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难在领养人要求高
记者：多数收养家庭认为，现行的收养法门槛过高，你如何看待？
童小军：事实上，我们的收养法所限定的收养条件并不高，但家长在收养孩子的时候，提出的条件很苛刻，包括长相、智力、血型、星座、属相等。
记者：外国人从中国领养的孩子大部分是有特殊需求的，但在我们国家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童小军：我们现在促进孩子拥有家庭的服务并不规范，从理念上讲，国内家庭收养孩子更多的是考虑收养人的需求，孩子的未来是其次的。
而国外的收养人，会在考虑自身需求的同时，兼顾考虑孩子的未来，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收养人纯粹就是为了仁爱，帮助生活困苦的孩子，他们希望通过收养，让这些孩子获得幸福和健康成长。国外这样的领养家庭比国内多得多。
记者：在收养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缺失的地方？
童小军：我们没有专业人员对这些领养家庭进行专业评估，包括领养前对领养家庭和孩子的评估和准备、领养过程中的协调，以及对孩子进入领养家庭之后的追踪及监督。
记者：官办福利机构与民间福利机构相比，在养育孤儿方面，哪个更有优势？
童小军：从权力责任的角度，政府绝对占有优势。但是，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是从儿童的利益出发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有责任。
如果不是官办机构，就应该对民间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包括对开办资质的审核和对养育服务品质的监督，应当分清楚在孤儿养育领域里政府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社会如何参与进来。
家庭失能突显政府监管缺失
记者：哪些应当是政府承担的责任，但缺位了？
童小军：要保障儿童权利，必须把儿童当作一个整体，国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家庭失能的情况下，国家首先应对失能家庭提供补充，给予福利支持。
一旦家庭消失，政府应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孩子们应该在一个可靠、有保障的国家监护环境里得到养育。
但事实上政府在替代照顾这一方面，无论是从立法还是机制建设，以及整个服务的监督评估等都不完善，比如现在一些孤儿的爷爷奶奶，并不愿意自己的孙子或孙女被领养，但自己的自身情况并不适合养育孩子，可能还需要年幼的孩子照顾他们，不能上学接受教育，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由谁看管？
因此国家应当尽量使孩子进入一个适合他生活的家庭。要完成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专业的评估人员。在我们国家，这个环节是缺失的，不仅缺乏专业人员，也缺乏政策上的规范。
记者：法律认定的孤儿是父母双亡，然而现在社会中还有一部分孩子是父母双方有一方仍存在，但长期消失，没有对孩子承担养育责任；或服刑人员的子女，这些孩子由谁看管？
童小军：这些孩子即事实孤儿。养育他们的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但是，按现有的规定，官办福利机构仅接受父母双亡的孩子，上面所说的孩子是无法进入到福利机构中的，这些孩子就成为无人看管的孩子了。
这些无人看管的孩子即是困境儿童，也就是说，他们的原生家庭还存在，但是已经无法履行监护这个孩子的义务了，孩子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失去了能够支持他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这个时候，政府的责任就是为这些孩子提供替代家庭的照顾。然而在这一方面，政府目前还没有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
政府应理清与民间机构关系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机构介入了，却把自己推进了尴尬的处境。
童小军：目前，这种尴尬是必然的。政府承担养育孤儿的责任，并不意味着社会不能参与。尤其是那些无法进入到官办福利机构的事实孤儿，民间机构通过自筹资金，组织人力，为处于困境的儿童提供养育服务。但是，民间机构参与孤儿养育，必须是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进行。由于这样的机制不存在，才出现了袁厉害事件。
记者：在袁厉害事件之前，政府默许民间收养机构存在，但出事后，政府的态度从默许转为遣散，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童小军：我认为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孤儿的养育是政府的责任，才会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
如果遣散民间机构，将孩子重新放入福利院中，政府同样需要考虑：现有官办机构有没有能力接收现有民间机构养育的孩子，如空间够不够、生活照顾人手够不够、医疗康复专业人员够不够等等。如果没有周全的考虑，这些孩子的养育还是会出现问题。
记者：政府应当如何做，才能承担起孤儿的养育责任？
童小军：首先政府应当认清自己的职责，理清与民间机构的关系，了解怎么做对孩子是最好的。
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应当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明确政府责任，规范养育这些孩子的程序及标准，支持并监督专业的人员或机构落实这样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