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小额资助，是指资金额度偏小的资助，虽没有统一规定，但普遍可认为是5万元以下的资助。以小额资助著称的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lobal Greengrants Fund，以下简称GGF）自1998年开始直接资助中国的民间组织。GGF的平均资助额约为3500美元，合2.1万元左右。目前国内一大批活跃的、较有影响力环保组织，例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安徽绿满江淮、甘肃绿驼铃等在其发展早期阶段都得到过GGF的支持。
然而，国内的基金会却很少采用小额资助的方式，已开展这项工作的基金会也多将其视为“副业”。那么，小额资助到底有何魅力？小额资助管理成本高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小额资助的社会效益如何？在这一期的《资助者说》，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考，为更多的伙伴和基金会提供一个视角。如有不足之处，请海涵和指正。
开始做小额资助始于2012年。我经常在公益机构和各项目点之间奔波，也常常和一些一线公益人接触。他们就会问我，能否支持一下小型的公益活动。邮箱里也时不时会有一些公益伙伴们发过来的、期盼提供小额资助的邮件。
这些项目的特征是：周期短（最短的可能只有一天）；资金量小（有的几百、上千元就可以）；多以带动志愿者参与为主要执行力量。这些小型公益项目让资助者很担忧的一点就是：多为一次性活动，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模棱两可。
但据我的观察，对以推动社会变革和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基金会来说，小额资助仍具有很大价值。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目前每年有大量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对于初创的基金会，小额资助项目可以降低运作风险，并且可以快速累积资助经验。
2013年初，我们看到了一位从广州返乡、进行公益创业的社工做的“驻校社工”方案，即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设立社工站，由学校或老师推荐学生，社工进行个案辅导或小组工作，来降低农民工子弟因长期被人忽视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时这位社工提出的“驻校社工”的公益服务概念在福建地区很新，而且在本地也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借鉴。但通过我们和她一起去农民工子弟学校实地考察，和校领导们会谈，了解到这样的项目与外来务工子弟的需求很契合。但执行人员是否靠谱？这一项目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对于刚刚成立基金会的我们来说都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支持一个社工大半年的行政办公经费（约为3万元左右），看看这个项目的成效到底如何。
一年来，该社工除了在项目执行上兢兢业业，得到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的好评，同时她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发起多方募捐物资活动，吸引媒体来关注民间社工和驻校社工等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2013年底，我们通过对项目的走访、评估后发现该项目值得持续关注，于是决定继续支持该项目并适当调整支持额度。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从原来的1个人发展为3位专职工作人员，并顺利注册了民非组织，目前福建兴业证券基金会也和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2、 大多数小额资助项目具有广泛参与的特点，对于企业基金会来说，可以很好地与搭建志愿者平台相链接。
福州有一家从事盲人服务的志愿者机构，每年会策划一到两次“盲人群体去户外游览、感受大自然”的公益活动。尽管户外体验并不是该机构的核心业务，但对于提升盲人群体的凝聚力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时因为照顾一个盲人就需要一位志愿者，志愿者需求量大。
对于这样的一次性活动，按照惯例基金会是不愿意资助的。但在项目设计环节中，他们增加了社会志愿者参与服务的内容，并且整合了社会其他资源一起来举办这样的盲人户外体验活动，比较符合小额资助中“人人公益”的理念；同时我们也及时把志愿者需求和基金会的企业捐赠方对接，企业员工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不仅体现了个人价值，还对公益、对企业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一位公益伙伴提出，他所在的地区，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对于财务规范都不甚了了，急需在本地挖掘一个有多年财务经验的人，通过学习非营利机构领域的财务知识，来为本土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而目前他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为他提供一笔小额培训和学习经费。
伙伴说尽管现在有不少人才类的资助项目，但均有明确的申请时间限制，往往拖了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申请上。而快速审批、拨款的小额资助，可以让这位财务志愿者马上参与到合适的学习课程中去，并且很快就可以为公益机构服务了。
单个的小额项目的确很难发挥出影响力，但有意识进行的、一大批小额资助就有可能实现更大的价值。然而，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面对数量繁多的申请，怎样才能在有效筛选到“正确”项目的同时，降低行政成本呢？
从我有限的了解中，目前应对这一难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GGF采用的“导师站”。他们在全国几个重点区域，选择在环保领域有丰富经验的、认同GGF理念的人作为导师，负责推荐项目以及对项目进行初筛。这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了GGF项目官员的工作量，大大提高了项目的精准性。另一种方式就是基金会项目官员主动出击寻找合适的项目，不公开接受雪片般的项目申请。
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和挑战。GGF采取的方式对于导师要有充分的信任，而且找寻这样热心且有辨别能力的个人难度比较大，同时他们作为个人，渠道也相对狭窄。第二种方式则效率低，规模小，很多时候只能当做兼职业务。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近年来，随着对非营利组织的注册政策和税务政策逐渐放开，很多省市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催生出了一些为本土公益机构服务的平台型机构，它们大多有整体行业发展观，已经累积了相对较多的经验和资源，汇聚了类型多样的公益组织和义工组织，对于本土公益发展现状以及各机构的发展情况也十分了解。
因此，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目前在江西、安徽和福建等地，支持这类平台型公益机构开展小额支持业务。对基金会来说，充分利用了平台型机构熟悉本土现状以及拥有本土公益网络的优势，既能够更快速、更精准的回应本土小额资助的需求，又降低了行政成本；对于平台型组织来说，本身就肩负着整合资源，提升本土公益组织能力的使命。在试验初期，我们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各合作伙伴商量设置合适的微公益资金池，并鼓励他们根据各地的优势开展不同主题的小额资助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对他们给予信任和放权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除了继续支持平台型组织开展小额资助外，我们还惊喜地看到了它更多的可能性。
2014年，北京农民之子的林炉生终于下定决心返乡进行公益创业，来福建做支持型机构——福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筹）。鉴于他在公益圈的经验和资源，我们当时决定把福建的微公益委托他执行。不过他再次公益创业，机构资金量很少，福建本土各方的资源也还比较少。怎样把微公益有限的资金、最大化地用于福建本土公益机构的发展和整体氛围的改善？怎样通过微公益的平台快速地整合本土多方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这是一个大挑战却也是一个大机遇。
他使用的策略是采用资金配比的方式。一方面微公益的3万元，做了6万元甚至更多的事情；另一方面通过配比模式快速建立了其他社会关系，为这些资源持续进入本土公益行业打下基础，还推动了财务透明和为整体发展发声。这样的小额资助策略，结合了机构初创发展的需求以及本土的公益资源现状，比较好地将机构利益和行业利益整合在一起。
在小额资助的世界里，我相信还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还没看到（或者创造出来）。作为一名项目官员，还得多打开视野和思路，去捕捉和回应现实的需求，努力做到更大胆、更开放、更包容和更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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