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王江松，男，1963年生人，哲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著有《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悲剧哲学的诞生从悲剧角度透视尼采哲学的尝试》、《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人性与个性》、《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西方社会结构的历史走向》、《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劳动哲学》，发表论文90余篇。近年来致力于劳动问题研究，在国内开创了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学两门新学科。承担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一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劳资关系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当中是一个最核心的部分。从历史上说，劳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或将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混乱无序且显失公正的阶段；基本公正且较为稳定有序的阶段；高度稳定有序或者说和谐的阶段(这是一个迄今尚未达到的理想)。
劳资关系需要从哲学层面解读
我国劳资关系尚缺顶层设计，还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顶层设计应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中国劳资关系设计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什么？有人说以官方意识形态做基础就可以了。我想说的是，官方意识形态也许可以表达劳资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的层面，却难以表达双方的特殊利益要求，因此双方都需要寻找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现在劳动者方面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只是干巴巴地拿国家意识形态来替自己说话，比如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离工人的实际越来越远，不能有效地针对和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资方明确拥有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论资源，可以说是有的放矢并获得强势话语权的。
如果说资方有自己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代言人的话，为什么劳方不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代言人？因为我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作多年，我一直想拿哲学资源为劳动者说话，从2002年开始我就想做，但一直没有找到切入点。直到2007年我才找到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就是建立劳动哲学，我以此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成果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就是想为中国劳资关系的发展，为劳动者权利的维护，为中国即将兴起的劳工运动，做一些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面对劳工运动，你是采取对抗的措施，动用社会资源把它压制住，还是加以疏导，把劳工运动引向民主、法治的轨道，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能不能让中国的劳工运动也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我认为劳资关系和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思想理论，甚至需要一种哲学层面的东西。我下面要讲的是劳资博弈的三种基本模式，这三种模式，既可以用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语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来讲，也可以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
欧洲早期劳资关系的模式是零和博弈，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资本主义最初有很多野蛮、血腥的东西，对劳工权益根本谈不上保护。这样三五年可以，三五十年工人阶级就受不了了，于是发生了无产阶级的绝地反击，巴黎公社标志暴力革命达到一个高潮。我把这种对抗性的劳资冲突定义为负和博弈，结果是负数，长期斗下去必定同归于尽。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负和博弈还没有破解的办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有破解的方法了。我觉得这是由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它们要求最基本的社会合作，不能完全是成王败寇，赢家通吃。就是说，社会博弈应该走向一种正和博弈，也就是双赢的状态。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大不一样，它建立在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追求科学技术、生产力和利润的长期发展，因此它的统治模式就变得理性化了。相对而言，资产阶级最会算账，最善于追求自身利益的长期而不是短期最大化。
于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让步了。让步有几个表现：第一是实行结社权和普选权，让工人有组成工会以及成立政党的权利；第二是经济上的让步，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建立，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工资的提高；第三是劳动保险、社会保障的建立、普及和完善。
再后来工人阶级的政党跟资产阶级的政党轮流执政了。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就是这样放弃了零和博弈、负和博弈，走向了正和博弈。相应地，也出现了指导整个西方劳资博弈的各种理论资源。
马克思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认为找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个理论是适合当时无产阶级造反和革命需要的。对于这样一种博弈的历史功劳不可抹煞，因为无产阶级有这个自卫反击的历史权利，客观上对于制止无度的剥削和无底线的下沉，是有历史功劳的。当然，暴力革命本身很难创造出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其关键的作用主要是给资产阶级一种明确的、强有力的警告和抵抗。
