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回应与对话，那么对于欧先生，我就用第二人称写。
整场讨论，我始终明确了一点，这次批评，对事，不对人。但看到您的回应，认为我一条和朋友互动的无关微博是为了给碧山“泼粪”，认为我批评英文PPT“怕是触动了哈佛女博士的特权了”，乃至您认为我“心里区隔过大”——类似的诛心之论，不仅莫须有，并且仍然是对人，不对事的。
“星星” vs. “路灯”，是在说审美区隔。并且，从微博到豆瓣，从始至终，我一直说得很清楚，要看星星的是“外来知识分子”，并没有特指你们。不过，我也给出了媒体对您的采访，认为村民想要路灯，是“面子工程”，这话，却的确是您说出来的——“面子工程”，在我国当下语境里，有什么样的隐含语义？将村民对路灯的整场渴求，说成是对面子工程的追求，是否是想当然的？
Moleskine说的是身份标识（status symbol），status symbol和通俗语义里的“炫富，完全是两个概念。对身份标识的拥有与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边界的方式。当然，这或许是一种学术话语与理解，造成误解，十分正常。
碧山书局和南京的先锋书店十分相似——碧山书局里，有一整面书柜的钱穆先生全集、有108元的牛皮笔记本、雨棚上写的是法文的“先锋书店”(librairie avant-garde）等等，说它的审美趣味是精英的，不知您异见在哪？实话说，我在碧山两天，没有看到一个村里人来祠堂改建的书局---但我在豆瓣和友邻交流时，也说得很清楚，两天的观察，样本量太小，所以我也从来没拿那说事儿。
说您用英文PPT（并且PPT里全是大词，那些词，翻译成中文也是“大词”）、说您提到各种西文典故，是在说整套话语知识、品味和趣味的区隔——针对的仍然是碧山计划的话语，而非您个人。您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和心路历程，外人无权评判。不过，既然是讨论碧山计划，那我就多说一句建议：您在演讲和回应文章中，不断提新西兰、美国、日本等地的经验，这固然是您的观察和体验，但是，听者读者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是，这些经验能否被用于中国的乡村建设？您在演讲中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为了理解中国的乡村与乡村建设，我去了美国伊萨卡……”，这是否是理解中国乡村的好办法？就好像有人说我，爱用西方理论套用中国——这是我学术训练带来的局限，对方说的很对，我也虚心接受，那么，同样的，既然是建设中国乡村，这些海外经验，多大程度上适用，应该被怎么拿来用，如何避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你们作为实践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
说星星vs.路灯、说Moleskine、说碧山书局的审美趣味、说英文PPT与西文典故，这些，都是在说碧山计划的话语里（而不是您个人）存在的“区隔”。我的文章，本就是一篇讲文化再生产的文章，虽然不是一篇论文，但的确是立足于学术话语的。豆瓣上有评论说我爱用大词，我认为说得十分有理，虚心接受——我的文章，的确是在借用布迪厄谈区隔与文化。如果您要是非认为，谈点布迪厄的区隔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煽动仇恨戳人G点——不说这其中诛心得可怕，这也逼得我只能非常无礼地回应一句：多读点书好嘛……
下面再来说一些我认为您并未回应的问题：
你们看不惯西递宏村的发展模式、反对碧山村民自己想要的“高档化”（Gentrification），认为如果这样搞，就没有农村该有的样子——那请问，农村该有什么样子？凭什么是你们决定农村该有什么样子？你们看不惯西递宏村村民“在村口拉生意”，可是猪栏酒吧也是搞盈利性经营——都是生意，都是生活，为什么要被赋予情怀与价值秩序上的差异，这其中，你们的逻辑如何自洽？
甚至，说开去，您说我是空降碧山——其实追根溯源，你们和我一样，不也是空降碧山吗？ 你们真的和民国几位先生一样，尝试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吗（不是有人来做个客就叫“融入”），真的搞的是以村民、而非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乡建吗？ 既然是要搞乡村“共同体”，那么如何平衡计划话语中的精英主义倾向与文化区隔？共同体，究竟是谁的“共同体”？
说开去，和村委会座谈，村委会对于碧山发展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是一个“休闲文化旅游度假村”——村委会对于您、对于左靖先生的态度也很明确，是“城里来的老师，帮助打造我们的文化产业”。村委会也坦言，村民有的意见很大，也有不少来反映过问题。您的碧山计划，和村委会的发展目标不同，和村民的诉求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复听到了您说要“远离资本远离基层政府远离NGO”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情怀，然而我却并不知道，靠着这种“远离”与情怀，在中国当下的模式下、在碧山的具体情境中，共同体如何能平衡好乡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的关系，成为真正包容（inclusive）的“乡村共同体”，而不是外来知识分子小团体？
