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丈母娘把她地里的黄瓜拿来充（合作社的）有机黄瓜怎么办？”
温铁军在翟城合作社社员们的讨论中突然插了一句，这句“画龙点睛”的提问立即引起大家兴味昂然、七嘴八舌的回应。其他时候他更象一个旁观者，静静地呆在一旁耐心地倾听。合作社成立伊始，组织原则、监督和约束机制等很多大事需要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并予以细化。由于有机农产品将成为合作社的主打品牌，“丈母娘的黄瓜”问题被提了出来。温铁军并不想主导这个农民组织的讨论，他只是在关键处抛出一两个活灵活现的细节性提问。他就有这样把“科学问题简单化”的本事，把对农民来说重要严肃却又枯燥乏味的问题用生活中的事例加以“解构”和简化。作为一位“专家”，他能就大大小小的事情和农民进行无障碍对话。
这是今年7月上旬的一个夏夜，尽管细雨蒙蒙，空气中潮气逼人，位于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内的两间教室却是人影绰绰。在学院推动下成立的村民自治组织——翟城合作社社员们正在讨论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决策这样的周末讨论已经成为雷打不动的例会制度。另一间教室，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甚至墨西哥参加乡村建设志愿者交流营的数十位NGO代表以及志愿者围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乡村建设的若干问题，分享农村社区发展的经验。伴随着人们专注的讨论，悬在屋梁上的电扇发出有规律的吱嘎声，不时还有甲壳虫一类的飞行物从空中朝人群中莽莽撞撞地砸下来，却无人在意。十点过后，两三个小时的讨论结束了。沉溺在兴奋中的人们三三两两散去，很快消失在乡村宁静的暗夜里。
正好在一年以前，由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的出现，翟城村村民们的乡村集体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学院实行“劳动者免费就学”，召集有志建设乡村的各地农村精英数十人进行了几次培训，还在翟城村推动成立了合作社，旨在动员村民参与社区文化生活的文艺演出队也正在筹建中。这些举动吸纳了社会对学院和农村新的关注。
看上去，学院的发起者似乎有些“来头”。除作为“内因”的翟城村村委，《中国改革》杂志社、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英国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以及筹办中的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委员会等几家非政府组织成为外来的推动力量。由于该村拥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此推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历史传承，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发起人之一的翟城村委向村民集资39万元收购了村内面积80余亩的原翟城中学为学院校址，同时免费将周边100亩地提供用作实验田。《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温铁军和其他志同道合者从工资奖金中拿出6万元及他在美国讲学时筹集的7千美元作为第一笔启动资金。
70多年前，针对当时农村的“愚、穷、弱、私”状况，晏阳初先生曾在定县进行“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农村综合改造乡村建设试验（定县试验），其影响久远，至今仍留存于翟城村村民的历史想像力中。现在，学院的发起者希望借鉴晏阳初乡村建设的理念，针对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掀起新乡村建设运动，“开发民智、培育民力”，通过意识和技能培训，以及农村可持续生产生活的综合建设试验，催生乡村社区自主的创造精神和建设力量，促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问题仁者见仁，而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声音。80年代实行的“土地承包释放了农民的利益需求，解放了生产力，也导致农村自我公共能力的降低，农村公共设施、医疗卫生、技术服务、文化生活、自我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丧失，凝聚力的下降，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1
新乡村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鼓励成立农村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一方面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以及农村的自我公共能力，此外，还要发展农村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农民进行倡导和自我表达。
对翟城合作社而言，规划中的循环型有机农业生态试验将成为农民练习合作、遵守规则、增加收入并提高组织能力的试验田。村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夜幕中展开热烈讨论。乡建学院的灯，照亮了村里的夜路。
