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泉光明村
北川香泉光明村
走了那么一大圈的极重灾区，前面的所见更多的是外表漂亮而内心空虚的新城，我渴望见到一个和谐文明的重建新社区。光明村，是灾区唯一一个海外组织从头到尾参与当地重建的例子，参与者是日本的CODE海外灾害援助市民中心。我想看看所谓的日本模式。
离开永昌，我坐上了开往江油方向的车。香泉光明村位于香泉乡至江油的中段，交通仍算方便。
到达该村已近黄昏。多数门户大门紧锁，一个抱小孩的中年妇女告诉我，男人们基本上在外地打工没回，妇女们还在地里。我说是吉春雅道的朋友，她立刻说道：“雅道的朋友，哎呀，欢迎欢迎。你等一会，刘姐马上就从田里回来了。”
他们说的刘姐，叫刘国辉。村里人说她和雅道的关系最好，日本志愿者只要一到香泉，都是她来接待。村民对日本人的印象这么好，这超乎了我的意料。后来，村支书也赶来了，热情地握手，吩咐刘姐好好招待我。一个陌生的探访者，连身份证也没有出示，留守在家的妇女和老人们听说是雅道的朋友竟纷纷邀请我到他们家坐坐。那个时候，全国因日本新上台的首相对钓鱼岛的咄咄逼人而掀起了全国性地抵制日货和仇恨日本人的抗议活动。但在香泉光明村，人们说日本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这晚，只一个人在家的刘大姐安排她布置得最好的闺女房给我入住。
光明村与日本人的情谊，缘于一个人——吉春雅道。2008年四川地震时，他在云南。一层身份是CODE的志愿者，另一层身份则是一个旅游网站的自由撰稿人。5月14日，他从云南赶到了四川。能干什么？他不知道。坐在包来的车上先去了北川，在路上遇见了光明村。第二天，他便召集了七八个日本志愿者给这里的灾民清理建筑垃圾。每天早晨七八点，他们一行8人从成都一环北一段的老沈国际青年旅馆出发，一直到下午七八点回来。早出晚归，他们坚持了差不多半年。那时旅馆的其他住客很是好奇这些白天衣服还是干净的日本人怎么傍晚回来时都粘着泥巴。刘大姐回忆说：“他们日本人干活比我们认真，而且都自带粮食，坚决不在我们这里吃饭，说不想给我们添麻烦。”那时，老沈青年旅馆住着不止日本志愿者，还有一些美国、欧洲来的组织。但能近距离地进入灾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没几个。同一时间住进旅馆的美国组织HAND IN HAND躲在旅馆里闭门造车连写了一个星期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对外来NGO钳制太紧，无法进入极重灾区为由，一周后离开了四川。
进入重建阶段，CODE甚至参与到了村庄的规划。他们请来了四川建筑规划院的设计师设计了日式的木梁框架式结构房，并允诺村民若采纳这种抗震能力更强的房子，他们每户补贴8000元。最后11户采纳了他们的设计方案。客观而言，这样的援助相比于我们对口援助单位财力物力的投入实在是小巫；但你若考虑到这个组织当时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的规模（从2011年的日本福岛地震后增至8人），援助资金是日本普通老百姓捐赠而来，“有心”便足以让人感动。据吉春雅道透露，光明村的援助资金占了他们所有援助项目中的一半，而且是唯一一个派驻官员全程参与的项目，而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海地他们的援助项目只是提供资金和人员交流的形式。
让光明村人记住日本人的不只有他们带来的汗水还有他们带来的快乐。能弹唱100多首中英文歌的吉春雅道和当时老沈青年旅馆的日籍老板娘麻吉从2008年到2011年连续在光明村举办了四年的中日新春歌友会。节目的表演形式是日方志愿者和光明村村民轮流各出一个节目表演。几乎每个光明村的村民都保留着他们的新春歌会的实况影像。刘大姐说：“吉春雅道每次都会弹唱一首相同的歌作为压轴，那就是周华健的《朋友》。”每当吉他想起，全村的人都会泪流满面地跟着一起唱“朋友一生一起走”。刘大姐播放着这些珍贵的回忆，笑着和她的客人介绍“每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全村人最快乐的时候。”
按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交换原理，人类社会的情谊关系缔结在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上，也即国人说的礼尚往来。光明人和日本人的“互助”在2011这一年发展到极致。2011年的3月，日本发生了福岛地震和海啸，远在近万里的光明人同受煎熬，他们第一时间给吉春雅道打了问安的长途电话，并在村里发起了募捐。同年6月，一座600多平的纯日式结构的老人活动中心开始破土动工；2011年9月25日，成立于1995年神户地震的CODE史上投入最大的一比捐助项目——总造价60多万元的“光明村老人活动中心”正式举行了交接仪式。当时CODE的理事长芹田健太郎说：“中日两国自古就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所以光明村老人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虽然今年3月我们也遭灾了，但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完成这个捐建项目，目的是为光明村的老人提供更好更完善的活动场地，真正让这些老人老有所乐，也祝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传承下去。”
香泉光明村2（CODE捐助的老人活动中心）
吉春雅道，一个光明村人眼里日本最好的男人，似乎验证了好人有好报的结果。不惑之年的他在2012年的春天娶到了在四川地震认识的日本姑娘，并得到了他们邀请前来交流的光明村村民彭延国、谢正菊、刘军的见证和祝福。同年的5月，这个曾经的日本流浪汉被提拔为该组织的副理事长，并将于2013年5月升任第一把手。面对职位的提升，他反而有些遗憾：以后就不能常来四川了。
其实，光明村的故事或许对于曾经共同创造了“2008中国志愿者元年”的每一个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更有参考意义。四川地震，不只是各大对口援建单位比财力比速度比质量的大舞台，也是国际国内官方草根NGO比拼的大舞台。如果官方、民间组织搭配得当，本可以创造一个硬件和软件都升级的新社区。让人遗憾地是，在抗震救灾阶段表现异常活跃的民进组织和志愿者组织进入了重建阶段后，说不清道不明绝大部分都集体消失了，导致了“软件”这一块拖了后腿，也导致了双方本来的好印象日减。灾民越来越多地认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志愿者们多是为了逞自己的英雄主义或者满足自己的心理，不真诚；而外来的捐助者和志愿者对于现在的四川人也感到有些失望：当初捐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感觉不到四川人的“感恩之情”。
日本人在光明村的故事给我的启示是：坚持到底，用心沟通，细水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