您说有和村民的沟通座谈，这我不否认——然而那天的座谈中，也有人提问了，参加座谈的“村民代表”，就是不多的一些老年男性。在后续的Q&A中也说到，“老年男性”常被看成是村民中的“智者”。那么不说别的、不说“智者”和“非智者”的划分，就说在这里，女性村民，也是在你们的沟通座谈中缺位和失语的——那么，还是回到我的那个问题，当我们从性别的角度看，这个乡村共同体，又是谁的共同体？
对于您对我个人的质疑和攻击，回应如下：
您看不惯我“深情”回忆与反思自己的精英教育经历，这没问题，就和我看不惯碧山计划话语里的精英主义一样。可您一面单向地，甚至是恶意地曲解我的用心，一面大呼“我恶毒揣测您”作委屈状，那么，我还是那句话，您如何自洽？还是，这仍然是和看不惯村民拉生意但又赞美知识精英下乡经营一样，搞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招数？
你说我一条转发朋友的微博，转发是为了给你们“泼粪”——对此，我真的不知该说什么，或许只能大笑三声——我这边已经准备从网络辩论中翻篇儿了，和自己生活中的好友微博正常互动，压根就没提到你们，你们也要上赶子来自己对号入座——且不说这行为本身就是您自己批判跳脚的“刻意曲解别人用作靶子以满足自己的私心”。，就说你们，真的，能不能，别这么玻璃心且擅长脑补啊。要知道，这个世界、别人的生活，真的不是时时刻刻都围着你们转的好嘛……您（至少对我）还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事实上，我文章里批评的知识精英的自我满足、自我膨胀、自我拔高的优越感，很多就来自一种觉得别人啥事儿都是针对揣测你、欺负你、误解你的“莫名自矜”（self-important)。
现在，再来说两点澄清：
一、您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和一位方姓村民交流——我不知您从哪里得到了这个信息。我从未在任何文章里公开被访谈者的可识别信息。和我交流的村民不姓方（或者说，我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他真名儿到底姓不姓方）——所以，对您还是那句话，既然说到别人“曲解自己”时情绪激动，那自己也就少脑补一些。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这种对个人访谈对象的私人可识别信息，想想也知道，我怎么可能随便公开。
二、我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和南大暑期班无关。对于南大暑期班，写文章前，并未料到文章会发酵至此（毕竟我的微博与豆瓣，都是和朋友交流的地方，关注量有限），但这的确也是我顾虑不周。如果对暑期班造成了任何影响，我都表示十分抱歉。对于陆远老师，十分感谢这两周您的费心安排，也感谢去碧山一路帮助照顾。
最后想说，我从来不想以对抗的心态来讨论问题：中国环境的复杂性，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加上不同人不同的视角，得到的观感，看到的东西，自然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一个计划，甲认为好，乙认为不好，这很正常；您认为碧山计划十分有利，我认为其中有值得商榷之处——我把我认为不好、值得商榷的方面和原因讲出来，这也很自然。
不能因为提出批评，就认为别人是居心不良——这是良性沟通的重点。
也有支持您的评论，认为您“做”，就是比“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里我不想趁机标榜自己其实也“做”过什么，我倒是想说，不是所有“做”，都是天然正当绝对正确的。倘若归个谬，难道做得全错，也是正当的“做”吗？“说”和“做”并不天然矛盾，提出批评意见的旁观者，也不是抱着看实践者笑话、说风凉话的心态去的。就好像批评质疑碧山计划，又并非是希望您计划破产、又并非是希望碧山村“倒掉”，对于猪栏酒吧——我也没有断人财路的爱好。您那天也提到了“自我审查”，既然都觉得“自我审查”是问题，那么当别人实践自己的“言论自由”时，不是应该抱着更加理解的态度吗？
还是我前面那句话，既然自己觉得被曲解的委屈，那就也不要去脑补他人的出发点、心态和用意。
在网上写文章，的确发现，我经常被人拿“哈佛女博士”说事儿——我自己写文章批评精英主义时，的确也会说自己在北大和哈佛的教育经历，这倒不是像一些人揣测的那样“为了变相秀优越感”或者“压人”——我想说的恰恰是：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人（甚至如今仍有痕迹），也一直身在精英教育的体系里。不仅北大哈佛，我的小学与中学，都是入学要各种选拔、在某种意义上十分讲精英教育的地方——我不避讳自己的成长经历、不避讳曾也是个精英主义者，所以当我批评精英主义、谈文化与区隔时，我其实也是在回溯与反省自己与自己身处的环境世界，也正恰恰是因为这样，反而不是把“我”和“你”对立居高临下的。
我对精英主义的批判，自然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当然，精英（虽然谁是“精英”本质是非常模糊的）、精英教育、精英主义，并非什么“原罪”——然而，如果在谈“共同体”谈包容（inclusiveness）的同时，用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生成着新的不平等、区隔和排除（exclusion）；如果在谈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时，带有的是一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农村该有的样子”的想象与俯视心态——那这其中的自我矛盾与不自洽，就成了观者批评和质疑的空间。
就说这些，最后祝您在碧山生活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