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地第一家专业的社工机构乐群社工师事务所在上海诞生，经过十年的发展求索，时至今日，上海市共有从事社会工作相关服务的社会组织115家，其中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专业社工机构66家。
上海乐耆社工事务所的30余名社工中，女性撑起了绝大部分天空，只有两名男社工的状况也折射出社工行业需要各方面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上海——也许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传统使然，令这座素有“魔都”之称的现代化都市任何时候都更愿意走在改革和尝试的前端。国内最早的一股“社工热”便是在上海引发的。
1993年，响应国家民政部开展社会工作探索的号召，上海市成立了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初期的摸索过程中，以基层开展社会工作实践和恢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为主要标志。
1997年，浦东新区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引进了第一批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充实到基层相关岗位，开启了社会工作在实务领域发展的序幕。
从内地第一家专业的社工机构乐群社工师事务所在上海诞生，经过十年的发展求索，时至今日，上海市共有从事社会工作相关服务的社会组织115家，其中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专业社工机构66家，包括市、区、街道三级协会13家，社工培训机构1家，研究评估机构1家，直接服务机构51家，全市具有各类社工职业资质的人数已近1.4万人。
纵使上海作为中国内地社会工作和专业社工机构运作的第一个试水者，真正的起步和发展也不足二十年，其中有无数社会工作先行者在求索和困惑中决然前行，这其中不乏宝贵的经验。
初期的政府介入与强势推进
2004年，在具有官方背景的上海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下“三大社团”成立，这是上海专业社工机构的雏形，也成为上海市社会工作以“政府主导、社团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形式的首次亮相。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副处长曾群介绍，上海市政府成立了内部专门的机构来探索“政社合作”模式。“以预防青少年犯罪为例，成立了青少年社区办公室，挂靠在团市委，它代表政府提出工作目标、落实经费、进行评估，具体的服务交给当时民间的一个民非组织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三大社团”与当时上海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配套，各有独特分工，分别是为社区闲散青少年服务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为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服务的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和进行社区滥用药物人员矫治的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因为涉及到司法，所以不能完全脱离政府主导，但从这个模式的设定上，上海市政府当时已经是希望探索政社合作的模式。三大机构也十分强调社工组织的专业性和社工的主体地位。”曾群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也正由于政府介入、强势推进，让上海在一年内迅速拥有了千余人的社工队伍，也使得“三大社团”的服务几乎覆盖到上海市大部分社区。
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上海的社会工作总会被认为是“政府支持有余、自我生存能力不足”，甚至有人质疑过社会工作者是否会湮没在庞大的行政体系当中而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于是政府转变角色，从“强势推进者”向购买服务转型。
政府购买与机构立项
“随着社工师事务所多了，以前政府会购买岗位，但是近几年已经是以项目化的方式来购买服务。不论是财政拨款、彩票金购买还是各级各部门的购买，力度是在明显地逐年加大的。”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郭晓牧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
社工事务所服务的业务和方向由市场来协调，相互竞争、需求决定、市场调节，为了得到财力的支持，社工事务所在项目设计上就要更加贴近需求、更加具有专业性。
“这几年上海社工引起民众关注和政府认可，是因为社工介入了很多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社工不会去做的领域。比如社工协会联合社工事务所，介入信访工作，就是项目的创新和专业价值的体现。”郭晓牧说。
社工来帮助“钉子户”?这件事儿真正地让政府和民众看到了社工不是义工，也不是献爱心的志愿者。由于社工的理念和工作方法都不同于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也不同于简单的心理辅导，社工工作的落脚点是帮助这些人重建生活秩序。很多人因为信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社会边缘化，自己的生活完全失控，社工要帮助他们怎么重新回归生活，然后理性信访。同时也在社工机构承接相关服务，帮助政府改善接访质量。
