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离不开消费，但消费权只是人的众多权利之一。车水马龙中，红男绿女都在为自己更好的生活权利奔波：权利受损的，在维权；权利完好的，在追求更多更好的权利。
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会发现身边一直都不乏为维权而四处奔走的人们。他们有的为自己维权，有的为他人维权，还有的为公众维权，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无论维护的是何种权利，总之，他们都在努力着。
他是草根“告状大户”
他是早报持续关注的“告状大户”，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因告状而精彩；他只有初中文化，却凭一腔热情自学法律，专门替自己、替他人打官司维权；他是一名常和交警见面的的哥，他的故事也要从他和交警的官司说起。
第一次告状与狗有关
2005年3月，泉州德化人刘育能在泉州晋江开摩的，因为超载，他的摩托车被当地交警扣留。起初，他像其他被扣留了车子的司机一样“认命”，但不久后，他便听到“超载只能处罚，不能扣车”一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刘育能到书店里查阅《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书籍，又致电上一级的交警部门咨询，得到的回复都是“不能扣车”。
“一开始没想到要告状，只是想找当地交警理论。”刘育能说，自己告交警还和一只狗有关。行政复议判定当地交警程序违法后，刘育能来到停车场取摩托车，这时，看守停车场的狗不停地叫，突然冲上来咬了他一口。虽然没有被咬伤，但裤子的膝盖处被咬破了一个大洞，咽不下这口气的刘育能决定到法院告交警，要求返还罚款、赔偿误工费等，并赢得了这场官司。
告状无数成“告状大户”
第一场官司后，刘育能本人又陆陆续续和交警打了14场官司。这15场官司中，有9场是交警撤销处罚，刘育能撤回起诉。其他的，刘育能3次胜诉、3次败诉。
除了告交警，2008年到厦门后，刘育能还告过各种各样的状，这些官司更多地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易通卡发行超过350万张，巨额押金到哪去了？根据相关批复，易通卡应该能透支30元，为何实际情况下，它只能透支几毛钱？厦门大桥是不是存在超期收费的问题……这些都是刘育能关注的。因为告状，他耽误了工作却不觉得可惜；也正是因为告状，他成了厦门小有名气的“告状大户”，为自己，也为别人告状维权。
打官司成爱好 还成了“名人”
维权不易，这是刘育能深有体会的。从对法律一无所知到一知半解，他说自己不知看了多少资料、问了多少人、碰了多少壁。当被问及为何坚持时，刘育能说：“别人花时间在自己的爱好上，我花时间在打官司上，因为打官司是我的爱好嘛。”
与一名乘客的对话让刘育能至今印象深刻。一天，刘育能帮一名同事替班，车上摆的并不是自己的工作牌。一名乘客上车后，得知他是德化人，于是便问道：“你也是德化人，那你认识刘育能吗？”刘育能听到这话，心里小小地激动了一下，笑着说“我就是”，对方惊讶地回答“很荣幸很荣幸”……刘育能说，有时候看看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便更坚定了自己的维权路。
如果说普通人维权不易，残疾人维权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常言道，上帝每关上一扇门，便会打开一扇窗。对于厦门海沧区许多残疾人而言，这里的残疾人劳动服务站也许便是上帝为他们打开的一扇窗。这是一个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维权的群体，这里的普法讲师周晓勇也是一名残疾人，但他和同事每天都在帮助着残疾人。
为自己维权 竟成了“普法讲师”
2005年的一场意外让周晓勇失去了左手小臂，更可怕的是，因为公司的失误，受伤后的他每月只能领取695元的工伤津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躺在病床上的周晓勇便让人买来有关工伤的书，查阅资料，询问律师。3年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工伤津贴从原来的每月695元变成每月2500多元，公司承担了医保以外的医疗费，康复治疗期间的工资从每月1100元上升为每月近4000元。
因为这一次维权，周晓勇对与工伤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谓是烂熟于心。事后，他受邀当起了海沧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普法讲师，为普通市民解答工伤方面的疑问，也为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成功巧维权 赔3000元变成赔12万
