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碧山共同体的乡建争论，爆发得异常突然。说是“突然”，是因为这个争论发生在碧山乡建的数年之后，它不是欧宁左靖他们首次遭受“质疑”。而且，在这个争论发生的当口，原先的几个乡建模式出现不同程度的式微，只争论碧山乡建而不关照乡建全景，容易闪失。
欧宁等人三年前在碧山举行第一届丰年祭时，就已经遇到过类似的质疑声音。那些声音来自于其他的乡建模式带头人，比如台湾的吴音宁、谢英俊等。这些乡建的参与者所提的意见远远超过了本次的水准，但他们提出意见的方式，是乐见其成，希望多一种乡建模式。
那次采访，同事说的是让我去散散心，属于“自费”参加“艺术圈的活动”，因为南都当时派出去的记者是娱乐部的。全程，包括看丰年祭的表演、诗人与小学生的课堂、在废弃的祠堂里吃自助餐、采访欧宁、听乡建论坛，我都觉得来错地方了。
和村民聊，他们对碧山共同体不知情，大多数不怎么感兴趣。然而，也有感兴趣的，有村里的退休教师给左靖他们送来了手工绘制的村落地图，画到每家每户、山川走向。对于丰年祭的演出，碧山及县城里的人更像是当做赶墟一样，图个热闹，他们很开心。
局外人的角色不止是我这么个闲人。在某种意义上，在碧山活动的欧宁左靖及其“一小撮”朋友可能都是。但是，“局外人”是不是就一定值得批评？我看未必。如果以故乡与否来定义“局外人”，一定是不确的，有多少人是“故乡的陌生人”？又有多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乡建无外乎两种，回到故乡与回到他乡进行的建设。乡建中，重返乡村的无论所学专业职业是什么，其实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认知促成了这些人选择乡建的现场，也决定了他们乡建过程中所遇到的壁垒。有什么样的乡建，就有什么样的障碍。
欧宁左靖在碧山的作为，整理百工、营造酒吧、引进先锋书店、举办艺术沙龙等，遵循的都是艺术家的进路。这个途径值得批判吗？其实也未必。笼统地看，从晏阳初开始，到温铁军、欧宁左靖等等，乡建范围都是术有专攻。这是进入的方式决定的，很难一概而论。
璧山共同体计划，对欧宁左靖他们来说，是艺术、工作与创造的延伸，也可以说是生活方式的的延伸。你让他们向吴音宁那样搞在地抗争，像温铁军那样搞乡村民主尝试，像内地那样搞农产品开发，是不现实的。没有一个现成的乡建模式，每一种都是不完美的。
碧山共同体只是部分地吸收了当地人，或者说在处理与当地人关系时，有以虚幻阐释来营造“共同体”的一面。如果要从社运动员的有效性看，一定不如人意。但批判欧宁左靖仅仅专注于营造“乡建堡垒”时，也应该看到缓慢的成长性，乡建急不得。
讨伐碧山共同体计划，实在太容易了。所有的批判都是在竞争修辞或辞藻上的高低，实际上并无特别贡献。几年看下来，乡建的类型之间，很少有可以沟通的，乡建是一种孤立无援的内向事业。甚至于，我觉得乡建是不需要批判者的一项行动者努力。
乡建人物之种种，在解决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少有成功，不是前者弃绝后者而去，就是后者一骑绝尘。晏阳初的东西最后也还是没留下来，但他的乡建遗产一直被无差别地赞颂与接受——实际上，现时乡建的成败，已经超出了晏阳初的范围。
在本次碧山乡建争议中，有个误解成为导火索，那就是：碧山村有路灯会妨碍看星星。欧宁及其他中立的旁观者已经解释清楚，这是批判者搞错意思了，是强加给欧宁的“靶子”。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被误解与辩解淹没了，其实值得追问：有路灯的碧山一定好吗？
修路灯的资金是一回事，维护保养、电费支出、路线设计……一只路灯所牵涉的东西基本上可以反映基层政权运作的缩影。这是乡建要承受的吗？恐怕未必是。谁又能敢说，看没被路灯掩映的星星、听稻田蛙鸣虫叫，一定只有欧宁左靖这些艺术分子能欣赏、而村民无感？
乡建的计划，到底要与村民的生活保持怎样的距离才是合适的？以落入式微的现有乡建类型，难有答案。或者说，真正的乡建还没有开始。只要乡建仍是知识分子在城市理想与田园牧歌之间可供摇摆的“桥梁”，它就难言发达。什么时候，择定乡村，“知识分子农民”的乡建才算开始吧。
有个对比很明显，说到台湾的乡建都是先谈那个地方如何如何，话题可以就此打住，若再去谈后面营造的那些人，也行；而说到大陆的乡建，都是先列举人如何如何，再去引申到他们在那个地方怎样怎样。乡建中这种被谈论的优先次序，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