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此次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发生的背景和一般经验过程纳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和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研究，可以看出：此次由金融资本核心区爆发危机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进入到第三阶段——金融资本阶段的表现。其与第一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第二个产业资本扩张阶段，资本主义危机也都有不同的表现。
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之历经的三个不同阶段中，有一条基本规律贯穿始终：在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利益集团）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推动制度变迁，并不断将制度成本向边缘、半边缘国家转嫁；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代价来应对，尽管具体的途径和方式有所不同。
本轮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相关性的基本判断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来迅即演化而成的全球经济危机，若仅从一般现象来看，其原因是泡沫经济的破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其中发达国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70%以上，美国约占其中的50%。因此，从比较长的历史时间来看，它是一个本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为内涵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之内生性、综合性的财政和金融问题——政府依赖的财政体制和政府强权作为信用依据的金融体制，都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运转的核心内容。
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的危机，因此，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本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之所以引发街头政治动乱，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内在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差异显著；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的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十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十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的将近80% (79.09%)，除中国和印度属于发展中国家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地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美国为甚，其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财政绑架金融”，即财政赤字危机借助滥发货币缓解而发生金融危机；此次发达国家则表现为典型的“金融绑架财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尤其是美、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美国增加了20多个百分点，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曾爆发过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仍未摆脱困境，政府债务和外债居高不下，比如苏丹、阿根廷等。
要应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这些政府债务往往与国民福利尤其是构成枣核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利益紧密关联在一起，改革将遇到的国内阻力相当大。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国家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从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可采取的应对手段来看，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这些欧元区国家放弃了货币主权，而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向社会转嫁危机。
也就是说：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就好比经济上的自断骨肱一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欧元区国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无异于双手“壮士断腕”、双腿“自断骨肱”；更不会自觉于制造业大部分移出之后剩下的只不过是中产阶级消费和福利不断扩张的臃肿社会身躯，以及意识形态自我膨胀的上层建筑。
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现有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随着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的内在矛盾——并非是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而是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在选举实践中内在形成政治成本上推机制而客观地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虚拟资本泡沫化危机中发生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则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地位；因此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而美国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尽管其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主要因其客观上仍然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强势政府，必要时可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因此，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客观上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而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
南北债务的同源性：金融资本阶段的符号经济与极化机制
人们大都能理解，80年代爆发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是“发展危机”——发展中国家希望借助外资建立有利于维护自己主权独立的工业基础与经济体系；但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战略约秉下有条件向后发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其不言而喻的“阳谋”是以债务为手段谋取资本收益并控制发展中国家。
据此，所谓债务危机和“发展陷阱”之间存在因果相关，造成发展中国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控制一依附”关系下的发展困局。能够跳出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就意味着摆脱了“控制一依附”关系，也就意味着跳出了“发展陷阱”，尽管势必支付巨大代价。
人们也许很少想到，从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史上进入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个第三阶段的经济运行的本质上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债务具有同源性和同质性——都是资本主义文明进入金融资本历史阶段的、与产业转移同期的金融资本全球化不断扩张而导致的。
所谓二者债务之同源，在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内在矛盾以两次世界大战形式爆发之后，通过向后发国家转移产业而化解，但出现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的“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是后发国家的“负债工业 化”，即后发国家在外资进入形成产业 的同时期对外负债。从资本需求的角度 看，19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 机，根源在于接受西方发展模式之后普 遍遭遇资本极度稀缺而不得不采取对内 对外“亲资本”政策以引入资本，随 即转化为巨额债务；而从资本供给的角度看，恰恰是1970年代初美元成为世界 储备货币而得以大规模增发、推动发展 中国家的资源经济合乎资本主义一般规律地向资本经济“进步”.