另一个例子是社工机构做临终关怀项目，开始只是在两个医院，到2012年市政府将项目承接推广，要求全市多家医院接纳社工介入临终关怀。“这些都是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功案例，你的事儿被政府跟进，说明改变了系统，比服务几个人意义更大。上海市政府相对比较开放，也愿意购买创新性的服务。”郭晓牧如是说。
“购买服务项目，是政府转变职能、将具体的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接的政社合作，社工在专业的社工机构当中能获得专业的支持，专业机构又能够设计好项目后更好地获得资金支持。”曾群说。
除了社工机构和组织运作项目吸引政府等购买之外，也可以根据自身专业选择项目。上海市的公益招投标平台和公益创投大赛，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可以在平台上发布需求信息。
社工事务所的孵化与成长
以社工事务所为代表的专业社工机构，作为独立于政府行政体系以外又源于民间的第三方机构，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同时保持社工的自身专业性、独立性上，无疑是有巨大的作用和价值的。
在2012年刚刚发布的《上海市“十二五”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规划》中，将“实施‘百家社会工作机构成长项目’”列入其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对社会工作机构的孵化、培育、能力建设等政策”，要“力争培育100家左右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要“大力培育发展社工事务所等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使之成为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服务的主要平台和载体”。
这条规划，无疑使社会工作者看到了上海依托专业社工机构来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强大决心。上海并没有让社会工作成为政府行政体系的点缀，浦东新区社工机构的孵化、集聚、成长颇有借鉴意义。
1999年，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在浦东新区民政局以社会团体形式注册成立，由它作为行业组织来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当时内地社工行业没有发展，我们也在探索，一开始是引进人才、倡导社工理念，先让大家知道社工是什么，然后需要一些载体，于是先是自己做项目，等项目成熟了稳定了再剥离出去成为独立机构。”浦东区社工协会秘书长国云丹介绍。
这类以协会立项孵化出的机构已有十几家，大部分以“乐”字来命名，上海乐群社工事务所就是其中一家，成立于2003年，也是国内第一家专业的社工机构。“这些由协会孵化或支持的‘乐’字辈儿社工事务所，都算是根正苗红，保持了高度的职业性、专业性和规范性。”国云丹说。
后来浦东新区专门成立了浦东公益园，浦东区社工协会、社工事务所、社工服务机构及各类公益组织纷纷入驻，形成了“公益一条街”，“这样大家抱团取暖，也产生了集聚效应和社会效应，走过的人都会停下看看。”
有了这批社工事务所的引领和公益园区孵化，一大批由个人、团体、专业社工成立的专业社工机构纷纷注册成立，截止2011年，浦东社工协会的团体会员(包含社工事务所、社工相关机构、服务社等)已有38家。
“杨浦比浦东落后十年，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贫困人群多、老年人口多，那么面对如此大的服务需求，政府的人力和人均财力又不是很充足，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我们就是要扶植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杨浦区民政局副局长王莉静说。
因此杨浦区的社工组织扎根于街道，也是上海社工组织不同于其他地区发展的另一模式。
杨浦区的长青社工事务所与乐银龄公益性社会组织孵化园、平凉路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8家公益机构共同使用平凉路街道近千米的工作环境，街道出资在里面购置了十几架电子钢琴、老年歌舞队活动设施，并且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提供社工事务所的一部分行政费用，共同服务于街道辖区内的老年人。
“上海的街道或者镇很强大，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直接进入街道，街道有足够的空间、支持和资源，让社工机构很好地发展，而社工机构自身的能力又和一个街道相匹配。”郭晓牧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的确，一个中小型社工事务所的能力不足以覆盖一个区，立足于居委又会因为太有局限性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居委会大妈”，而扎根于街道来发展匹配度就协调许多。“社工事务所以街道为单位，灵活性比较大，开展好了可以复制。有的街道可以有自己的经费购买服务，有的是合作捆绑在一起来做事情。”郭晓牧说。
目前，杨浦区共有专业社工机构13家，覆盖社会救助、社区建设等14个领域，共有专职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311人。
据曾群介绍，2009年，上海市民政局出台《关于加快本市专业社工机构培育的意见》，各个区县根据自己的实际出台了配套的相关实施办法，其中包括提供场地或场地补贴、开办补贴，有的降低注册资金门槛，开通注册绿色通道，也有培训和督导计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