我当然是希望采用正和博弈。西方国家已经通过实践证明了这一博弈的进步性和有效性，我们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可以学习和借鉴，避免负和博弈，缩短零和博弈，尽快进入到一个正和博弈的通道。
中国劳资关系基本框架亟待搭建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国目前的劳资是怎么博弈的？基本上还处在零和博弈阶段，搞得不好还有可能进入负和博弈阶段。
工人目前有哪些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呢？第一是忍受，当然是不可取的。第二是用脚投票，但天下乌鸦一般黑，你离开这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因而是无效的。第三是暴力报复、自杀自残等极端行为，这是应当努力避免的。第四种是自发罢工，具有对抗性、无程序和不可控的特征。第五种是有组织的罢工和劳资集体谈判。罢工也可以说是劳资集体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有罢工权，但是这个罢工不是随意采取的，而是在资方不答应劳方合理要求的情况下采取的最后威慑手段。罢工也不是工会领导人说了算的，而是需要工会会员投票的。这些都是理性地、有程序地进行的，因此也是可预期的和可控的。相对前四种方式而言，第五种负面效果最小而正面效果最大，最符合劳资政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而是最应当提倡的一种方式。
作为思想理论资源，我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有所吸收，但主要采取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主体理论框架。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西方又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被西方工人阶级普遍接受了。社会主义有高调的如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其实践效果公认是不好的；也有低调的如社会民主主义，其实践效果是比较好的。从历史渊源来看，社会的词根就是社团，社会主义的核心含义就是团结互助和公平正义精神。一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有这种团结互助和公平正义精神吗？社会民主主义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含义，它不是要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把资产阶级全部消灭掉，把市场经济消灭掉，而是要在民主、法制的框架里，与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进行和平、理性、民主的博弈，逐步地实现团结互助和公平正义。
政府在建立劳资关系基本制度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如果政府本身失去公正的立场，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政府应该是公正的，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为此，当务之急是要完成罢工立法和劳资集体谈判立法，让劳资双方在法律的规制下进行平等、自治的博弈和谈判。
劳动文化、工人文化发展很重要
关于劳资关系的顶层设计，我的基本结论是应该依法建立一个劳资双方自治的、和平的、理性的劳资谈判制度，建立常规性、制度化的解决经常发生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的机制。在这个机制当中，劳资双方是第一主体，政府不能作为主体，政府只能作为最后的协调者和仲裁者出现。劳资双方自己在法律所赋予的手段范围内进行博弈，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达成自主的解决，这样政府就不用出手了。只有谈判破裂了，政府才出面。
我们怎样才能够建立一种正常的劳资博弈的平台和机制？我想同时应该向劳方资方政府和整个社会喊话，在全社会形成基本的共识。这里我重点讲一讲劳工意识和劳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目前，劳动者失语的状态太严重了。工人在学术殿堂里头没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而大众文化都让资本控制了。劳动者现在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而劳动者没有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比如，要建立一个劳资集体谈判的制度平台，第一个条件是工人的自组织。工人们怎么组织起来呢？要知道个体行为经常是分散的、无序的和非理性的，因此培育和发展工人的文化就是极为重要的。我非常惊喜地看到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居然搞了两届打工春晚了，搞了三届劳动文化艺术节了，今年又发起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新工人杯”文化艺术大赛，涉及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工人文化发展过程就是工人自我认同和自组织的过程。
工人文化的发展依靠什么呢？归根到底是依靠工人本身，依靠工人自己的觉悟。劳工文化的发展，主体首先是工人，第二是工会和劳工N G O，第三是知识分子，当然还有第四是国家层面提供的法律保护和公共政策。这样几种力量合起来，才会出现劳工文化，才会在整个社会形成尊重劳动的文化价值观念。
工会这个体制一时半刻是改不了的，因此很难满足工人(特别是被称之为农民工的80、90后新工人)急迫的精神文化需要，这就给劳工N G O的发展一个很大的空间。劳工N G O现在注册起来非常困难。我觉得政府的眼光要远一点，让它们合法注册，就像我曾经和20位著名学者联名给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所建议的，干脆将劳工N G O依法加以管理，通过人大专门对劳工N G O的工作范围、权限、责任、经费来源等等公开规定清楚，让它们知道可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必须要让它们存在和发展呢？关键的问题是在现有工会的维权服务和工人的维权需要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工会一时半刻是满足不了的，这就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N G O作为社会组织介入，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工人找到一个可以信任和加以倾诉的地方，一个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走极端。我走访了一些伤残工人，他们当时就想死，或者想报复，这时候劳工N G O的介入、安慰和指导就是非常重要、弥足珍贵的。
(本文为嘉宾2013年6月30日演讲稿，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