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不使自己官僚化，变成“二政府”，同时具备治理的资源与能力？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这仅仅是艰难路程的开始。
最近，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并且似乎是前所未有地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对于这个事情，首先应该大声叫好。
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政府膨胀，而中国政府就总是在膨胀。膨胀过头，成了千手观音。很多时候，连政府自己都抱怨无法跟政府打交道，譬如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于是必然要改革，办法无非是四条：砍官员、砍部门、砍财政、砍权力。
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就是在砍权力。比较起来，砍权力的改革更根本一些。权力取消，事情没有了，相应的官员、部门以及财政，就应该削减。根据统计，国务院于2001年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今年公布的是第六次改革方案；共计取消和调整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这样的成绩不算很小，应该予以肯定。
不过，这种改革进程，像是新版的“愚公移山”。行政审批权力好比一座大山，改革者就像愚公，他们相信只要挖山不止，假以时日，总会有挖通的那一天。问题在于，故事中以及生活中必然还有悲观的智叟。他们深刻地指出，对于行政审批权力，十余年时间，六轮改革，也才砍去约一半（考虑到其中有很多只是调整而不是取消），这座大山要挖到哪一天呢？更何况行政审批权只是政府拥有的众多权力之一，山外有山，哪里是尽头？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要站在行动者一边。从这个立场来看，有一个可喜的信息值得重视。这就是国务院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新原则，俗称“两个凡是”：凡是社会与企业可以自主决定、自主管理的事项，政府就应该退出；凡是可以事后监管的事项，就不需要政府前置审批。以前谈到审批制度改革，用到的理由大多是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政府效率、遏制权钱交易等等。而这次提出来的“两个凡是”，超越了那些大路货的说法，强调“社会自决”，是一种新的愿景。
愿景之新，首先在于它将两个目标挂上了钩：一个是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一个是推进社会建设。这种做法符合英国思想家吉登斯说的“政治敛合”原则，即通过一个或一组政策，将两个或以上的政策目标聚合在一起。
但是，新思维并不会自动变成新现实，它需要政府与社会双方，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要明确，在许多领域中的自主决定与自主管理权力，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公民与社会组织“历来拥有”的。因此，取消审批，不是政府对社会的恩赐。相反，它要求政府以一种真正的主动性与掌舵能力，重建并引领新的相互关系。倘若不是这样来认识，依据历史经验，改革很容易变成换一种包装的管理与控制，还很容易使获得恩赐的一方迅速地官僚化与腐化。
其次，要使改革与放权成为一项政府服务。须知政府的权力、部门、规章、政策多如牛毛，密如丛林，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常产生无法预料的种种困局。这是“门难进、事难办”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某个部门某项审批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事情必定是一路通途。很有可能，在其他部门看来，也许意味着链条缺失，程序不通，反倒引发复杂情况。比如，民政部门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事实上未必自动等于登记变得更容易。因此，政府需要有各种配套性的服务措施，帮助社会力量真正获得自主的发育空间。
最后，对于公民与社会组织来说，行政审批方面的松绑不是目的，推进理性自决、民主参与、社会协商、多元共治、良性治理才是根本目的。换言之，成熟的公民社会及其拥有的自我治理能力，也是约束和监督政府权力扩张的根本依托。怎样不使自己官僚化，变成“二政府”，同时具备治理的资源与能力？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这仅仅是艰难路程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