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阿富汗喀布尔，一所中学的电脑课。
2003年一次演讲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期待硅谷大佬们放眼国外，敢于把硅谷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带到发展中国家去。”加州新旧大佬纷纷响应号召。最有名的技术慈善家就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他们每年捐出巨额钱款，辅以最先进技术，致力于消除河盲症等疾病，提高非洲、南亚等地农民的收入水平。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技术传播主义，做法近似乌托邦主义。
2011年，金融家鲍勃·金捐出1.5亿美元，成立了斯坦福发展中经济体创新研究中心，旨在通过企业和创新大规模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贾里德·科恩现在运营着智库Google Ideas，他们在合著的新书《新数字时代》中预言，目前世界上还有50亿人没有上网，把这些人带入网络将为全球发展增速。“效率和生产力方面的收获将是深远的。”他们写道。“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多年来那里技术落后，政策不力，影响了增长和进步。”施密特甚至打赌说，到2020年世界每个人都会上网。如果他们关于互联网威力的预言没错，区区几年内，贫穷国家便会实现大发展。
在《富足：未来会比想像中美好》一书中，X大奖基金会主席彼得·迪亚曼迪斯与记者斯蒂芬·科特勒更进一步。他们写道：“人类现在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技术有潜能大幅提高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准。一代人之内，我们将有能力向所有人提供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到的物质和服务……所有人的富足其实触手可及。”因此，硅谷今日出现这么多致力于反贫困的新创公司，其实并不意外，它们还有着在全世界扩张的野心。比如帕洛阿托的Nuru International公司，尽管每年只能得到300万美元“硅谷天使投资”，却在网站上吹嘘说，它对地方领导人的培训和准备模式绝对是“第一个自我支持、自我调节的综合发展模式”，可以在一代人内终结农村偏远地区的极端贫困。
不过，企业家精神和哪怕最先进的科技也只能做到这些。过去200年里，所有技术革新都远不能消除全球贫困。地球仍有过半人口每日生活标准不到4美元，其中24亿人不到2美元。另外，每年仍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本来非常容易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如腹泻和肺炎。这些都不是因为科技落后，有时甚至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父母没有遵循最基本的卫生行为（比如洗手）、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最基本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而专断的移民限制阻止穷人往有更好机会的地方流动。
所以，对不起，iPhone不能改变这一切，哪怕它配了最酷的插件。
美国慈善家热衷创意项目 硅谷大佬能否拯救世界
华而不实的创意
科技巨头们就像早期许多福音传道者一样，对于自己那些小玩意能在最贫穷地方造成的改变过于乐观，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同样拥有丰富的失败经验。在不久前的阿拉伯之春中，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很多学者鼓吹Twitter和Facebook在推翻独裁者、促进民主运动中的作用。美国国务院技术专家阿莱克·罗斯则说，互联网已经成为“21世纪的格瓦拉”。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认为，宽带网络增长10%，就会使中低收入国家的GDP增长提高1.38%.据此理解，这份报告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到处装上了宽带网，就能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
技术进步与全球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甚微，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大部分技术产生于发达世界，是为了解决发达世界的问题。这意味着，只有在物理和制度基础设施强大的地方、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工人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技术。在文盲率很高、腐败和经常断电的国家—比如利比里亚—应用就不广泛。一句话，发达国家的技术基本上无法顺利地转移到贫穷世界。拖拉机在埃塞俄比亚的田野中生锈，农村的上网亭满是灰尘，无人问津—当人们试图用高科技促发展，结果往往如此，事实就是这么可悲。但是，新一波技术论者似乎决心忽视过去的教训，他们给各种新技术、新创意发奖，提供资助，这些项目就像烟花爆竹，在PPT上展示时令人眼花缭乱，一到现实世界就灰飞烟灭。
