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新谈
自从2008年起，广州市试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已达6年之久，投入7.4亿元，时至今日已购买了165项社工服务，几乎涵盖所有户籍居民。然而如此大手笔却让人颇觉“内虚”。据报道，由于社工难以深入社区，很多市民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属于自己的社工服务。
究其原因，有受访社工认为，社工人手紧缺，有时还要分担街道或居委会的行政工作，故难以深入服务社区居民。我认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够是更为严酷的事实。尤其以服务于社区的社工机构而言，所面临多头管理的现象非常严重。而政府对社工机构的考核往往以政绩为取向，所要求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多有雷同之处，在划拨资源时以标准化方式来划拨，但社区本多样化，公众需求更是不可同一，何来这么多的“标配”？
话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之举本应大为倡之，但在现实当中，往往存在一些扭曲之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名义上虽已转移，但政府部门在背后依然握有管控权，只是做事者换成了社会组织而已。从目前而言，减少行政干预，让民间公益组织(包含社工机构)独立、自主起来，是社会体制改革首需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建设中，管控思维大于服务意识是当下颇值得警惕的倾向。
在政社关系还未明晰的当下，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应是“伙伴关系”，应是平等、协商的关系，而不是“雇主伙计关系”。政府要相信社会组织有能力以自身服务来反哺社会发展能力不足，而不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仅是政府单方面做出的措施，更要打破这种“政府只顾花钱购买服务”的刻板局面，要允许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影响公共领域方面推动行政治理模式转变。而后，社会组织不仅要影响政府执政能力，还要影响大众，联结大众。
社区本来就是自治的载体，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公民在社区事务上发声，有赖于社区自治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有了社区自治后自然会产生社区自组织，社区内自组织的公益行动使社区内的人们聚拢，让共同议题激发人们的表达，将日益脱离政治生活的“陌生人”，变成相互协商的“熟人共同体”。有了社区自治，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公民互动机制。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就能在社区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主动权。
唯有在真正的“放权”互动过程中，各方的力量才能都得到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