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之平行论坛《青年发展与社会共创》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倪锡钦教授做了《失业青年对家庭经济依赖性与就业动机》的专题演讲。
倪教授称自己研究的动机缘于失业问题的全球化：“失业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对社会也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每一个青年都是我们将来，他们的幸福感我们不能忽视。”
总的来说，香港处于一个低失业率的状态，“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失业率是3.7%，最新的数据大概3%左右，但是在15到19岁还有20到29岁这两个年龄段，他们的失业率比成年人高很多。”通过研究，倪教授得出以下结论：失业时间的长短、家庭对于失业者的援助以及失业者自身的自我实现感都会影响失业青年的就业动机。“研究也发现，如果我们重点培训这样青年人的优势，这样可以慢慢提升他们想要就业的愿望。”
倪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排斥与青少年公民权、互助及青少年赋权、服务学习及领袖发展等范畴。早年间，倪教授也从事了多年的一线社工工作，在实践中，倪教授感觉自己对于研究工作更感兴趣，又返回学校修了博士学位，在倪教授看来，香港的社工教育是一个完整而丰满的体系，这一点值得内地借鉴。中国发展简报就香港社工服务体系的系列问题对倪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发展简报：香港与内地的社工服务体系，其核心价值理念都是相同的，即通过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使其在克服眼前困难的同时，增强面对和解决困难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持守平等、尊重、接纳等基本信条。与内地相比，香港的社工体系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倪：从历史上讲，香港的社会服务开始于民间团体的救援工作，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东华三院，创始于1870年，保良局开始于1878年，这些志愿机构一度成为香港提供社会服务的主力；直至1958年香港社会福利署成立，政府才正式管理并主动协调社会服务的政策规划。
香港社工大都从属于各个社会服务机构，目前在香港已达3000多家，他们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社会服务机构完成社会服务。社工服务主要不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绝大多数由民间的机构来实施，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被政府有很多好处。因为社工“中立”的身份，在处理许多社会问题时就比较主动，他们可以代表民间，向政府表达老百姓的诉求，也可以为政府排忧解难，于无声处化解何种社会矛盾。
最大的不同点应该是机构运作的基金来源。目前香港地区的社工机构有一部分依托于基金会和赛马会，一部分社工机构经费来源依托于香港基督教教会的支持，还有部分社工机构依托于政府的资金支持和社会捐赠。但是综合来看，政府的资金支持不是目前香港地区社会工作的主流。对比香港地区，目前内地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为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在发展方面，机构过度地依赖政府资金，缺乏自我创新能力。
中国发展简报：在内地，从事社会工作的可以是经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工作、社区服务专业的毕业生，甚至不是学这个专业，只要是有志于从事社工服务的其他专业的毕业生也可以，这样就造成社工从业者能力的参差不齐，在香港的大学里，关于社工的培养机制是怎样的？
倪：主要还是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在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社工专业开设有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学校招生的时候，也要经过一个评审，比如师生的配比，教师的经验、课程的设置等等，要向注册局申请，合格了才能开设这个专业。我们主要还是培训本地的人才，比如说我们本科、硕士、博士学生目前共有800多人，大概三分之二都是本地的，其他也有来自内地的，澳门地区或是新加坡的。
香港的社工严格来说是一门专业，对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社工来说，他们领的是公务员系列的工资。对于在民间机构任职的社工，收入水平根据本人的资历和职务来定，刚入职的年轻人的收入甚至比其他商业公司同等人员的收入略高，比如一个应届毕业生，收入大概是1.6万港币，而社工专业毕业生能有2万港币左右。
中国发展简报：我们也曾和一些内地的社工了解过，大家就说，你要坚持这个行业干下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你的内心得非常行大非常热爱这份专业，第二你们家庭条件必须特别好，意思是内地社工专业的待遇还是非常低的。您觉得，内地社工行业要发展需要哪方面的支持？
倪：如果要发展，我觉得首先要改善社工人员的工作条件，特别是收益方面。其实，很多年轻人考进大学，家里对他学什么专业不是很在意，但对于工资高低还是有一定期待的，他选社工这是他的理想，但如果因为工资低而留不住人才就很可惜了。
另一方面，要让社工看见自己工作的价值。社工所做的工作也不简单，也要不断给他们去提供在职的培训，让能力得到提升，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自己整个专业的升值通道。这比仅仅提高工资待遇更重要。
在香港，我们的社工教育体系是非常丰富立体的。因为一个人的职业并不是在20岁就已经设置好的，比如你本科读社工专业，工作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可以再回大学重新选择；或者你做中层管理，觉得自己知识储备不够了，也可以回来学校进修管理；或者你喜欢研究宏观的政策，也可以回来。比如，我以前也是社工，后来我觉得比较喜欢做研究，特别在量化研究方面，所以我就回到了学校读了博士，留在了大学教书。
中国发展简报：从您的简历看到，自2000 年起，您进行的4 项研究项目获香港特区政府研资局资助，另有21 项研究项目获港澳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委托进行。能谈谈您研究的代表性项目是什么吗？
倪：我主要研究青年这一块的。
正如上午的演讲，有关青年的失业问题。现在的年轻人离开学校以后，找不着工作，或者说找不到比较好的工作，经常是做很短时间，干得不开心就离开了，然后蹲在在家里打游戏，沉浸在二次元的世界里。这么一来，青年人要想过渡到成年人就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成年人需要达到一些社会指标的，比如你要经济独立，你要离开爸爸妈妈，你要结婚，你要有稳定的工作等等，并不是年龄增长了就自然成为成年人。这类人群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
另外，我也做一些残障青年的研究，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有呼吸系统或者心脏方面的疾病，他们成长也很不容易，比如体育课上，同学们都能参加运动，他们只能坐在教室里。还有一些年轻人患有癌症，能看见自己的生命只有20多岁，他们的成长压力会很大，很多时候没有朋友。也有一些机构帮助他们走到一起，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病，同时也引导他们思考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
还有，帮助一些大学生，让他们学以致用。比如学护理专业的，似乎跟生活没有关系，如果让他们将所学的用在实际服务上，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时候自己想一些方法解决，解决以后再反思，就会有新的想法。这个过程是他将大学所学用于实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
总的来说，就是以上三方面，从青年人到成年人的过渡、残障青年的研究和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