看得出，学院和农民的关系非常融洽。志愿者培训营期间，《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高战除了为村民们就合作社的运作提供非常实际的咨询意见，还成天在胸前挎个相机，给志愿者拍照立档。除了见证学院的各项重大活动，他的相机还成为和村民交流的“外交手段”。村里的小孩子都很喜欢他。在他的镜头里，几个刚刚玩闹过后的孩子汗渍渍地冲着高战扮鬼脸，无所顾忌地摆放着各种姿势和表情。
志愿者交流营为期四天，目的是向社会传递乡村建设的理念，促进社会关注，并发掘能够对学院提供实际帮助的专业志愿者。7月11日上午，刚刚从北京匆匆赶来的温铁军一下车就直接进入教室进行讲演，谈他对现代化的反思。他用平实而风趣幽默的语言建构思想的深刻，引导不同背景的听众进入他的语境。在这所平民课堂里，志愿者和村民济济一堂，有村妇抱着孩子一起听讲。仿佛是为这个非常真实的乡村教室添加一两笔注脚，两只麻雀在室内上空绕梁而鸣。
讲演结束回到宿舍，温铁军光着脚板，盘腿坐在靠门的一张木板床上接受记者采访。旁边，一位志愿者正用高低不齐的树枝往床的四角上绑，为他架设一副蚊帐。温铁军显然很习惯这样的环境。他说，尽管条件简陋，来自各地的志愿者，甚至一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士也是诚心要睡简陋的木板床，吃简单的饭菜，并参加学院组织的晨课劳动。温铁军和农民“打成一片”就有活生生的例子。高战透露，一次在操场和农民搞接力赛，温铁军不慎摔了一跤。为了不让大家扫兴，他硬撑着完成“任务”，一瘸一拐悄悄回到房间躺下，休息片刻当天又驾车回到北京处理公务。53 岁的他着实让大家担心了一回。
“和他接触才发现，其实他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为创办合作社专程来学院取经的河南兰考农民王德显如此感慨。和温铁军一起打交道的农民很快会惊讶地发现，这位2003年度“中国十大经济新闻人物”、经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章杂志谈三农问题、似乎遥不可及的权威名人，其实很容易接近。
拥有18年从事农村研究经历的温铁军是中国少有的“裤腿带泥”的学者。他自称“四处游走的调研工作者”、“社会科学的实验员”，以“寻常求是”为座右铭。与习惯于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来建构自己学术声望的学者不同，不论是在80年代以官方身份在数省推行农村试验区，还是到后来执掌《中国改革》杂志社，温铁军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和农民同吃同住。他还曾“周游列国”，到30多个国家农村实地走访进行比较调研。他用眼睛和脚来做学问，重新发现和评价被主流学者设为定势的“常识”。比如，在WTO的语境下，面对向中国农民进行补贴违反国际规则的指责，他告诉大家，美国、欧州、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不只得到高额的政府补贴，在政策上还得到积极的扶持。比如，他立足中国人地资源紧张冲突的现实，呼吁对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提高警惕，提醒人们：中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不大可能随着我们憧憬的“墙上的画饼”——现代化，去实现西方式的城市化。他通过“解构”现代化来解释农村问题：工业化必然加速内向型积累、内向型剥夺，因为中国无法重复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殖民扩张。为维持农村稳定，需要对农民承担的风险提供制度保障。
而进行新乡村建设一个涵盖农业、民政、科技以及环保生态在内的综合性设想，正是《中国改革》杂志和其他NGO为解决三农问题联手进行另类试验，提供改良思路的药方——通过体制外自下而上的实践，“在小农村社经济的前提下寻求组织和制度创新。”这个过程贯穿对农民的尊重和NGO倡导的参与理念。
温铁军说，当权力、资本和知识分子结合的时候，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中国农民的问题本来就是“农民最懂”，但农民实际上没有话语的建构权，也没有使其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这种政治能力，因此才有新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去和他们结合。2
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的导师杜润生就曾对他说：“如果能够动员起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下乡，就算成功了。”
20年后，温铁军终于对此作出回应。他说，现在仅《中国改革》杂志动员大学生下乡就超过万人次，在各地形成的支农点也有成千上万，总量已经非常大，比过去的乡村建设多得多了。
2002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中国改革》杂志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在一百所大学推动成立了关注三农问题的社团，并组建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下乡帮助进行乡村建设。加上其他一些学者、研究机构、国内外NGO开展的扶贫和社区发展项目，这个扩大了外延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悄然兴起。近期，温铁军还要应邀到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担任院长，更加直接地培育未来乡村建设的“种子”。
