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6日，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研讨会的形式度过一周年校庆。研讨会由世界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劳动科学研究院和富平学校共同举办，国内外民间和政府代表对富平创立的扶贫模式——通过民办公助和促进社区服务解决农民进城就业进行了探讨。
民间试验――面向农村的保姆学校
北京富平学校成立于一年以前，面向农村招收贫困家庭女孩，经过一个月家政服务培训后进入市场就业。目前，富平每月有300名学员毕业，培训总人数已达一千多人，预计2003年将培训5000人。毕业学员在趋于饱和的北京家政市场上供不应求，表明富平在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上为进城农民有效地创造了需求。
富平学校由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等人共同创立。此前，他们曾在1993年成立民间的山西龙水头扶贫基金会，通过小额信贷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这项民间人士发起的扶贫活动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成功。而富平学校作为新的扶贫模式，则希望通过扶贫培训，以在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式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民间携手政府解决市场“失灵”
茅于轼认为，农民进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就业岗位不足，而是由于他们缺乏培训，没有中介机构引导，进城缺乏安全感，以及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等原因。经过摸索，富平在运作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应对这些问题。
首先是在招生中引入“政府担保”。富平初创之际，曾派员前往西部数省招生，花费数千元后无功而返。2002年9月，富平和安徽扶贫办建立合作关系，由扶贫办在本省贫困地区招聘学生，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安徽扶贫办利用设在各地的县办在40个乡发起了宣传活动，对报名的学员提供免费体检，办理婚育、务工证明，并派专人送到北京。“政府担保”为富平带来了大量生源，解决了民办学校异地招生公信度不够、生源不足的问题，还大大节省了学校直接招生的成本。
第二是培训加就业的模式。在“富平模式”中，富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培训者，它还是家政服务的提供者。学员就业后，富平对她们进行定期督导，在一年内提供返校持续培训，并和客户及时沟通协调，以增强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富平还尝试利用社工志愿者资源，对学员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援助，并注意到对用工家庭平等观的培育，尽力为学员创造公平的服务环境。出于对富平理念和操作的认同，实力强大的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乐于和富平“链接”，成为富平的市场支持系统。服务中心郑丛女士说，北京每年有12万外地来京人员从事家政服务，由于缺乏系统培训，用人家庭往往成为培训机构，付出很多精力。还有许多人由于认识上的误区，用“物美价廉”来要求家政服务。郑丛认为，对家政服务应该按服务质量的高低合理收费。目前富平学员每月市场服务价格比其他家公司的服务员高出100元，但仍然很抢手。
这个多方参与，集招生、培训和就业于一体，“计划”色彩浓厚，同时又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的农村劳动力成规模的有序转移模式，是民间扶贫政府介入，或者说民办公助的一种尝试。
富平学员不对城市下岗人员构成就业压力
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理念支撑富平未来的发展目标：通过社区服务，让城市富裕起来的平民享有专业化服务和高质量的生活。同时，提供创业和就业支持，让贫困的平民通过职业培训和社区创业实现就业，富裕起来。其中，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已初见端倪，将来要向专业的老年服务、幼儿护理和社区小时工、社区管家等领域拓展。而创业培训将针对城市下岗职工，通过家政管理创业培训和创业金融、技术服务，让他们成为小老板，开设自己的社区家政服务公司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形成不同层次的就业结构。在茅于轼眼里，两者并不构成竞争和冲突。不过，当重庆扶贫办的刘兴忠问及北京作为发达城市能否为西部贫困地区提供更大支持的时候，富平的另一位创办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回答说，北京的最大贡献就是向富平开放了市场。事实上，富平引入外来保姆对北京并不是没有压力，是富平以自己的理念化解了北京市的顾虑。
政府投入800元是亏还是赚？
