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记者：许多NGO办不下来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执照，只好办工商执照，就要交5.5%的营业税，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你估计一下，在草根NGO里面，有多少是以企业身份注册的?
邓国胜：非常难统计，但总体的数量应当不低，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NGO组织，也是注册为企业的。比如著名的北京地球村、红枫妇女热线、惠泽人志愿服务中心等，这说明制度方面还不完善，双重管理体制限制了NGO的发展。
CBN记者：NGO组织的意见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有说法是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的第三类NGO数量特别少，发展特别慢。有人比喻NGO是第三域的兴起，政府是否担心民间运营的NGO的兴起，会削弱政府的某些职能?应该如何推动NGO更快地发展?
邓国胜: 从趋势来看，承担政府职能的NGO势必会越来越多，但是绝对数目仍然比较低。总体而言，当前，NGO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但在某些领域，例如环保、产业政策等领域，环保NGO或行业协会的影响开始显现。
这几年，政府在大力推行政体制改革，但改革力度还不够大。第一是部分政府部门不愿舍弃既得权力和利益，职能难以下放。前一段时间我去某地调研，一位行业协会的领导这样总结现实状况：有权力没责任的职能政府不愿转移，没权力有责任的NGO也不愿接手。第二是NGO本身发展比较弱小，难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民间组织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它机会。政府的大包大揽会挤压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使得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的调研发现，在中国，和国家层面NGO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相比，其实真正对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比较而言，国家层面的法律相对来说比较滞后。
此外，大部分民间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制度化参与渠道，以这次救灾为例，中国扶贫基金会这类民间组织也没有制度化参与渠道，在救灾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像红会、慈善会这样的组织，虽然有制度化参与渠道，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自身能力的挑战，当时媒体上报道了很多四川红会面临的堰塞湖的挑战，包括捐款如何花的问题。
CBN记者：还有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NGO应该是独立的第三部门，和政府交往过于频繁，会不会有损NGO的独立性?趋势是与政府合作还是保持独立性?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什么?汶川捐款，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是不是突出这个矛盾呢?
邓国胜：如果NGO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那当然会有损NGO的独立性。这是一个矛盾。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是。
NGO和政府最好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政府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政府去购买这些服务，同时规范这些组织的发展。而不是政府限制NGO的发展或双方互不往来，这样会造成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对立。我认为一部分NGO应该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服务型NGO，而另一部分，如倡导型NGO则可以更多的保持独立性，另外，NGO的资金来源应该多元化，这一点对于保持独立性很有帮助。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NGO独立性越强，才越有能力和政府合作。
捐款的问题突出了一个体制问题。我们希望在体制内不仅中国红十字会能纳入减灾委，我们还希望有一个民间组织联合会能够纳入减灾委，这样民间组织就会有参与的平台，就会解决参与渠道问题。钱都到了政府那里，会挤压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响募捐机构的公信度，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救灾模式的变化。另外，民间组织确实自身也有很多问题，例如公信度不够，使用效率未必高，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不能因为它能力很低，就不给他机会，如果没有机会，它永远都不会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