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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粥 送出“社会创新管理” 一杯茶 请来“市民公共参与”

 

 

义工们专业分工井然有序。

乐捐榜公开财务收支。

 

 

  各界总结“红日亭”现象:善行文化积淀、公民道德实践、公民社会标签

  榕树下、长亭外,热粥,凉茶,老人,孤儿,中学生,大学生,留学生,拾荒的,过路的,捐款的,志愿者……勾勒出以“红日亭”为代表的“夏供伏茶、冬施热粥”的画面。

  近日,中央文明办一行来温调研时,赞“红日亭”道德现象树立全国标杆;在专题座谈会上,与会社会各界代表总结并称其为:善行文化的积淀、公民道德的实践、公民社会标签。“红日亭”是一个道德、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是温州市民自发创造的社会公共领域,社会各色人群在这里互动、互助,传递温暖,并乐在其中。

  从市民积极参与“红日亭”改造方案的互动中,也可以看出在政府引导下,市民借道德途径进一步参与公共事务。一位研究温州地方善治的学者如此总结:一碗粥,送出的是社会创新管理机制,显出社会公民意识;一杯茶,烧出的是社会自我修复,请来市民公共参与。

  义工不倦不怨 渐成文化积淀

  初晨,红日亭,风微凉,淡绿的围裙,满头的银丝,麻利的动作,和善的笑容……绘成一幅当代温州街头“榕亭”慈善景观。春去秋来,人来人往,数不清有多少个早晨、多少个义工、多少笔捐款、多少杯凉茶、多少碗热粥和多少个路人……义工们从熟悉到陌生,从陌生到熟悉,变的是岁月与面孔,不变的是善心不倦和无怨。

  “这是一种道德、文化和情感的纽带,从民间到官方,从路人甲到路人乙,人们传递了爱心善念,也积淀了一方文化。”中央文明办一局副局长董青如此评价“红日亭”道德现象。"红日亭"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茶摊或粥铺,而是一种市民慈善文化。”鹿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吴东来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从小到大见证了“红日亭”的发展。

  温州自古以来就有修桥铺路造亭的各种善举轶事。从山间凉亭驿站悬草鞋以慰苦力脚夫解乏,到“文成会”资助学子科举考试,再到“微笑联盟”、“明眸工程”、“7?23大爱倾城”……温州慈善文化不断传承。

  “红日亭”的老人们在榕亭的市井平俗中,演绎和传承慈善文化。人们在“榕亭”下喝茶,闲聊,下棋,看戏,听鼓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却有包容、开放和平等;南来北往过客,或歇脚小憩,或捐款接力,没有道德摒弃,没有图名图利,却有道德文化在生活细节里繁衍生息。

  “红日亭包含的文化元素,带有山地文明的纯朴善良,有海洋文明的同舟共济,有移民文明的有难同当,有宗教文明的扬善弃恶,有宗族文明的亲族睦邻,有榕亭文明的市井平俗,还有老人独立、自治和柔情的银色情怀。” 温州大学教授张小燕认为,正是义工不倦不怨的传承,积淀了温州民间慈善文化,并影响了新一代温州人,昔日人们抱团赚钱,如今抱团行善。

  社会空间自建 引领善心实践

  “红日亭”为什么能影响深远,并走得更远?近日,记者走访发现,“红日亭”的老人们用最古朴的方式,自发建立社会公共领域,在开放、便利、信任和互助中,实现民主自治,引领善心实践走得更远。

  镜头

  在红日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正仔细地琢磨着一旁的“乐捐榜”,上面写满了捐款人的姓名和善款善物:林女士爱心款500元,黄女士大米100斤……参与红日亭财务管理的孙兰香说,所有的善款善物我们都会写下收据交给爱心人士,并在“乐捐榜”上展示,所有物资去向,也会列得清清楚楚,接受监督。

  除了有人捐款、当义工外,在购买必备材料时,红日亭也能得到不少“好处”。孙兰香说,无论是日用必需品,还是伏茶里的药材、施粥用的大米,大家听到“红日亭”三个字都会给出“折扣”,说要支持公益,只收成本费,不赚钱。

  没有募捐,却收到无数捐款;没有行政管理,却依然规范自律。红日亭的老人们用古老宗祠管理的方式,将信息全链条式透明化,这种去行政化获得了社会信任。如果有人侵占或挪用善款,或者管理不善致其经营状况欠佳,则会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甚至遭到公众唾弃,所以组织者具有向前发展的内驱力,可以“不须扬鞭自奋蹄”。

