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希望通过我们的刊物，能够给读者介绍一些与公民社会或者非政府组织发展相关、但在国内不易看到的英文或者港台出版的图书，其中一些是对中国有所研究的外国学者的专著或者则完全是国际的经验。去年我们就曾经邀请全球绿色基金的温波介绍了夏竹丽的《毛泽东对自然的征战》一书（2003年春季刊），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富有经验，从生态环境角度记录了建国以来各场政治运动对社会、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影响。这一次，我们推介的是普特南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并邀请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熊跃根副教授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保龄球曾是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据调查，至少有8000万美国人在1993年打过保龄球，这个数字要比在1994年参加国会选举的投票人数多了 1/3。从1980年到1993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群增长了10%，可是，保龄球协会的成员却下降了40%——当保龄球协会的老板们为了利润的流失（因为协会成员的啤酒和比萨饼的消费量是独自打球者的三倍）抱怨不已的时候，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D. Putnam)却开始思考人们为什么放弃了集体活动，开始喜欢“独自打保龄”？他认为这种行为模式引发的社会效应显而易见：娱乐过程中的社交减少了，思想观点的交流淡化了，团队精神没有了，一种社会资本在流失。于是1995年，他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Vol.6, No.1）上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衰落的社会资本”一文，引发了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发展趋势的讨论。在随后的2000年，普特南在此文之基础上，撰写了《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以下简称《独自打保龄》）一书。他依据大量的调查数据，列举了美国公民社会衰落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其危害和原因。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公民组织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基于社区的组织更是五花八门，人们参加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也很高。当然，这是跟美国历来的宗教精神和志愿精神分不开的。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中“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开始，到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写道：“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倾向的美国人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结社，那里不仅有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商业和工业组织,而且有成千种其他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宗旨极为宽泛的和极为狭隘的、成员极为众多的和极为有限的……”——这些基于个人自愿的、有道德基础的社会组合在他看来是美国社会中“最值得重视的”。
曾经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何时慢慢衰退了呢？是“婴儿潮”一代对金钱的追逐还是电视机让一家人成为陌路？原来那些维持人们参加社区活动的志愿精神和信赖感哪里去了？在他看来，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社会资本”的缺失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伤害。面对现实情况，普特南主要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14次全国性的“综合社会调查”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所提供的数据寻找依据。
普特南这种对托克维尔时代的缅怀和现实的反思，自然会得到大量的拥趸，批评也会随之而来。赞同者同样认为美国人正在从许多主流的公民组织中退出，变得更加孤立，需要增加公民在本地社区中公共性工作的机会来唤醒公民性和对公共事务及政治的参与。而反对者则从文化和道德角度着眼，提出年轻人面临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如果不发掘他们的良心，是无法重获公民精神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深层的道德危机”，而不仅仅是号召人们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
事实上，在普特南心目中那些传统的社区组织衰落的同时，美国也涌现了很多新的社会组织1，例如环保组织、妇女组织（具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的成员从1960年的40万增长到1993年的3300万，成为美国仅次于天主教会的第二大私人组织。）普特南等人同意这些新兴组织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却在加强社会联系上缺乏传统社区组织那种基于社区才会建立起来的共同感情和人际关系。因为这些新兴组织在基层的组织力量很薄弱，大部分成员彼此从未见面。尽管大家也是靠共同的理想，拥有共同的领袖，但是连接他们的可能是捐款支票或者是不定期的组织通讯。另外，在美国素有历史，并且在70年代蓬勃发展的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在他看来，也是因为没有成员，而并不利于社会联系。
那他所坚持的“社会资本”倒底是什么呢？相对中国人来讲，对毛泽东时代初期那种邻里互助，农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尽管清苦，但是连接人们的信任和帮助的缅怀是否也是对一种社会资本的纪念呢？我们现在大力号召的志愿者精神和诚信精神是否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呢？这些不会产生GDP的无形资本对当代发展中的中国是否重要呢？处在萌芽期间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是不是更加期盼社会资本的发展呢？计划生育后第一批小皇帝已经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即将成为中国发展的生力军，他们是否会像美国“婴儿潮”一代那样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个人发展吗？更加依靠道德维持的中国，能更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么？
这本书在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并对其反思和讨论，面对发展中的中国我们能学到什么？由于这本书尚未翻译为中文出版，我们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熊跃根 介绍本书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