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实在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行业，我周围的朋友很少有位同一个机构工作5年以上的，并且大多数朋友都经历过项目完成或者机构办公室关闭不得不重新找工作的困顿。不管是本土NGO还是国际NGO,在中国面临着太多的问题，资金，管理，政策壁垒。随便一个问题都足以在顷刻间宣告NGO的死亡。关于中国NGO可能的部分死法大概如下：
第一种死法：没有资金来源饿死
资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本土的NGO，也大部分都靠国外的资金来支持工作。因为除了有政府背景或者半官方的那些大型NGO，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批准民间力量成立公募NGO，因为不能在中国筹款，没有赖以生存的基金土壤，他们只能依靠申请国外的资金存活。
2011年5月底，全球基金宣布冻结对华拨款，不但很多草根NGO受到影响，很多在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和健康项目的国际NGO也不得不中断了在中国的项目。
在中国工作的国际NGO，由于资金完全来自于国外，一旦国外资金断链，就必须要裁员或者关闭项目办公室。2009年的经济衰退就给很多国际NGO带来了很大压力，国际奥比斯等机构在当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国际经济发展和NGO的海外筹资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内办公室的存活情况。
另外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已经超过日本而仅次于美国。同时中国的海外援助资金量也越来越大，并且政府经常慷慨的大规模免除非洲国家的债务，而中国同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些信息都越来越多的让外国人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富有和强大的国家，如果他自己愿意的话完全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社会发展上，因此不再需要来自其他国家的资金支持了。因而也有一些国际NGO开始考虑是否减少在中国的资金投入或者关闭中国项目办公室而把资金投入到其他更加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即使继续在中国投入更多资金和项目，也更会更加的注重资金使用的效率，总之，老外的钱没那么好要和好花了。
第二种死法：人才缺乏瘦死
社会工作在中国是一个很新的专业，很多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学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大学里很多社工专业的老师既没有学过社会工作，也没有参加过社会工作的项目活动和管理，基本都是拿国外的资料来自己消化以后写成教材的。中国NGO行业的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专业的社会工作和NGO从业人员比较缺乏，目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大多是各机构自产自销，通过机构内培训培养起来的。
但是机构自己培养的话，国外的NGO还好一些，他们比较重视教育和培训，不管是NGO管理还是项目运作都有着比较成熟的做法。每年都会有各方面的培训计划和资金预算，既有机构内的培训，也有外部资源提供的专业培训，当然这是需要资金预算的。而草根NGO往往局限于资金，不仅很难制定充足的培训计划，也不足以支付专业培训机构的费用。
另外草根由于资金紧张，在人员招聘上也很难招到高端的人才，高端人才都流向了商业领域，而行业内的高端人才大多选择了待遇相对人性化一点的国际NGO。大部分NGO招到的人只能通过内部培训，比较难得到高水平的专业培训支持，所以人才瓶颈比较难解决。他们找不到高端人才的主要原因是资金和待遇问题，同样的问题限制了他们的人才培养和人才的保留，很多专业人才一旦在这个行业内做得比较专业，他们对个人待遇和个人发展的要求也会相应的提高，很多高端人才都会跳槽到其他机构继续发展。
另外由于大部分NGO的项目资金来自于境外，由于没有自己的筹资渠道，他们只有申请到项目的时候才能保留一定数量的专业工作人员，一旦项目结束申请不到资金，就无法支持这些工作人员的开支，这时候很多机构也会选择裁员。在申请到新项目的时候再重新招聘，重新培养。很多草根NGO的人员相对稳定，但是他们待遇是非常低的，完全靠一种奉献精神在支持。资金困难造成了人才困境，而人才困境又会影响到机构管理和项目执行水平，也就会影响到机构申请新项目的能力，长期下去必然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长此下去，国内的NGO很难得到持续的发展，能维持生存已经不错了。
第三种死法：政策壁垒困死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成立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限制是非常严的。既有资金限制，也有业务主管单位的限制。总之，要成立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本身已经很难，比如基金会就需要找一个省级以上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广东等地似乎有所松动，但其他大部分省市还是硬性要求)，而要成立公募基金会如果没有特殊的官方背景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壹基金2010年虽然最终完成了艰难涅盘的过程，但我想并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像李连杰和王石这样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发起人和支持者吧。