  退休构建团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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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岁的吴秀霞是红日亭队伍中的一员,每天早上5点多,她就坐第一班公交车赶到红日亭,与伙伴们会合。“远是远了点,但每天到这里,跟大伙儿一起做好事,大家说说笑笑,一天就过去了,日子过得很充实。”

  孙兰香说,红日亭的老年队共有26名成员,年纪最大的88岁,年纪最小的则是62岁的她,大部分是退休老人,虽然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放假”,但老人们并不觉得辛苦,反而在这里找到了乐趣。

  经常往返于巴西和温州的池孟文说,“在国外,常看到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当义工清扫街道、公益宣传等,大家做这些事就像上班上学一样十分自然”。在温州,公益事业也需要“半职业”的义工来构建长期稳定的团队。温州的“老人协会”、“晚霞俱乐部”、“老人亭”等老人组织兴盛不衰。温大教授张小燕认为,这也是红日亭老人慈善的团队基础,大部分退休老人“人老心不老”,他们刚毅自强、自理、自立、自治,愿为儿女分忧,乐为社会解难。

  分工造就专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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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红日亭”队伍中大部分是老人,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当义工的专业性,烧茶熬粥更是他们的强项。夏天烧伏茶,安排4批团队轮班,从凌晨3点开始准备,到下午5点收摊;冬天施热粥,分2个班次,熬粥烧菜,老人们自发分工却井然有序。

  “一想起第二天的安排,想着有这么多事情要干,整个人都会莫名兴奋起来。”67岁的黄碎娇在红日亭帮忙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在红日亭,总有许多志愿者参与老人们的分工,擦桌搬凳、分茶洗碗、送粥送菜等。温大瓯江学院志愿者干良云说,在这里不仅做好事,还可以学习技能和分工管理经验。

  “红日亭”团队作为自发民间慈善组织,其自治主要依赖于专业的分工。与现代义工服务团队有所不同,“红日亭”的善举来自平民生活,老人们在市井平俗中具有丰富的技能经验,无论是挑材、选米、采购、洗涤、烧茶、熬粥,还是简易的财务管理,对这些生活化的流程,老人们有着“过来人”的经验,分工和专业操作就显得游刃有余。

  自助走向官方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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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盛时期,红日亭每天都要支出1000元以上,而这些全靠好心市民的自发捐助。几乎每天都有不同价值的物资或爱心款送到红日亭,有附近居民,有路人,有从周边县市赶过来的,有从外地邮寄汇款的,有在国外托亲戚朋友送钱来的,少则五十、一百,多则两三千元甚至上万元,还有市民精心选购大米、食用油等送过来……今年仅上半年,市慈善总会就收到了14万元来自民间对红日亭的定向捐款。

  “在政府支持和媒体宣传下,来捐款和当义工的人络绎不绝。”叶宝春老人说,捐款的人群中,不乏机关单位的公务员,也有一些企事业单位逢年过节定向捐助。而现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和前任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现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对红日亭的捐助和支持,更表达了官方对民间慈善的态度。

  龙湾社科联副主席吴尊林认为,红日亭搭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具有良好的便利性和操作性。“政府可以借此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公民意识。”浙江省文明办公民道德建设处处长叶彤说,慈善品牌打造离不开市民公共参与,也需要政府规范引导和支持。

  市民公共参与 构筑社会标签

  在温州大学张小燕教授看来,红日亭从善款的管理,到物资采购,再到分工流程、成品配送等,都有透明民主的管理模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自发、自觉、民主、自由、向善,具有公民社会的公共参与精神。

  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参与“红日亭”事务的义工中,除了公共精神外,还有对社会现实一种潜意识的兜底判断,“人们即使穷困潦倒也终有一口粥喝”。而这种判断则是社会单元对社会机制自我修复的动力之一。市民不仅积极参与“红日亭”事务,也热衷参与“红日亭”改造方案征集的互动,表达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这种兴趣以富有同情心的公民为基础,以道德途径为突破口,但却不是爱心的简单集合。

  在“红日亭”道德现象专题座谈会上,中央文明办一局副局长董青表示,政府引导、扶持和培育民间公益性组织,民间公益性组织则合法、自律、有序地参与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样一方面政府减轻了一定的财政负担,节约了公共资源,改善了公共物品供给的绩效,另一方面实现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精神和公民伦理,有助于全社会道德风尚建设。

  也有专家表示,过去政府习惯于通过发文件发出爱心指令下达捐献任务,缺乏对民间力量自发组织与自我发展的关注,致使社会公益慈善患上一种“文件依赖症”。事实上,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可以给民间力量保留若干“专座”,信任它并依靠它,让它尽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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