发电足球（Soccket）就是一个例子，它被《大众机械》称为“杰出创意”。它售价99美元，内置电子元件。踢30分钟的球，发的电可供LED灯管亮三个小时。其中两位发明者—他们发明这玩意时还是哈佛的学生—被哈佛评为该校“2012年度科学家”。在“克林顿全球行动计划”2011年年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这个足球“非常特别……是一种离网解决手段，给我们带来电力，改善生活质量、工作能力、学习能力。”4月份Inc.杂志将制造发电足球的公司评为“25大最创新公司”之一。
发电足球只比普通足球重2盎司，里面却能装上仅靠滚动就能发电的技术元件和电池，的确算是巧思。但是，你买个太阳能灯只要10美元，所以很难想像人们为什么要花10倍的价钱买个发电足球，你得踢半个小时才能有电用，而且照明效果也没那么好。为发电足球制造商工作的艾利森—达尔顿·史密斯在电子邮件中承认：“发电足球是比其他照明手段成本高。”但他争辩说：“足球是地球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这种设备把需求和游戏结合在一起，可以鼓励人们去运动。”
有些创意潜力还没展示出来，便被大肆宣传。旧金山的Samasource就是一例，这个非营利组织接手外包工作—如数据转录和审校，把它们分拆成小段任务，分配给5个国家11个工作中心的女性和贫困年轻人。数字技术让它不仅可以把你的项目发到地球另一端，还可以把看起来非常复杂、技术要求很高的任务分解成简单的片断。去年它获得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皇马俱乐部颁发的奖项，而且它的确可能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模式，但下定论仍言之过早。Samasource官网宣称已向3700多人支付了300多万美元的工资，但是那时它已经筹集到至少1200万美元的捐款，这意味着每筹到4美元，只有1美元用来发工资。该机构市场部负责人帕姆·史密斯说现在管理费与发工资比例为1：1.她还指出，Samasource在提供培训、帮助大学生获得正式职业方面有出色记录。但就目前来说，这仍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创造就业项目。
嗨，每个人都会犯错。使用新技术、新方法，就应该想到会有很多失败。技术企业家已经习惯失败，在一个精彩创意斩获数十亿美元的IPO之前，早有十个糟糕创意做铺垫。但他们这个运作体系有个优点，那就是市场检验，坏创意必然破产—虽然有时是在获得数十亿美元的IPO之后。问题在于，在这个领域，市场检验极为无力。许多创意受到资助，只是因为引起了西方捐赠者和慈善家的兴趣，而不是因为受到非洲消费者的追捧，所以就有了“发电足球”、“玩耍水泵”和“每个孩子一个电脑”。
如何驾驭技术创新
怎样才能驾驭这些技术创新，去粗存菁，让世界上更贫困的地方沾到一点硅谷仙尘呢？在哈佛经济学家迈克尔·莱默的看来，答案就是市场约束和严格检测。克莱默是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他认为技术手段可以大幅改善穷人生活，但是没有足够的支持，市场不会提供合适的创新。而穷人没有购买力，对于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创新，比如疟疾疫苗或者土豆新品种，无法营造出相应的市场需求。所以，克莱默一直致力创造穷人自己无法创造的市场。在跟麻省理工的雷切尔·格林奈斯特共同进行关于疫苗的研究时，他产生了第一个创意。两人发现，发达国家每年在新药研发上投入数十亿美元，但那些置穷人于死地的常见疾病，却普遍受到漠视。援助机构倒是会出钱做相关的基础研究，但往往没有成果。比如美国援助机构投入数百万美元资助疟疾疫苗的研究，却一无所获。克莱默和格林斯奈特认为，这是因为政府模式有问题—它总是先进行资质淘汰，在各方都还没有结果时先决定资助哪些实验室和公司。
而克莱默和格林奈斯特则建议，为何不把资金用来担保疫苗市场的存在？捐助机构不用预先挑选实验室或方法，而只为最终胜出的解决手段买单，就能刺激各个实验室，鼓励尝试不同手段。他们希望，这种“先进市场委托”（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可以鼓励大型药业公司把部分研发力量转向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2009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Alliance）—由许多大型捐赠机构，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慈善基金会组成—接纳了克莱默和格林奈斯特的建议。他们创建一个15亿美元的基金，专门针对一些可以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病菌—如肺炎链球菌—资助相关机构研发出便宜疫苗。在发展中国家，肺炎病原菌疫苗还未研发出来，但GAVI为有意向的疫苗公司提供了市场，并获得了成功，如今该疫苗已经被发放到世界各地。GAVI估计，到2020年，“先进市场委托”方法可使150万儿童免于早夭。世界银行也利用类似机制，推动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小块农田产量的研究。