去年8月，四川来厦务工的小张在工地上干活，因施工中的意外，右手大拇指的上半截被割了下来。出院后，他四处奔波，想向施工单位索赔，但包工头只给了他一句话：“3000元，不要拉倒。”
单住院费小张就花费了5000多元，但没有任何证据的他在施工单位面前显得势单力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周晓勇所在的海沧区残疾人劳动服务站。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小张和施工单位的劳动关系，周晓勇和同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施工单位。进门时，周晓勇发现这个施工单位没有挂牌，于是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不挂牌呀？”旁边无心的员工听了回道：“因为我们还没拿到项目许可证。”
这让熟悉法律的周晓勇抓住了把柄。“还未拿到项目许可证，怎么能开工？”面对这样的质问，施工单位的老板急了，当晚便答应赔偿小张伤残补助金等12万元。
权利得到维护，高兴的不只小张。从3000元到12万元，如果没有残疾人劳动服务站的帮助，小张怎么也想不到施工单位的态度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他的高兴可想而知；权利得到维护后，周晓勇开心地说：“斗智斗勇，自己也很有收获。”作为残疾人劳动服务站站长，龚国伟用两个“特别”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帮助弱势群体，看到他们拿到自己应得的，心情就特别特别好”。
他们跨城维权没有地界
3年前，厦门某五星级酒店被告招聘存在“乙肝歧视”，这起号称“福建乙肝歧视第一案”的案子引起了全城的关注；去年年底，早报报道厦门某银行被质疑招聘涉嫌“非名校”歧视，一时，许多人再次聚焦“非名校歧视”这一话题……也许，许多人都十分熟悉这两起案件，但或许少有人知道，这两起案件的“背后推手”是同一个公益机构，并且这个机构远在深圳。
专职做公益 工资不多不言放弃
这个公益组织的总干事叫郭彬，他走上公益维权之路，与自己所学的社会学专业分不开。大学里，一位长期关注公益的老师时常带他们一起关注艾滋病群体，久而久之，郭彬深受影响，逐渐开始关注各种反歧视的案件。
2007年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郭彬加入了“反歧视”公益组织。当时，他所在的公益组织做了大量“反乙肝歧视”的工作，看着政策、制度在自己的努力下有所改观，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都让郭彬高兴不已。“原来做公益没有想像中那么难。”抱着这样的信念，他来到深圳，继续从事公益维权工作。
这个公益机构现在一共有13人，他们都是专职做公益工作。谈及大家为何能坚持做公益，郭彬认为，大部分的同事是因为相同的价值认同走到一起，“虽然专职做公益也有一定收入，但这样的收入远低于其他职业，大部分人坚持的原因都是对理想有所追求”。
带动更多人 一起参与公益维权
除了厦门，这一公益组织还曾做过不少“跨城维权”。2011年，高位截瘫旅客朱兰英在昆明机场登机时，因在购票前未向航空公司出具健康证明和乘机申请而被拒载。从媒体上得知此事后，远在深圳的郭彬和同事认为，朱兰英事件再一次将残疾人乘机出行难的问题暴露出来，他们认为，是时候替残疾人士争取一下平等的出行权了。
于是，他们考察了全国24家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规定，发现有92%的公司要求残疾人乘机需“事先告知”并经承运人同意。调查后，他们写了一份《残疾人乘机状况调查报告》，并邮寄给民航总局，民航总局表示“会好好研究一下”，而这份报告也成为去年、今年两会人大代表提出相关提案的依据，直接将残疾人出行问题推到全国两会的讨论中。
郭彬认为，除了能给需要维权的人提供帮助，公益维权工作还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做公益其实没那么难”，甚至能带动更多的人走进公益维权。
因为遭到同事的歧视，患有白化病的小杨找到了这个公益组织。在公益组织实习一年后，小杨正式加入了公益维权的队伍。如今，昔日遭遇不公平对待的他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为残障人士维权，也在帮助这个群体争取更多的平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