研讨会上，国家扶贫办外资项目中心王为民对富平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并承诺政府方面的积极支持。不过，他也对作为个案的富平模式能否大规模推广提出了疑问。作为富平的合作方，安徽扶贫办估算在每位劳务输出人员身上平均要投入800元（其中包括办证、火车票，以及在富平一半的培训费用300元，另外300元由富平通过助学贷款的形式在学员毕业后三个月内从工资中偿还。）王为民认为，由于富平承担了政府的部分扶贫职能，政府应该在组织动员方面多提供支持，但富平不能在资金上过多依赖政府，应该强调通过自主经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持续发展。香港扶幼基金会代表则强调扶贫款更多的应该是贷款，安徽扶贫办用赠款形式提供支持会造成政府负债经营，这种做法不可复制。对此，富平执行董事沈东曙回应说，扶贫款的使用要考虑效果，贷款也有交易成本，大规模进行政府信贷并不现实。扶贫赠款也应该是政府扶贫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则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谈及安徽扶贫办的投入产出：安徽省为每人投入800元，经过培训的学员就业后两年内赚回1万块，这些钱基本上汇回安徽，创造出10倍的价值。如果一年输出100人，两年内就可以帮助农民收入100万。显然，茅于轼算的是总帐。在他的思路中，尽管政府并未直接收回扶贫支出，但通过另外的方式间接获得了高额回报。茅于轼估计，如果中国1千万人的家政市场得到充分利用，将使GDP增加3到4个百分点，有效地调动农村需求。
引导农民进城就业是中长期的基本国策
茅于轼认为，过去只顾农业增产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农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城市人口只占35%，需求有限，增产不能增收，反倒使农产品价格降低。只有将农民转移到城市，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才能保证农产品价格，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茅进一步认为引导农民进城就业是未来十年乃至半个世纪的基本国策。
富平是这个理念的实践者。
事实上，一些省份已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纳入政府规划之中，有计划地加以实施。在《重庆市家政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技术标准》中，新一届市政府的目标是5年内转移200万人进入城镇。在每年40万人的指标中，计划重庆市和外省各自分摊一半。重庆市扶贫办的刘兴忠就利用参加研讨会之机来到北京，和富平商讨合作事宜。团中央法制处处长、现山西灵丘挂职副县长王路也已代表灵丘县和富平达成协议，在一年内每两月向富平输出100名学员。（原定5月开始的计划因非典而延迟）在这样的格局中，民办机构和地方政府联手在劳动力的输入地和输出地共筑扶贫之路。
当然在农村扶贫实践中，也有其它一些非营利组织如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委员会，针对农村社区进行乡村改造和乡村运动，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技术、以及推动合作组织建立和地方自治等事业，改变农村贫弱的现状。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和乡村建设这两种思路，并行不悖，丰富了非营利组织的扶贫实践。
零门槛或是低门槛？
富平和安徽扶贫办的合作采用了“零门槛”的入学模式，学员不需事先缴纳任何费用就可以进入培训，这固然大大减轻了她们的经济压力，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茅于轼谈到这种方式使一些学员对来京培训不抱认真态度，一度达到20%流失率，浪费了教学资源，给学校造成经营困难。
为此，重庆市扶贫办的刘兴忠倾向把安徽扶贫办为学员垫支300元学费的做法改为贷款。他认为后者更能激发受益人的努力程度。而山西灵丘和富平已经对合作方式进行了改进。灵丘方面仍然负责学员到达北京前的所有费用，但要向学生收450元，其中300元用作个人交的学费，剩下150元作为押金在学员毕业完成一个月工作后退还。其余300元学费仍由灵丘负担。和安徽扶贫办的合作相比，这样的设计使学员在不增加个人负担的条件下有了入学成本，一方面，富平能够招收到真正有工作意愿的学员，同时，也促使学员采取更为认真负责的态度。
SARS影响下的富平
由于SARS的影响，富平的生源暂时受阻。由于以前招收的所有学员已毕业离校，到6月下旬，教学活动还处于停顿状态，学校于是把精力投入教材编写、规划工作流程以及优化岗位职责中。富平副校长，同时担任分配中心负责人的刑文毅女士说，北京很多小的家政公司都已关闭，一些大的公司也未能幸免。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下属的市级服务公司，就有一半停业。富平靠理事的借款得以渡过这次难关。不过，尽管在资金上还有所保障，运作上暂时无虞，但考虑到市场的风险，富平已聘请了一位在非营利部门工作的国外人士为顾问，试图在非营利组织筹款、管理上汲取新的资源。
政府能否购买富平的非营利服务
由于面向穷人，富平尽力压缩成本。教职员工工资水平很低，有的甚至不拿工资，一直以志愿精神支撑。如果按照办学的盈亏平衡点计算收费，学员无力独自承担，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生源问题上，富平似乎已打开局面，近期内扩大招生规模已成定势。6月底7月初，富平将在合肥和46个县的扶贫部门举行招生会议，然后开始在这些县开始全面招生。预计7，8两月每月招生200－250人，随后增加为每月400－450人。在政府对富平的支持方面，组织动员已无异议，但在资金支持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象富平这样的民间机构在资源动员和利用效率、贴近市场和社区需要方面有着政府扶贫不具备的优势。反思政府扶贫有一定成效但代价高昂的情况，政府能否用新的思路看待资信良好，成效显著的民间机构的扶贫活动？除提供政策、道义和组织动员支持外，能否采用政府购买民间机构服务的方式呢？其结果和政府直接扶贫一样，都是消除贫困，增加社会总体福利。而购买服务的做法，要求对扶贫款使用和政府官员业绩的评估标准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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