“知识份子不一定比农民高明，问题是农民没有表达的机会。”温铁军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是老百姓的跟从者，我们听他们的。”在乡建学院针对农村社区精英和技术骨干举办的培训班和交流会上，农民现身说法、互教互学和自我表达得到强调，来自各地的农村精英为同伴学员带来实践性很强的发展农民协会或合作社经济的合作案例。培训也同时强调现场实践而非拘泥于课堂讲授，直接面对农村生活，2/3的时间用于田野实习。一位学员培训结束后激动地说：“一辈子也没有觉得自己这么象个人。”
自信、自尊和开拓创新，是乡建学院要带给农民的观念。“要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尊重农民、向农民学习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前提。70年前晏阳初先生提出的这个口号正被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们、被参与乡建的农民朋友们一同实践着。
在体制困境中游走
“政府的态度很微妙。”农民协会的积极推动者，《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高战说，“现在学院所在的乡政府对学院的活动是密切关注。他们不反对，不支持，处于观望中。”
事实上，当地教育部门批复一个村办学院，已经不能不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但乡建学院的出现所带来的，远非一所农民学校这样简单。学院的到来不仅给村里农民和两委（村委、党支部）的关系带来变化，还将为乡镇和村的关系增加新的因素。高战认为，中国如今的乡镇体制总体上已发展成为掠夺性体制，乡镇政府除承担“要钱要命”（指收税和计划生育）两项政府职能外，已在很多大程度上变为为自我利益而存在。乡镇与村的矛盾实质上已经成为体制性矛盾：由于乡镇一级完全依靠农村税收生存，各种原因导致乡村两级积累了1万亿高额负债，加上人员的膨胀，自然要向农民头上摊派。农民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势必对维权、与政府的谈判能力等政治功能予以延展，成为影响现有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力量，会造成农村权力关系的变化。因此，尽管中央一再强调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能力的重要性，并出台明确的政策，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地方政府，仍然对此心存疑虑，小心谨慎。
高战分析，由于有中央的关注和国际组织介入，乡建学院的影响很大，足以使当地政府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事件。由于不知背后的深浅，没有轻易加以干涉。
乡镇是直接进行乡村治理的基层政府。高战认为，国家－农民关系可以简化为乡镇－农民关系，或乡镇官员及其代理人（村干部）－农民关系。3他说，在资本和权力进军农村土地时候，农民最为紧迫的事情是保卫家园，守住自己的“奶酪”，因此维权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抵御市场风险居于其次。
在乡镇和农民利益没有冲突时候，让农民自我组织解决问题，政府当然会高兴。但是，如果农民利益和庞大的乡镇“食客”利益发生冲突时候，一个拥有谈判能力的农民组织似乎并非政府愿意看到的。所以，农民组织维权的空间不大，甚至是一根需要尽量回避的敏感的高压线。学院从短期目标——发展合作经济做起就成为理性的选择。在给各地成立合作社的农民提供意见时，学院总是对此予以强调。正在帮助学院设计生态示范项目的北京绿十字环保协会的主任孙君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鼓励农民维权会害了农民，因为维权意识提高，如果不能带来谈判能力的提高和自我保护能力的提高，农民起来与政府冲突，将在博弈中成为强势地方政府的牺牲品。
温铁军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基层目前发生的冲突是长期矛盾的总爆发，一味将板子打在一方身上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说：“中国应该走改良式的中间道路，因为从来就没有干净、道德的革命。”
说服政府方面自上而下进行制度改良可能比自下而上说服农民走中间道路更为困难，而且两者需形成互动才能打破僵局。但是高战说，“政府在解决农村问题上动力不足。”新乡村运动希望说服政府，农民组织起来能够引导社会走向稳定。温铁军说，“一些维权农民失去信心后有走向个体复仇的趋势。” 学院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很多基层对抗性矛盾，很多维权精英转而表示要回乡进行建设性的活动。
由于基层政府的态度能够决定合作社的成败，乡建学院很重视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学院一位筹建负责人在接受燕赵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尤其欢迎县乡基层政府的负责人参与研究活动，因为他们不仅能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有针对性的课题，有参考价值的案例资料，甚至带来物资支持和实验场所，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目前乡村社会重要的主导力量……” 4
