民权利”，都要在最大程度上削弱国家的权力，不相信政府是“善”的，认为伴随国家和政府而来的是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无穷无尽的目标监督体系，以及对于公民个人事务的过度干预。然而，联合政府所推行的“大社会”下的公民治理是否就能够奏效，能够发挥比强政府或能动政府更好的功能呢？答案值得商確。
第一，提出“大社会”下的公民治理意在摆脱“撒切尔主义”的影响。在对于社会的观点上，卡梅伦与撒切尔夫人时代的保守党，有了巨大的转变。撒切尔为首相的保守党推行更多的是“自由的经济和强势的政府”。熟悉西方政府改革的读者知道，由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缩减了政府在经济上的权力。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私有化”、“外包”以及“代理化”等改革，使英国经济由过去的国家掌控，变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多个服务提供主体共同竞争的局面。但是，在这种竞争的背后，却有着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支撑。例如，撒切尔时期政府设立了许多监督和考核机构。然而，撒切尔夫人曾因“没有社会这回事”这一著名言论而饱受批评。与撒切尔夫人不同，卡梅伦不仅认可社会的存在，还有意在“社会”上做足文章。一方面，意在修复保守党在“自由经济”指导下，对英国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创伤；另一方面，则意在独树一帜，把“大社会”当作卡梅伦统治下保守党政府所特有的理念。
第二，“大社会”下的公民治理不可替代国家的功能和作用。“大社会”的基本观点强调个人责任和自由权。然而，现实来看，有多少人能够有责任去做公共事务，又有多少人有动机和动力花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物质去做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和好处的公共事务呢？早在 1968年，英国的哈丁教授就提出“公地悲剧”的概念。而“大社会”的理念则有可能触及“公地悲剧”的缺陷。解读联合政府的文件可以发现，联合政府并没有在具体操作上阐明如何发挥个人的责任，如何监督个人自由权的运用，个人和社区能否成功地传递社区公共服务，这些都是未知数。
第三，“大社会”下的公民治理有可能成为英国政府减轻其财政负担的一个借口。卡梅伦 2010年成为首相后，英国联合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削减财政赤字。在卡梅伦政府的奥斯本财政计划中，政府开始大规模的进行“财政减肥”计划，到 2015年，总计削减810亿英镑的政府花销。到目前为止，除了减少政府开支以外，联合政府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2010年，根据财政部推出的“综合开支审查”计划，2011政府各部门预算花费中，除了英国公共卫生机构(NHS)和对外援助以外的所有部门都要减少 15%—25%不等的政府开支。可想而知，这么庞大的政府“减钱”计划，势必会影响到英国的福利体系。简而言之，政府越来越不情愿把钱投入到“吃钱”的福利项目中。例如，卡梅伦在大选前的“政策纲领”中曾承诺要保护儿童福利救助金和教育失业救济金等。这一许诺在其赢得大选后未得到兑现。这一变化一时间成为英国媒体、政客和公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热议和抨击的话题。联合政府则多次公开对外表示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自我救助，把责任推给了“大社会”的口号。
第四，“大社会”下的公民治理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大社会”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畅通公民表达利益和诉求渠道，动员公民参与治理社区和企业。然而，公民的参与需要相应的载体和平台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平台和载体是公民参与或自发成立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在英国成立非政府组织是一件程序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众多的非政府组织成立后，英国政府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如何协调好非政府组织间的协调工作，包括财政资金协调和功能协调。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保证上要学会更好地协调和运用财政资源，科学、合理、有效地分配给不同种类、层级、范围的非政府组织。同时，在如何有效管理非政府组织自筹资金方面也要下足功夫。在功能协调方面，中央政府同样面临挑战。很多英国非政府组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会做许多性质相同的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如何避免资源浪费，功能重复，从而形成社会服务的合力，也需要有效的协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