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口增长既有市场因素，又有非市场因素。调控应该着眼于非市场因素形成的进京人口，调控市场因素形成的外来人口没有任何道理
【背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部署“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不过在户改路径选择上依然坚持了“阶梯式”。在“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此精神指导下，北京正在全面部署下一轮人口调控政策。
日前，《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下称京版《决定》）出台，人口调控位列十大改革任务之中。京版《决定》提出，围绕破解“城市病”的难题，落实中央关于“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要求，科学制定人口总量中长期调控目标，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完善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人口调控措施，实施居住证制度。
在“严控”精神指导下，不少人士担心，“疏散人口”要求下，如同过去，一些农民工、“北漂”将面临新一轮“驱赶”。
那么，北京是否应该人为划定人口规模控制红线？调控人口应该通过何种方式？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人口调控一定要建立在理性、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北京市人口增长既有市场因素，又有非市场因素。调控应该着眼于非市场因素形成的进京人口。
袁崇法表示，所谓市场因素是指北京经济结构下提供的创业、就业机会，农民工、“北漂”这些人完全是由市场结构和需求决定的，因为北京提供了这样的市场机会。若没有，这些人自然就走了，“调控这部分人口没有任何道理”。
按照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在人口调控中也是适用的。不能把人口的规模、结构的形成排除在‘市场的决定作用’之外。”袁崇法说。
袁崇法表示，北京人口来源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非市场因素形成的，比如政府机构、央企、科研机构的人员进京。官员调动，一人进京，拖家带口进来，不会再走。如此，这部分人口“每年都新增”。并且，与农民工不同，这些人才是真正享受到北京高水平公共服务的人。
袁崇法称，北京应在人口结构上做深刻、细致的分析。调控应该着眼于非市场形成的进京人口。比如，官员不再干这个工作了，就应该回原籍；还可以疏解一些政府及相关机构，并不一定集中在北京。然而，“北京从来没有公布过人口分布结构。对于非市场因素形成的人口增长，没有很好的控制。”袁崇法说，若这部分人得到控制，相应的服务需求以及带来的市场形成的人口增长压力也会减小。
对于城市“以业控人”的思路，袁崇法表示，城市的功能定位应该在存量的基础上完善，不可能是一张白纸重新定。
对于公众关心的居住证制度，袁崇法表示，北京实行居住证是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住证。今后，居住证将作为人口信息登记的载体，并与福利捆绑，和落户挂钩。他认为，福利获取和落户条件只能有一个，就业年限。
袁崇法强调，城市不能去挑人。北京不能只要博士、海归，“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没有一个”。现代城市是一个开放性的各种人才并存的经济中心、就业中心。什么人进入城市应该由市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