这次培训营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的教师、北大社会学博士、河南兰考挂职副县长何慧丽带了县里的四位农民前来取经，准备推动成立合作社。何慧丽是培训营唯一来自政府的代表。此前，她直接鼓动兰考县的陈寨村成立了腰鼓队。由于她的缘故，县里的其他协会也很活跃。她还在会上借机为县里老年协会会员制作的12生肖手工艺品搞促销。不过，这样热衷农民组织的基层政府官员并不太多，基层政府的参与情况并不乐观。
今年五月，某地十几位乡镇干部和农民一起来学院参加培训，其表现令人失望。他们自认为是精英，看不起“没有文化”的农民“同学”，不参加劳动课，不和农民沟通，还受不了学院简陋的生活条件，三天后走得一干二净。高战说，这次事件反映了基层干部和农民格格不入的阶层对立。
除基层政府方面的消极观望态度，农民组织的法律身份不够明晰也是一个问题。由于没有合作社法，现有的试验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农民组织也是各有各的道，笼统地看它们是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在功能上多样化，兼具维护会员利益、商业和金融职能、甚至自娱自乐的文艺功能的组织并不罕见，似乎很难用一个现成的组织类别来界定，存在政府部门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现象。当然，既是探索和试验，最重要的是给农民组织足够宽松的空间和积极的政策导向。
新旧乡村运动
和今天的新乡村运动相比，70年前的乡村建设也是民间发起的改良运动，但却辅以县政改革。当年，晏阳初强调，县是中国真正的政治基础。县长治理县政，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5为推行乡村建设，县政改革成为必要。
温铁军说，当时民国政府在县以下不设政府管理机关，依托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地主和小知识分子等“农村社区的精英份子”进行乡村自治，有着“以德治国”的特点。显然，这样的治理结构在客观上为晏阳初的改革提供了空间和自由。后来，乡建运动赢得了当时的南京政府的支持，定县被定为农村自治模范县。这样，借助政治力量的推动，晏阳初“组织受教育的农民成立同学会，中国历史上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发的社区生活；领导建立了乡县议会组织，把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审判案件和收取苛捐杂税的县级政权改造成一个由民众选举、服务于民众的机关。6”民间形式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改良，结合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资源。
按照温铁军的理解，和历史上的乡村运动相比，现在农村的凋敝同样有着工业化的背景，中国农村小农经济的现实使得新乡村运动的出现有了现实需要。但是，比较明显的是，新旧运动所处的制度环境却出现了很大差异。今天的运动虽然不必面对土地私有条件下与大地主和乡绅阶层的冲突，但由于和两委和乡镇的潜在冲突，农民组织化方面似乎面临更大困难。乡建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说，当时处于战乱时期，乡建试验可能反倒有了一点“山高皇帝远”的感觉。
曾有传言，说温铁军曾在私下叹息三农问题无解，尽管他公开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恐怕三农问题的体制局限使任何形式的改良，如果不能触及体制上的困局，都有隔靴搔痒的嫌疑。新乡村建设的发起者是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勉力完成一些能够挽救农村的事情，还是期望在有限的空间中通过试验，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从而寻求制度突破的可能性？
“毕竟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对话成本越低，互相接受和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社会这种有机制、有保证的对话和妥协越容易保持它的稳定。”7
而保持社会稳定，是被广泛认可的主流话语。
基本策略
争取基层政府的支持成为成立合作组织的重中之重。尽管乡建学院的发起者“很有来头”，在成立翟城农民的合作组织时，非常了解官员心态的温铁军还是建议把农村发展协会（简称农协）的名称改为合作社，以强调其抵御市场风险、降低生产成本的经济功能，“打消官员对农协称谓的政治想像力”。此外，尽管纯属于村民自发的民间行为，学院仍然建议各地合作社和政府方面积极沟通，经常给乡镇和村干部汇报工作，在搞好内部合作的同时搞好与政府的“合作”，“给政府足够的面子。”学院还建议一开始不要搞协会的联合体。
尽管在原则上，入社和退社自由的合作社应该向所有村民开放，但一般的设计思路是邀请村委或支部出任监事，但不加入合作社。高战说，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解决合作社与村委和支部的潜在矛盾，体现后两者的领导地位，又要避免角色交叉冲突或者保证行政权力不对合作社形成干预。高战大学毕业后曾经经商，然后回到家乡江苏，2002年和一批大学生先后推动苏北沭阳县和新沂市窑湾镇成立了两个农村发展协会，2004年春节又在窑湾镇农协下成立了新的扶贫机构——扶贫基金会，以扶贫、救济疾病以及为农户发展经济提供小额贷款为目的。8这两个农协除了用乡党委的红头文件开道，还聘请村支书或其他党政官员做农协的常务代表。
