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至今，一起公益项目是否被侵权的事件引发公益界的关注。一方是草根NGO，一方是企业基金会。与以往公益项目被复制通常私下抱怨不同，这次草根NGO公开事件过程，并称将诉诸法律维权。
在未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该草根组织表示将于本周起诉基金会。
友好合作到意外出局
2013年4月1日，禾邻社接到南京万科的电话，称已得到经费开展植物地图活动。此时，禾邻社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出局了。
4月3日，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以下简称禾邻社）的官方微博上出现了一条名为《万科公益基金会违约草根公益组织禾邻社公开事情经过》的长微博，微博一出，迅速引起关注。
本能共赢，为何反目？
作为一家非营利艺术机构，2011年，禾邻社研发出“全民植物地图”公益项目，该项目通过引入艺术家和其他艺术机构与社区居民互动，激发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力。
据禾邻社发起人卢璐介绍，2012年7月，禾邻社与万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万科基金会）对该项目进行了首次合作沟通。考虑到万科集团有活动操作能力很强的万科物业，禾邻社担心试点项目之后，方案会被万科的商业公司使用，因此希望能和万科基金会签订关于项目的长期合作协议。
2012年9月8日，禾邻社和万科基金会正式签订了熟悉的新朋友’全民植物地图万科假日风景项目合作协议”，其中第四条最后条款规定：“乙方拥有乙方制作的项目中所有材料的知识产权和版权，包括工作方法和模式、工作坊教材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影印，复制，抄袭，传播或用做其他商业用途。”
这里的乙方即禾邻社。
据禾邻社在其官网上公开的事件经过显示：
2012年10月20日，项目正式在上海万科假日风景开展，同年11月3日最后一次活动完成。
但随后，禾邻社向万科基金会发出的项目总结及希望进一步合作的邮件则迟迟未获回音。
直至2013年元旦假期后，禾邻社接到万科基金会工作人员吴良的电话，通知禾邻社直接与上海万科地产公司和上海万科物业服务公司对接，但在项目进行到提案和协议商谈阶段，上海万科开始拖延。
春节后，禾邻社突然接到万科集团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致电，表示对项目感兴趣。禾邻社向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沈彬提出疑问，得到的答复是：不要急于与外地万科公司合作，先做好上海万科的合作。
2013年4月1日，禾邻社接到南京万科的电话，称已得到经费开展植物地图活动，但由于执行效果不理想，请禾邻社提供详细方案救急。
卢璐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时禾邻社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出局了。
致歉信引发二度质疑
万科基金会致歉信发布五小时后，禾邻社官微上贴出《答万科致歉信》，指出万科基金会极大地弱化了甚至说是不愿意承认违约侵权行为。
意识到出问题后，禾邻社开始调查取证，并采取行动维权。
卢璐介绍，禾邻社随后以录音的方式同南京万科及中山万科进行了通话，由此了解到：万科基金会在没有得到禾邻社的书面许可将项目信息在集团的内部网站上公布；万科集团要求各个分公司在2013年5月之前完成植物地图项目，并且提交报告；万科基金会鼓励各个商业分公司独立执行这个原本应该是公益性质的项目，并且拨款；万科各分公司依据禾邻社的项目方案使用各种方式开始筹备或正在进行植物地图项目。
而在这些行为进行的同时，“万科基金会却向禾邻社隐瞒以上所有事实，使禾邻社限于与上海万科的无效沟通之中。”卢璐说。
4月1日，禾邻社工作人员再次尝试与沈彬联系未果，吴良则表示上海万科一定要与禾邻社合作，却避谈其他分公司已经开始实施项目情况。
随后禾邻社执行长田晓耕向沈彬和吴良发送邮件，请万科基金会意识到这种行为已经侵害了禾邻社的合法权益，希望万科基金会积极妥善解决。
4月3日禾邻社工作人员收到回复邮件，万科基金会拒绝承认侵害禾邻社权益，拒绝与禾邻社协调解决此次争端。
当天17点39分，禾邻社在官方微博上贴出微博指万科基金会违约，并表示同时委托律师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机构利益。
