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十年前的9月，来自全世界的妇女聚集北京，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全球妇女大会。尽管迎候国际NGO代表的地点被特意放在郊区的怀柔，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但对中国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历程碑。而且，正如经常被提及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妇女活动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激励。
这次盛会对和共产党紧密相连的中国妇联起到了开拓视野的作用。中国妇联一直以团结妇女在党周围为己任，其命运转折总是由男性掌控。大会的影响显而易见：会后有些女性试图推动妇联成为更加富有活力的妇女权益的维护者。也有些人想使得妇联变得更为独立。还有人开始主要在国际资助下，在妇联下面或是创立独立、半独立的组织从事不同以往的倡导和服务活动。
弹指一挥十年，成就斐然值得庆贺。一些热线电话、个人咨询和法律服务中心热忱地为妇女服务，并曝光侵犯她们权益的事件。在过去5年，围绕家庭暴力问题，个人和组织形成了广泛的联盟，利用妇联的官方身份，将研究、讨论、试验和创新活动推进到政府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妇联首次对由妇女活动者选择而非由党主导的运动予以大力支持）。国际联系和交往丰富了国内活动的视角。全国有几所大学已经建立了研究和教授性别课程的中心（这一点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功不可没），这对在知识阶层和意见领袖中推动关于“社会性别”的争论很有帮助。
但这并非主流化的争论。环境活动者已经设法吸引大众媒体的注意力，对公众意识和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当然，是否对后者产生影响未有定论）。在公众层面，存在城乡经济的不平等、沿海与内地及西部地区日益增长的差距问题已经广泛达成共识，围绕这些问题也出现了重大的政策讨论。这些讨论当然也涵盖了下岗职工和农村流动劳动力问题。即使是艾滋病问题，最终也已受到公众关注。但是，性别方面的问题却还没有成为主流。 在很多方面，过去十年对妇女来说并非进步的十年。尽管在女童对基础教育的可及性以及成人妇女的识字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但其他方面的进展却很难确定。 公共卫生服务的崩溃对妇女打击堪巨。她们承担了照顾体弱的家庭成员的主要义务，但自己（特别是老年妇女）却通常在获得的家庭成员医疗支出中排在最后。对妇女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预防保健和筛查服务，在卫生体系全面争夺利润的冲动中受到重创。精神健康服务实际上并不存在，每年大约有15万中国妇女自杀，这在农村21-50岁年龄段的妇女死亡原因中居于首位。
就业趋势并不乐观。妇女在国有部门改制下岗中首当其冲，再就业的机会最小，渐被推向低端服务业市场。因为，尽管服务业长期被经济学家誉为中国创立就业机会的良药，对多数女性求职者来说，这些机会却在现实生活中将自己变为保姆、保洁员、街道清洁工、服务员、洗衣工、老年人护工、店员、卡拉 OK伴唱、缝纫工，还有非正规经济中的性工作者。同时，与男性相比，农村打工妹在出口加工区更受“青睐”。由于手指灵巧，对长时间工作、免费超时加班和糟糕的工作条件的相对较高的耐受力，她们还是工厂流水线装配工的主要来源。年轻一些的姐妹、母亲和祖母留在农村忍受“农业的女性化”——指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要担负更多的农活重活，以便为男方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创造条件。万一他们长期不回乡，妇女还可能被剥夺作为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土地。
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以妇女为目标的小额信贷，企业孵化器或者增收项目使得这些广泛的就业趋势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妇联不是去迎头挑战这些趋势，而自身似乎在附和这些趋势与减轻妇女遭受的打击和痛苦（例如，通过项目为农村妇女提供家政服务培训，或者为流向工厂打工做准备）之间备受困扰。
随着这一曲折的社会转型的推进,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实际上，一些指标表明了相反的变化。政府行政体系中的“天花板”效应阻碍了妇女进入高级职位（极少数除外），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几乎全部由男性担当。在农村，村委选举试验也并未推动女性候选人大量涌现。毫无疑问的一个原因在于，当选女性常常只是被赋予在村民中实施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一个相当负面的情况已众所皆知：在一个重视男性子嗣的社会中实施生育控制会导致出现大量的选择性堕胎问题，因此也产生了不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对这一失衡问题，市场力量有自己的反应：这就是“贩卖人口”。所有的迹象表明，这一“行业”在中国发展很快。 妇女学者、活动者和妇女干部绝对没有忽视这些问题，但它们要么被过多地被割裂开来，要么只是被当做一揽子松散零碎的“妇女问题”的集合来考虑。 问题是通常缺乏一种决心，将分散的问题结合起来，充分揭示问题以及潜在的状况。 同时，还缺乏另一种决心，去坚持这些问题并非唯独属于妇女，而是和整个社会，包括男性息息相关。 国际资助者对这个领域的贡献总体上并不非常成功。当然，几乎每个机构都正式在工作中试图将性别意识“主流化”，或者宣称性别意识主流化是一个突破性的核心，期望将性别视角融入项目干预活动中。这样做当然有它的道理，但也会带来风险，即易于流于纸面文章：每个项目都声称“关注性别”，但很少真的能够付诸实现。
固然，国际对华援助肯定正在逐步撤出中国，但每年仍然有30亿美元从双边或者多边援助机构以及发展银行流入中国。其中，以推动性别平等为目标的项目几乎是微乎其微、廖廖无几。但这也许正好反映出一个事实：过去十年对世界上其他国际和地区的妇女而言，也并不是值得欢呼的十年。
■ （付涛译，原文见《中国发展简报》英文刊2005年7/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