除了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沟通，乡建学院还尽量运用主流权威话语增强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比如这样诠释“三个代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代表农民利益就是更好地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所谋”、“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等等。这些思想贯穿培训课程，一些口号被刷在学院的教室外墙上。运用官方政策资源，确保政治正确。
事实上，政府鼓励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温铁军介绍，全面实行承包制时，当时的农村政策就提出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办法应对大包干后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 一些农村事务。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对此明确予以提出。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
在翟城，开始发动合作社的时候，会议通知是温铁军代表学院，村支部米书记代表政府签名，挨家挨户发，当天通知到130多户，当天搞出章程，有120多户志愿缴纳了会费股金，成为合作社社员。随后，学院又协助合作社选举成立了理事会和监事。温铁军说，“我们只是帮忙的，是村委、村支书他们要搞。”这个“帮忙”的温铁军个人掏腰包资助了合作社1万元用于启动。他表示只要是成立合作社，他就可以捐助1万元给予支持。此前的1999年，他出资1000元，带动川西兴付村村民集资成立自己的兴付村互助基金会，搞小额贷款发展生产。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温铁军的“工资外”收入（主要是演讲、讲课等）“体外循环”，不经他手，由杂志统一掌管，用于支持乡村建设。为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为农民等弱势者代言，这位“对事业负责的传统知识分子” 特立独行，拒绝了很多成为大公司理事或者顾问一类轻松挣钱的机会，靠四处讲课赚取报酬。而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在他的周围，汇集了很多象李昌平、高战、邱建生、刘老石等关注三农问题的年轻人。
超越坐而论道的传统
乡村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发动知识分子以不同方式关注农村问题。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尤其是与乡村民众的隔阂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新乡村运动吸引了社会关注，动员了大量知识份子下乡，但其“主体还是社会理想未能泯灭、拥有道德和人文关怀、还没有进入社会形成自己固化利益的大学生群体，除此之外，可以依靠的其他社会力量并不太多。” 高战分析道。大学生志愿资源的富矿效应和社会知识精英的贫矿现状形成鲜明对比。与当年晏阳初动员各方精英（包括本土精英和海归）拖家带口迁入农村的情景有着天地之别。9
高战说，对农村的萧条已不存在高深的理论，无非二元体制下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新乡村建设运动希望城市知识精英改变说得多，做得少的习惯，为农村多做一些实事。
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给人很深的印象。在民众科学运动最富有成效的印度喀拉拉邦，1989-1991年间动员了十数万义工下乡进行民间扫盲运动，使其在三年后成为全民识字邦。运动还成立了专门发展民用科技的研究中心，研究和推广多种农村适用技术，让民众掌握知识，让科学服务民众。10（简称“喀科运”）后来，当地执政的左翼联盟将民众科学运动纳入政府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邦推广，调动了全邦的社会力量，吸引了全国范围内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社会志愿者、专业人士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
由于“喀科运”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在1996年获得被称为另类诺贝尔奖的“优秀民生奖” （Right Livelihood Award）。这个奖项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前夕在瑞典颁发，表扬在全球对民生最有建设性贡献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刘健芝博士说，支撑这个运动的理念并不限于技术层次，而是一种哲学和社会发展模式。香港CSD多次举办有关的交流会和考察活动，希望从中发现中国乡村建设可借鉴的经验。
在协作中展望未来
除了学院在发展中面临的体制性压力和困惑，在实地操作中，学院也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说，尽管资金匮乏，学院坚持实行劳动者免费就学，甚至对一些困难学员适当补贴差旅费，这样压力比较大。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温铁军在交流营上宣布，今年的筹款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发起者各出6万，加上外部捐助，运作资金已经增加至70- 80万，远远超出去年的几万块钱，一两年内没有饥荒问题。
