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在北京有幸参与了三次民非组织的注册。其实在中国，注册环保组织，无论是注册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其实可能都不难。难的是要注册者得具备三种才能，一是基本了解中国的政府体系架构，二是有勤磨苦缠的决心，三是随时随地放下自我，顺从对方。过程其实都不是我亲自去奔走的，更多的只是在旁边围观，有的围观的深入一些，从场外涉足场内，于是就有了入戏进城之感。想来时间也已经过去很久，而年岁又在疯狂地增长下去，因此，赶紧记录下来，以供后来者的垂笑。
2014年3月6日，估计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在自家网站上挂出了一个声明，声明说，“自2013年11月起，本机构未使用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名义开展过任何活动，以后也不会再使用‘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名义开展任何活动。2013年11月以后，任何打着‘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名义开展的活动，均与本机构无关。从2013年11月起，本机构所有对外文件，统一使用‘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的名义”。
这个声明让我想起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一些往事。当然，我至今也一直没弄明白搞清楚，“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为什么在北京民政那里，就不能成为正式的机构名字。
2006年，我琢磨了一个念念不忘的概念，叫“自然大学”。2007年3月份，“自然大学乐水行”开始举办公众活动。在这之后，“自然大学”作为一个项目，与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等环保组织，都有过合作。似乎是2008年5月份，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北京的慈善公益人士张世友先生。当时，张世友先生正在帮助北京电力公司做一些电磁科普方面的工作。一直想做一个网站，来承载电磁辐射及公众环保科普方面的一些内容。承蒙张世友先生不弃，他多次邀请我帮助这个网站起个名字。
中间想到了好多名字，现在记得比较鲜明的一个，是叫“触电网”——意思是想让大家都来了解一下电和辐射的知识，然后让知识像过电一样流遍全身。当然，张世友先生没有表示同意，“留中不发”。于是我就坐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继续胡思乱想。2009年2月份的一天，《中国图书商报》编辑约我写一篇达尔文先生诞辰200周年之类的纪念文章。我写了之后，坐在300路公交车上，突然想到，达尔文所代表的，是一种普通公民的博物学精神，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主动求知的精神。于是，为什么不把这个网站，取名叫“达尔问”呢？
当然，受“自然大学”的影响和暗示，我私心里，又想把这个网站，往自然知识求知、环保问题求知方面去靠一靠。于是，当时在达尔问的后面，擅自加了“自然求知社”五个字。合成起来，就是“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想完全了，心里美滋滋的，坐着300路公交车，绕北京的三环，足足转满了四圈，才心满意足地下车回家。中间用短信，把想法向张世友先生作了汇报。
张世友先生对这个名字表示满意。于是，2009年4月11日，一个叫“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网站就上线了。网站下面设“三个中心”，一个叫求知中心，一个叫检测中心，一个叫调查中心。求知中心，大体是运营“自然大学”项目；检测中心，大体是通过独立民间检测，去从电磁辐射的角度入手，去发现公众身边的环境伤害可能性；调查中心，是去调查中国各类型的环境问题。
有了网站做依托，一些公众活动的发布就有了根据地。而有了活动和网站，野心难免就膨胀起来，于是，张世友先生、赫晓霞博士、程景先生、窦丽丽女士等人，就一起协商，是不是可以去注册一个环保组织，来运营这个网站，来承载这些活动。
按照中国民政的相关法律，公众能够举办的“社会组织”，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类叫基金会，一类叫社会团体，一类叫民办非企业。我们当时本能地明白，基金会是给富裕的人做公益准备的，“社会团体”是给权贵和有声望的人退休时或者心有余闲时准备的人生台阶；只有民办非企业，可能能给我们这些不富也不贵、无德又无能、只想做一点小事的人提供一条出路。
当时正好听到一些消息，说北京市朝阳区科委，那一段时间比较开明，愿意开个小窗，给“科技型民非”提供一条出路。当时，京城著名的几大环保组织，像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环友科技、全球环境研究所，都纷纷闻风而去，到北京市朝阳区科委那做了挂靠，领了红头批准文件，然后到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那做了登记，有了正规的民办非企业身份。