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移出，随之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 其经济基础之新矛盾的实质是金融资本促成之虚拟经济愈益泡沫化。其增 量收益虽然愈益依赖对后发国家实体 经济的异化与剥夺，但也更多向虚拟资本经济内生依赖的国家信用规模化急剧扩张演变，遂促使发达国家债务增加。
垄断金融资本的形成与演变
历史地看，以国家强权为信用基础的金融资本，形成于17世纪后期商人利益群体与欧洲君主共同获取巨额利益的战争需求；发展于参与产业资本循环的利润分配；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金融化制度收益的最大获得者，是当前占据霸主地位、主导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核心国家——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资本主义“核心”转移，使美国替代西欧成为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国家，除了军事上无可替代造成的单极政治优势之外，一定程度在于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59%，并且承担战后欧洲和日本重建的投资责任，而形成了以美元作为西方世界的结算货币、最为关键的是因其承诺与黄金的固定汇率而客观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遂以赋予美元“完全垄断”的地位，结束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各国因金融资本扩张而发生的货币战。
至1960年代，随着生产恢复和贸易增长，西方各国的外汇储备急剧上升：而且欧洲区内贸易需求增加形成了难以回流美国的“欧洲美元”，遂驱使美元大量增发以满足流动性和储备需求，但也必然由于黄金供应的刚性短缺而发生美元赤字。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欧美两大利益集团的内在矛盾演进的阶段性后果，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得不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其时，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仅是其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但各国为了避免已有的美元储备缩水，在经历了金融市场的短期震荡之后，接受了虽与黄金脱钩、但却内在地与政治军事强权支撑货币信用的显著地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特殊条件愈益关系密切的“符号美元”继续作为世界货币。
金融绑架政治
这个演变，不仅再次展现了制度变迁对原利益格局的内在性的路径依赖；而且此后，不再拘于和黄金的固定兑换率的美元货币得以加快增发，赤字和债务消费与金融资本泡沫更加信马由缰，并在缩短金融危机发生周期的同时更加强调维护其获利方式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而这，也是金融资本内在地具有寄生性的规律不可逆的明证——金融资本不再以参与产业资本循环为主要获利方式，而是逐渐异化于产业资本并成为当代的“核心”利益集团。
1973—1985年，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分析，1996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70.6%。
金融独大的结果是金融绑架政治，超额利润推动着金融资本与政府权力结盟。随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维护符号美元强势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此而始；因内含军事霸权而成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之后达到的高级阶段亦由此而始——资本主义在中期阶段列强争夺产业资本利益的战争，转化为进入高级阶段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保卫美元、争夺金融资本全球化之中的超经济利益的战争。无论中东的石油，还是东亚的经济高增长，客观上都扮演了不断扩大金融资本“蓄水池”的角色。
“核心”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与自由贸易需要推进的“制度转轨”。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霸权算作“硬件”的话，那么在西方确实具有客观需求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及其对外的意识形态化输出，辅助着资本输出国解除发展中国家对全球资本化的防护，则是其金融资本霸权大行其道的“软件”。
这一切，客观上还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内在体现国家犯罪合法性的西方政治制度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延续。
迄今为止的450年里，每次大危机都体现这种延续着的制度成本转嫁，“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
应重视中国近代接受西方危机转嫁的历史教训
本文作者早于1996年就发文指出全球过剩金融资本催生的泡沫终将崩溃的规律。在十几年的思考和调查中认识到：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过度竞争阶段的寄生性导致的内在矛盾，总之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都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例如，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及社会灾变、民众被难，主要之诱因在于被那个依托强权的货币霸权国家转嫁了制度成本。又如，爆发于2011年初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街头政治凸现多米诺效应，但起因却仍是西方主导国家转嫁本源于自身金融资本危机而连年大量增发货币和国债制造了全球通胀危机，粮价和原料价格陡涨使经济水平低、失业率高又必须进口粮食或一般制成品的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生活无以为继…一
同理，中国人近代史上接受西方危机转嫁的历史教训更值得今人重新予以重视：早在20世纪欧美爆发资本主义大危机的1934和1935年，银本位币制下的中国就因美国单方面抬高白银价格和日本在华势力恶意收购而发生国’内白银外流、信用萎缩，导致有“黄金10年”之称的工商企业发展深受挫折；当局不得不于1936年厉行金融改革取消银本位，但“法币”脚根末稳即因应对日本侵华战争而难以遏制地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更无力遏止经济危机打击下的社会动荡！遂使民国“经济先亡”……
此后无论主观如何，中国人恰因在1950—1980年代客观上处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去金融化”阶段，才有效规避了一般发展中经济体都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得以在1960年起发生“去依附”条件下完成了国家工业化。
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挑战要有“三个坚持”
综上所述，本文希望从三个方面坚持中国这种超大型大陆国家的经济主权独立，作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经济危机挑战的国家战略。
一是坚持近年来初见成效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方针，其中关键是夯实而非破坏乡土中国作为应对危机的“劳动力池”基础，进一步统筹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开发的国家长期投资，继续创新和完善虚拟资本服务于实质经济的国内政策；二是坚持对市场的动态监控，随时打击和曝光囤积居奇炒作物价牟取暴利的投机资本，适时调控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和粮食进出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三是坚持国家经济核心主权，做好政策准备，必要时改变与西方主要货币的联系汇率制，让人民币根据国内需求独立运作。
这三个坚持组合起来，似可阻击正在汹涌而来的输入型恶性通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