此外，邱建生认为目前学院提供的还只是培训，“还没有把系统的教育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在理念上也没有超越晏阳初时代的乡建理念。”在志愿者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上也有不足。志愿者来来往往流动性大，对学院的帮助多停留在热情上，进入实际操作颇有局限。邱建生表示学院将慢慢引导，寻求利用志愿者资源的更合理方式。在教材开发、学校教学管理，生态项目的细化实施等其他方面，学院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学院的几家发起者正在磨合中增强协作，优势互补。高战说，其他几家NGO合作者为学院提供了互补的技能、理念和筹款基础。比如英国行动援助和香港CSD具有非常细致的工作经验和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并为学院引入了很多NGO的理念和成果。可以看到，CSD就为本次交流营邀请到台湾美浓爱乡协进会创始人之一钟秀梅女士介绍台湾农村社区的生态、教育发展项目的经验。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工程大奖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则到会讲述台湾“9.21”地震后帮助受灾的少数族裔利用社区参与低成本重建节能房屋的经验。谢英俊还在交流营结束后留在学院，帮助设计建设几座生态厕所。一位墨西哥人类学家，则在课间带动大家用舞蹈形式表达对人类发展和命运的忧思，提示人们社区表达的方式可以多元化。
各家发起者都在学院投入人力。《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已经把家搬到了学院。邱建生对乡村建设的兴趣始于96年对《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这本书的关注。其后，为了寻找志同道合者对乡村建设思想予以实践，他象苦行者一样四处奔波，经历了很多曲折。2001年他回到北京，在编辑乡村建设丛书时结识了温铁军，转到杂志社工作后，他钟情的乡建事业才发生重大转机。此外，CSD的袁小仙、英国行动援助的潘家恩已正式常驻学院，高战也将很快加盟。随着经费的增加，学院将聘用更多的专职人员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
种种迹象表明，新乡村运动这个在田间地头生发的乌托邦式的另类试验，其立意是一个长期细致的社会改良过程。与从城市向农村大量转移资金进行项目开发式的扶贫活动相比，新乡村运动选择了一条更为长远的、甚至潜移默化的乡村改造方式：即通过发育内生的乡村建设力量，慢慢引导农村内部结构的改变。刚刚开始的这个另类经验还远远没有到可以复制的阶段。
而且，这非常需要耐心。中国的农村问题由来已久，这样的耐心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P9，《新乡村建设讲义》试用本，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志愿队。 2. 温铁军，《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参考资料，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4年4月。 3 .高战：尽管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委权力来源来自农民选举，应代表村民，通过选举制约乡政府对农民的过度剥夺。但由于不全额拨款给乡镇的财政体制，造成乡镇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向农民索取。过度索取，必须在村里找到代理人，当对民选村长很难控制，就可以通过党委控制村委。因为村支部书记权力来自上级。 4 .这里有一所乡村建设学院》，燕赵都市报，2003/8/24。 5. P113,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6. P73, 周原主编，《农民！农民！》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7. P51,《合作案例二，山东蒙阴农民的合作化运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参考资料，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4年4月。 8.高战在半年前加盟《中国改革》杂志社，一方面和温铁军的乡村建设志同道合，另一方面，也能为自己获得一个正式身份便于开展农村工作。 9 .当然关注农村问题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把全家搬到农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10 .刘健芝，《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社区建设的树人工程》，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参考材料，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