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徐永光炮轰“以权谋捐”的政府乱象；七月初，他又批评中华慈善总会，呼吁民政部下达政府令，强令慈善总会启动改革；七月中旬，徐永光又在慈善立法讨论会上指责政府借民办非企业(民非)“假私济公”，盛赞一些地方的民非改革“虽违法但必要”。
徐永光的炮轰，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他的观点就是“国退民进”。言下之意，是公权力尽速退出不合理的区域，尽速确立社会公益的主体性。以徐永光及其支持者而言，这些极具现实冲击力的建议是要提供来自民间的“顶层设计”。
作为大陆公益事业最早的一批元老级人物，徐永光对公益体制的弊病了然于胸。而横跨体制内外的基金会经历，也让他熟悉所谓社会建设的真实图景。“社会”的实情如何？徐永光比外人更清楚。“社会”将要往哪里去？徐永光也比局内人更焦虑。只从问题意识的表达上看，徐永光与王振耀、杨团、邓国胜等掌握公益话语权与行动资源的人物，越来越急迫。而在这背后，是公益改革逐渐停滞的事实。即使是被政府支持的“社会建设”领域，格局趋向于功利化，成为权力的延伸，这些都显示社会及公益营造走进了“深水区”。
所谓“深水区”，一方面是权力借助慈善公益募捐，与社会争夺资源；另一方面，则是草根N G O面临生死存亡，公益新秩序迟迟不能到来，反而逐渐困顿不堪。当徐永光看到泛泛地批评“以权谋捐”不能奏效时，就挑明了慈善总会这个靶子，以及民非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慈善总会按照基金会登记，但又完全不按照基金会条例运作。徐永光吁求民政部下达政府令，要求慈善总会回到基金会条例下，这就是徐永光要“破”的地方，就是要造成募捐公平竞争的主体地位；而民非改革则是徐永光要“立”的地方，进而释放民间资源。徐永光用来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扎实的数据统计。这些来自于统计部门的数据，支撑了民间公益及社会资本萎缩的判断。与此相对应，权力做大做强的时候，正逢社会捐赠额连年下滑的危险期，行政权的不正当竞争加重了民间公益的困境，制造了社会营造的难度。
如杨团主持发布的2013年慈善蓝皮书显示，来自大众的小额捐赠继续下滑，企业成为募款竞争的主要对象。一旦政府使用影响力争夺这些稀少的募捐来源，民间公益的困境就愈发逼仄。因此，徐永光的反对，其实是代表整个民间公益界发声。
徐永光高声反对，以及这一反对意见所具备的代表性，象征了公益界某种“心结”的终结。这一“心结”就是官民、政商等各个领域的跨界合作，此前几年一度引领着公益界新思维，但徐永光的反对声，预示着不平等甚至带有剥削性质的跨界合作，濒临能否继续的考验。
悲观地说，即使像他这样广有影响力的人物，也不能期待他的反对意见很快就在公益改革上见到效果，旧秩序将长期存在。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徐永光的反对声预示着公益界的大佬正在主动缩小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心理差距———大佬们发现，如果不能代表行业内最大多数底层机构的利益，他们将无从“依附”。反对也许改变不了公权，却可以改善民间公益内部生态，强化民间公益的共同体。徐永光的反对声同样是一个警示：过去的社会建设，只是用“公益”与“慈善”的定义差别来划分官办与民办的分界线；现在以及将来，必须要用独立性与主体性，来确立各自的范围。即使有跨界合作，也必须以此为基础，否则，失去的将是整个社会领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