那么，为何不用这种模式来应对所有问题呢？克莱默说，这是因为有些重要的技术革新是你永远无法预测的。他举记事贴为例—你不能为记事贴设立奖金或者提供市场，因为“在有人把它发明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个。”现在全世界PC和Mac机所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也是这样。在这种机制下，投资者出钱支持有希望的创意，直到它们成熟到一定程度，可以投向市场，大规模铺开。
渐进式改革
技术和创新在改善全球生活质量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令人惊奇的是，管理它们的正确方法不是在自由的硅谷，而是在人们觉得僵硬死板的政府官僚机构中，在华盛顿大区孕育出来。在署长拉吉夫·沙赫的领导下，通常厌恶风险、行事低调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建立了发展创新投资基金（DIV），旨在支持发展方案，并进行检测，看它们是否行之有效。DIV把金钱和人力投入一些以技术促发展的创意。比如说，如果一台廉价手机装上一个插件，就能拯救数百万孩子的生命，结果会怎样呢？
从根本上说，这就是CommCare的主张。这家创业公司刚从DIV得到100万美元的资助，用来实验新插件“m-health”，该项目旨在通过手机把现代医学带入印度农村。2005年，印度政府设立了一个目标，即往印度每个村庄派一位“认证社会健康行动者”—也就是社区卫生工作者—共为75万名。一般来说，这些社区卫生工作者应该是年轻女性，识字，就住在所工作的村庄，但没有或者只受过很少的正式医疗培训。CommCare的想法是使用移动科技把这未受教育的社区卫生工作者群体变成富有知识和经验的医师军团。理论上说，如果社区卫生工作者能及时出现，正确问诊，并给出正确医疗方案，在现实世界的确有很大作用。在印度和坦桑尼亚进行的初步实验表明，这个体系大幅提高了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时效性以及他们对WHO公约的遵守程度。
但是，想想发电足球吧—问题不总是出在缺乏科技创新上。克莱默指出：“科技的确创造了一些重大奇迹，但是设立一个机制，阻止人们把善金投入无意义之事，也非常重要。”所以DIV采取分阶段资助办法，在第二阶段进行严格检验，以保证初步实验能够有效遴选出合适的项目。
可能严格检验的最明显形式就是市场检验。“如果市场需要某种东西，那至少是一种迹象，表明那是一种有用的技术。”克莱默说。“因为有人愿意出钱买它。”以DIV的资助对象之一Solar Sister为例，它设计的太阳能电池可为南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农村地区提供照明和手机充电。该机构服务的目标人群中有四分之三在天黑之后除了木柴和干草，没有其他照明材料。DIV的100万美元资助可以让Solar Sister培训3000名销售人员，推销掉初始库存—31.5万个太阳能灯，如果实现了中期生存，它就能最后找到愿意付钱的客户。
但是，对于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创新来说，市场检验并不起作用，因为这些服务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调查研究来扮演市场回馈的角色，找出哪些项目行之有效，哪些压根儿就是浪费，比如“一个孩子一台电脑”
让我们看看乔治敦大学研究者威廉·杰克和詹姆斯·哈比亚里玛那的创意。他们希望改善肯尼亚的道路安全状况。按照现在的趋势，到2030年，交通事故致死人数会超过疟疾，而该国常见的小巴则是最致命杀手。杰克和哈比亚里玛认为，在车里贴上告示，鼓励乘客在驾驶员开得太快时提出投诉，可以改善这种情形。
DIV的做法不是盲目地把钱投入一个看似可爱的创意，而是出钱进行研究，决定这些创意是否真的有影响，此外，捐助多少也要视创意影响力的大小而定。所以，为了检验这个贴告示的想法是否可行，杰克和哈比亚里玛使用了制造公司检验新药的方法：随机对照实验。2008年初，他们招募了2300名小巴司机，给其中一半人发小额奖金，鼓励他们在车内贴告示。然后他们比较了2007年到2008年的事故率，将有告示与无告示的车辆进行对比。结果令人惊异：这简单的改变使得交通事故伤亡报险索赔率下降了60%，算起来每拯救一条生命，一年只需花7美元。这也意味着，完全低科技的警示能对肯尼亚的道路安全产生极大影响，成本极低。
正是这种严格检验把克莱默的渐进式改革与硅谷一些华而不实的点子区别开来。这些创意可以稍微改善社区医疗、开创太阳能灯市场或让更多小巴司机不冲红灯，虽然不能把贫穷的莱索托变成富裕的卢森堡，却可以拯救不少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