于是有人自然就要问了，科委怎么能举办环保组织？其实，环保本来是一个通用的词汇，科学研究也是一个通用的词汇，两个通用词汇之间的交集，就是“环保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官方可做，企业可做，当然民间也可做。民办科学研究机构不像民办教育机构、民办医疗机构，需要大把的银子作为启动资金，科学研究、文化传播，靠的是头脑和身体，注册成本，1万元可以，3万元可以，5万元可以，10万元可以；当然，100万元1000万元也可以。
张世友先生很慷慨，他拿出1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注册需要“办公场所”，而且必须在朝阳区范围内，他又拿出他在朝阳区某个小区的住宅房产权，写了证明说愿意免费提供给“达尔问”使用。于是，窦丽丽女士带着向科委申报的相关文件，开始了注册之路。
但核定名称时，问题就出现了。有人说，民间人士当然可以随便给自己的机构取名，但实际上，按照相关规定，民间人士不能擅自“结社”，因此，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肯定不行。选择的范围也有，要么叫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要么叫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中心。我们几个人在短信里嘀咕了一下，决定用“研究所”。于是，科委就批准了我们的申请，给了一份批准的红头文件。正常的情况下，拿着这个文件，配齐其他的相关文件，到民政去登记，在法定工作日内，就可以领证了。
但我们的申请材料从2009年5月份报到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之后，迟迟没有回复。有消息说这一年是建国六十周年，一些部门不想在国庆节之后，批准任何新的组织。但按照《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又必须在60个工作日内，给我们答复，只要没有正当的理由，就必须批准我们的申请。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的社团办主任和一个工作人员，有一天要求到“办公场所”看一下是否属实。她们来了之后，马上慧眼识破这是一间住宅，用作办公未尝不可，但显然有可能是“虚假办公”。但她们并没有这个方面有过多的纠缠，而是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说，你们的申请书存在问题。
问题很简单，她们说，你们既然是研究所，那么你们的举办人就必须有“研究能力”，而你们申报上来的材料，法人代表兼理事长张世友先生的学历水平不到本科，研究能力不好证实。因此，建议你们重新申报。
于是我们顺从了。于是，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以“举办人申请退回”的方式，让我们重新组织材料。这样，民政局成功地避免了必须在国庆节前答复我们的风险。我们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更换“有学历”的人当法人代表的讨论。
赫晓霞博士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出来的，无论如何，可以证明她的“研究能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于是，由七个人组成的达尔问“理事会”决定，由赫晓霞博士担任法人代表，张世友先生担任理事长，张世友先生的夫人担任副理事长。这样，窦丽丽女士重新修改了相关的文件，“理事们”在各类文件上重新签字画押，重新到科委申请挂靠。重新拿到红头文件后，重新到民政局去申报。这时候，已经是2009年9月份了。
2009年11月12日，北京下起了大雪。我正在北京朝阳公园边，和一些朋友打雪仗。窦丽丽女士打电话来，说，接到民政的电话，民政的批准书拿到了。我们有身份了。她到民政拿了“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发现上面的批准日期，是11月5日，于是我们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天蝎座的环保组织”。
民政批准下来了，还有好多环节要做，刻公章，办税务，都很顺利，但开银行开户时，遇到了一些关卡。北京的银行，开的对公账号，多半是巨额的资金，对我们这个注册资金只
有10万元的“公益组织”，一直看不上眼。没办法，张世友先生托了他的一些朋友，在朝阳区的一家农业银行了，落下了户头。这样，我参与的第一家民非注册，才算真正成型。
但网站上和平时的活动中，对社会传播的“单位名称”，一直都是叫“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算是一种信念或者说“艺名”。当然，“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也是用的，但那一般只用在签订协议之类的法律文件时，相对用得比较隐秘。按照本章开头的所述，“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这个名称用到2013年11月份，才算寿终正寝，完成了他“非正式用法”的生命征程。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启用这个名字，想起这个名字。包括我自己。
如果算到2014年3月6日的公告发布，如果我把这一天当成它正式消亡的纪念日，那么，从2009年2月份起，“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这八个字，在世界上存活了五周年，外加多那么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