两天后，5日15点09分，万科基金会在官方微博上贴出了致歉信，致歉信中表示“希望在城市社区中，参照‘绿地图’的方式，组织社区成员志愿参与绘制植物地图”，并承认在未与禾邻社沟通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将禾邻社此前发给基金会和上海万科的活动总结提供给各地万科公司。
但万科基金会的致歉信并未获得禾邻社的认可，尤其对于其提到“参照‘绿地图’的方式”说法，卢璐称“这是非常奇特的一点”。
卢璐解释，“绿地图”（GreenMapSystem）是在纽约成立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其工作内容主要致力于联合世界各地的人们，以绘制绿色地图（GreenMap）的方式，帮助大家认识和描绘本地区的人文和生态环境。
绿地图’相对专业，参加的人要有一定的素养，而我们的‘全民植物地图’则更加注重参与者的体验，力求以简单轻松有趣的方式有效传达项目理念。”卢璐说。
万科基金会致歉信发布五小时后，禾邻社官微上贴出《答万科致歉信》，指出万科基金会不愿意承认违约侵权行为。由此，禾邻社要求万科基金会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正视违约侵权行为，并赔偿禾邻社的损失。
企业基金会=企业？
正是基于企业基金会这种特殊的身份，一些企业基金会会很自然地把与公益组织合作中的模式资料传播到企业中去，造成对公益组织的侵权。
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复恩中心）在此次事件中向禾邻社提供法律援助，理事长陆璇表示：“基金会是一个独立法人，即使是企业注资成立，冠以企业的名字，依然不影响基金会自身的独立性。所以，万科基金会在致歉信中明确承认将禾邻社资料发给各地万科公司，这就是证据，说明万科基金会已经违反了当初协议中的条款，把乙方资料提供给了第三人，构成违约。”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为285家，而这285家企业基金会的年度行政支出，仅占当年总支出的1.3%，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基金会行政支出比例“10%”的上限。
多年来，“10%行政支出上限”使绝大多数基金会一直在行政支出上精打细算，而企业基金会为何却能实现1.3%的目标呢？
长期关注公益圈儿的陆璇总结自己的观察表示：企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往往不能独立于发起企业，不少企业基金会类似于企业的CSR部门，甚至有些企业基金会承担起部分市场部的工作。
“正是基于企业基金会这种特殊的身份，一些企业基金会会很自然地把与公益组织合作中的模式资料传播到企业中去，造成对公益组织的侵权，因为它会自然地把发起企业当成基金会的内部关系，而非第三方的外部关系。”陆璇说。
草根维权：有心无力
面对资助者的侵权行为，民间公益组织或者为获得眼前资源放弃维权，或虽有反抗之心，却终输于不具备反抗之力。
在禾邻社与万科基金会风波之前，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遭遇侵权事件绝不罕见，然而，面对资助者的侵权行为，民间公益组织或者为获得眼前资源放弃维权，或虽有反抗之心，却终输于不具备反抗之力。
复恩中心近期正在做一项对民间公益组织法律需求的调查，从目前回收到的59份问卷分析，仅3%的公益组织有专门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21%的公益组织在机构内其他的管理制度中捎带提到。“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绝大部分的民间公益组织还处于‘不懂’的状态。”陆璇说。
而“被道德绑架”也是当下中国公益组织在遭遇侵权时有苦难言的原因之前，不少公益组织在声称被侵权时，会被人觉得“小气”。
“我们这次之所以愿意站出来，也是希望帮助整个民间公益组织这个群体实现维权。”卢璐说。
采访中，卢璐表示，4月17日是禾邻社为本次沟通定下的最后期限，若仍未得到满意答复，18日禾邻社将正式启动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而沈彬4月17日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明确表示：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万科基金会坚持致歉信的原则与表述，不会更改，但会保持与禾邻社的良好沟通。
然而在接下来近一个月时间的沟通中，禾邻社仍未得到满意的答复，5月9日，卢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大概会在下周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