不能成立基金会，不能募集资金，就是能在政府领导下工作(如果可以作为机构开展工作，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是可以申请到国外或者政府的资金援助)，这样也就失去了所谓非政府，非营利的独立性。
第四种死法：机构老化僵死
目前国内本土的NGO往往是靠一两个创始人的强大意志力在支撑着。他们出于美好的愿望建立起一个机构，但是各方面的壁垒限制了他们的筹款能力，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人才困境，所以他们只能长时间处在小规模运作的状态，人员也不稳定。因为管理上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长期下去机构就会僵化，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些创始人退休或者去世，机构的命运可想而知。
但是机构僵化并不只是小的NGO，国内的大型基金会和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国外NGO也存在这种情况。国内的大型NGO就不用说了，他们的半官方性质(有很多还是事业单位编制)决定了他们完全政府化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既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项目操作上专业程度也不如那些独立的国外NGO。
而很多大型国际NGO在中国也遭遇了“中国特色”，一些老牌NGO在中国由于人才、政策等方面的限制，不得不改变工作模式，在项目运作上也更多的体现出中国特色，比如项目和政府合作的居多，很多项目由政府部门主导或参与，行政管理上也更多的像事业单位靠拢，有的机构甚至出现内耗现象，相反倒是很多小型的国际NGO由于管理和项目灵活，表现出了很强的活了。如果机构管理和项目运作长期没有改观和创新的话，由于贫穷落后将不再是中国项目的代名词，很多NGO的中国项目将慢慢失去吸引力，最终自己僵化而死。
第五种死法：社会观念窒息而死
传统的中国民众一直把NGO的工作理解为慈善，由于民间NGO和国际NGO在中国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其影响力很小，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工作也了解不多。因此民众并不了解发展和社会工作的概念，他们认为NGO的工作就是慈善，是一种有钱人捐钱帮助穷人或者可怜人，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我想陈光标先生的暴力慈善应该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吧。民众因为不相信目前的基金会能把他们的资金用好(基于对他们对目前国内主流基金会的不信任)，也不了解他们的捐款有什么样的作用，因此中国要让民众养成经常自发的捐款支持NGO工作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要让普通民众了解到发展和社会工作的概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要让民众把捐款和可怜以及施舍这个词完全分开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有民众更多的理解了发展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才能支持NGO工作的长远发展。不过目前草根NGO和国际NGO在中国的认知度还比较低，民众大部分还仅限于对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的认知，这种社会观念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国内的NGO发展。
在中国的NGO有那么多种死法，那他们有没有一种活法呢?现在大家都活得很累，要活得好起码要破解上面的这几个问题，但是，政策壁垒的问题首先就解决不了，在国内靠民间力量来推动政府改革的道路非常难，像壹基金那样能最后走通的，靠的不仅是李连杰先生和其他人员难以想象的共同付出，也和他们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分不开。
并且，壹基金初期在人力资源和管理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毕竟李连杰的团队并不是专业做社会工作起家的，现在他们做得越来越专业了，也希望他们在将来能做的更好，真正能实现一人一元钱的理想，在发展领域有更多的影响力，也为其他机构树立一个成功的典范。
由于这些年众多专业的国际NGO在中国开展了很多项目，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专业的NGO从业人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工作和发展首先是一个职业，我们不能要求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慈善家或者苦行僧，来从事这个行业纯粹为社会奉献自己而不求回报，他们也要养家糊口，更需要在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得到尊重。所以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有保障的收入水平，这样也才能吸引到更多人才，保证NGO的专业化和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