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并提出初中毕业后一半学生向职业教育分流的目标，以期调整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产业转型提供技术人才支持。
然而，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参加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发布的研究报告却显示，不断扩大的中等职业教育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2114万中职学生平均辍学率10.7%，西部61%的学生在中职毕业前离开学校。入学一年后，中职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大幅度退步；相较同等水平的普高学生，中职学生所谓的专业技能也无实质性的优势。中国政府对中职教育的大规模投入正在打水漂。
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症结究竟何在？中职教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教育科学院研究员欧阳河近日接受财新记者专访，就中职教育发展给出学界的答案。
财新记者：你怎么看REAP的研究结果？你对中国中职教育的整体判断是怎么样的？
欧阳河：我觉得REAP的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虽然中国也有一些办得比较好的中职学校，但中国的中职教育现阶段确实面临四大问题：
其一是教能过剩。招生难的背后是大量学校培养能力过剩。在“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的驱动下，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举措，学校也把招生任务摊派给教职工，每人一定要招生多少人，完不成任务的教师甚至不能续聘。招一个学生发给劳务费400到1000多元，许多学校仍然以难以为继。有个老师到一所初中去招生，门卫拦住说，学校有规定，捡破烂的和中职学校招生的不准入内，老师感到几乎颜面扫地。
其二是质量难保。由于相当长时间以来，发展规模压倒了提升质量，加上投入长期跟不上规模发展需求，校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许多学生感到在学校学不到东西，学生流失率高其实就是质量不保的反映。
第三是不够公平。为了提高中职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档次，多年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采取建设示范性学校、重点专业、实训基地、技能大赛的办法配置公共财政等资源，与《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的要求、与政府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的承诺相左。这使得学校之间、专业之间的办学条件和水平差别越来越大。中国教育的不公，我看主要不在招生领域，而是学生不得不到三六九等公办学校接受三六九等的公办教育。
最后便是效率不高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找到对口工作。所学难以致用是学习的最大浪费，也是教育最大的浪费。同时，在项目建设中，许多设备设施的低利用率也不是个案。
财新记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继续普及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到高中后再分流，以保证学生掌握基本的阅读、数学、科学认知等素养。你也提到中职教育教能过剩的问题。在你看来，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中等职业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位置？
欧阳河：我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到了做大调整的时候了。从国际经验看，欧盟职业教育结构体系中，中职学生在高中阶段学生人数中的占比超过了50%，但是高职的占比很小。澳大利亚政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取消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中学，把办学的重点放在中学后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北美高职的占比大，但是中职的占比非常低。新加坡也将中职规模控制在30%以内。
我国初中后、高中后都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中职、高职的规模都很大。这样的分流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几乎难见。结构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我认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中国应适时减少中职规模，维持高职的现有规模。
将来的中职教育，主要举办技能、技艺性强的专业和青春性职业的相关专业，如戏剧、运动、艺术、导游、动画设计等。这些人才需要从小训练，高中毕业以后再学就太迟了。或需要高中阶段毕业就从业，年龄大了不适合从事的专业。到底减少多少，怎么减，需要测算和科学论证。
财新记者：现在学界、业界一提到中职改革，就立马会给出“校企结合”的“标准答案”。但校企结合在大多数地方似乎只是走个形式。例如我们在采访中看到，一些学校以定向培养的名义招收学生，第三年顶岗实习时送进企业，实习期结束后学生留厂工作。但这些“合作班”并没有按照工厂要求有特别的课程设置，也没有企业的工程师出现在学校的课堂上。怎样才能真正激发企业的积极性，让企业深入到职业教育的过程中？
欧阳河：我认为企业缺乏合作育人的积极性，问题主要不在企业，而是政府缺位，没有建立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其实，校企合作有办学的问题，有育人的问题，有研发的问题，等等。这些合作项目中，有一些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有一些是应通过政府调节的，如学生实习，属于人才培养工作，是教育事业，是公共服务，而法律并没有规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学生在校学习，政府提供了服务，并支付了成本。但是，学生到企业实习，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和学校都没有支付成本，企业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因此，国家建立校企合作育人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支付学生实习的部分成本是当务之急。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中职教育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真正让农村学生受益？”
欧阳河：我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缩小中职教育规模，减少过剩教能，在此基础上增加投入，加强学校内涵建设，使职业教育供给规模与技能型人才的就业需求规模大体相当，职业教育吸引力与普通教育大体相当。
二是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纳入公共政策体系。就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那样，建立企业参与育人的成本补偿机制，使企业乐意与学校合作育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建立起世界一流的产业工人培养制度。
三是完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与监控制度，确保学生能够学到东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如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难以保障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建立了教育质量监督和保障机制。如英国，1992年通过立法将教育标准局从教育部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政府对全国教育质量进行监测的机构，直接对议会负责，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和权威性。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立之日，也许就是学生流失率减少之时。
四是调整公共财政政策，均等配置职业教育公共资源，使规划纲要提出的“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成”为现实。2002年国务院就做出决定，省市自治区政府制定生均经费标准，按生均经费拨款，这是一项均等配置职业教育公共资源的好的举措，但是，至今还有10多个省没有执行，仍然按照项目、重点、骨干等申报审批的方式配置，就挤占了面广量大的农村职业学校应得的公共资源。
五是深化政校分开，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提高职业教育投入产出的效率。打破利益格局，动真格地去行政化，将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职业教育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六是统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其实是一个历史范筹，随着城镇化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就会逐步消亡。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就没有什么农村职业教育，只有农业职业教育了。中职教育和义务教育不同，受教育者已经具备到城市去上学的能力，不必就近入学。因此，不必再规定每一个县要办多少所、多大规模的职业学校，这样反而阻碍农村的孩子接受更好的职业教育，而是打破城乡界限，以省和地级市为单位布局职业教育，办在城市的职业院校，也要为农村服务。
记者点评：在人们的印象中，职高、中专早已是被正规教育“淘汰”的“问题学生”集散地。在没有质量监控体系、没有校企结合教学模式的情况下，盲目向农村学生、城市流动儿童扩大职业教育，反而造就更严重的教育不公。这样的职业教育，根本无法为弱势家庭学生提供足够的阶层流动的动力，更无法支持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国的中职教育亟需改革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