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在爱德基金会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爱德基金会原副秘书长、时年48岁的丘仲辉先生全票当选为爱德基金会新一任秘书长，同时董事会一致同意81岁高龄的韩文藻先生辞去秘书长的职务，实现了行政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半年多来，爱德基金会在机构管理、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推出了新的举措，这似乎预示着这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成立的19岁的中国NGO开始步入机构发展的新阶段。为此，中国发展简报的编辑亲赴南京，采访了丘仲辉秘书长，请他就爱德基金会的机构建设和管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加强国内筹款、巩固国际间合作等问题谈了他的新构想和看法。
地点： 南京汉口路71号爱德基金会办公室
时间： 2004年4月26日
问：国内不少NGO往往是由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充满热情和个人魅力的个人创办，并在他们的领导下获得了最初的发展，但是第一代领导人退任后后继无人的局面普遍存在，成为制约NGO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韩老是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爱德基金会的早期创办人之一。您接替韩老担任爱德的秘书长，是不是可以说爱德已经有效地避免了这种局面的出现呢？
答：我从去年当选到现在，时间还很短，这么说还为时尚早。我可以说的是，接任这个职位，我感到责任重大，老一辈创始人打下的基业如何在我们手中保持下去并发扬光大，这个任务很有挑战性。但是我也很有信心，信心首先来自成立近20年来爱德已经获得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同时来自于老一辈的继续指导，他们在董事会中将对爱德的重大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的信心还来自大家的参与和支持，机构的发展靠一个人的头脑肯定不够，我们鼓励每个员工都积极参与。
问：爱德设有董事会，负责机构的重大决策，行政管理层负责机构的日常管理，这样的治理结构对爱德的发展有什么帮助？这个治理结构有什么新的完善吗？
答：爱德从成立之初就设立了董事会，由董事会负责基金会的重大决策。日常工作由行政层负责，每年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爱德的发展离不开董事会的指导和推动，成立19年来爱德不仅没有萎缩，还有很大的发展，董事会的作用很大。我们的董事会具有远见卓识，在爱德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很多英明的决策。我举个例子，早在1993年，爱德成立8年后，董事会就做出了“项目向西发展”（Going west）和“开展农村综合发展项目”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贫困状况的正确分析而做出的，他们当时就认识到中国的大量贫困人口在西部，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西部，大量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在西部，西部的发展还涉及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差不多8年后，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证明我们董事会的领导人是非常智慧的。事实上，正是通过向西部转移、开展综合发展项目才使得爱德项目的规模扩大，项目数量和资金大大增加，在这个过程中，机构和员工也得到了发展。可以说，没有这个决策，就没有爱德的今天。
去年的董事会会议上，董事会根据情况及时补充和调整了董事会的组成，并决定增设“董事长会议”制度，主要由董事会的核心成员组成，以加强对行政层工作的指导。
问：业内普遍认为，爱德的项目比较强。与项目比较起来，机构发展略显不足，两者是不平衡的。您是如何看待机构发展和做项目的关系的？
答：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个比喻：作为一只大鸟，要想飞得更高、更远，必须强身固本，把body（喻指机构）本身进一步发展建设好，才能更有力地展起wings（喻指项目）飞翔。我们将在继续加强项目的同时，重视机构发展，推行透明及责任化的治理，进行员工的能力建设，加强培训、咨询、研究和评估。还要加强各个部门在人力、资金、经验以及地方合作机构等资源的整合。
这并不意味着爱德的方向有什么变化，我们的方向还是“以项目为本”，高举爱的旗帜，坚持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机构建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做好项目、让更多的群众受益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能力的提高直接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培训工作帮助更多的NGO去扶持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问：爱德基金会历经20年，从创办时的3、4个人发展到今天的40多人，规模上有很大的成长。人员增加后，机构的管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您怎样看待NGO的管理？NGO的管理和营利性的公司有何异同？
答：管理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管理学上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NGO的管理，不应该认为NGO的管理和营利部门完全不同。但是NGO的管理和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营利部门的管理肯定有所不同。
爱德在项目工作中一直倡导参与式的思想和方法，现在我们强调把参与式的思想与方法运用到机构管理中来，鼓励我们的员工参与到机构的决策中来。从本质上讲，参与式的管理思想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民主管理思想，它能够使我们的机构治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我认为制度固然重要，制度的精神更重要。倡导制度的精神是形成良好的机构治理机制的基础。我们在原来“3C”，即爱心（compassion）、事业心（commitment）和专业心（competence）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3C”，即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创新（creativity），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倡导这“6C”以营造一种向真、向善、向美的机构文化和氛围，从而为形成机构的良性治理机制奠定基础。
留住员工，钱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按照国际惯例，要保证他们获得中等水平的收入。他们从工作中得到的锻炼，工作中的挑战，尤其在看到自己所服务人群的生活明显改善给予他们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才是最重要的。
最近，我们在员工中开展竞岗，鼓励员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潜能提出他们希望在哪个部门工作，只要这个部门有这个需要，也愿意接受，他们就可以调换岗位。我们的目的是在兼顾机构发展需要的同时，尽可能给员工个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员工在实现机构发展的同时个人也获得发展，让他们感觉到爱德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份爱的事业，努力参与到这一推广爱的事业中来。
问：爱德的筹款金额在过去几年里始终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去年一年更是突破性地实现筹款7,213万元人民币。但是爱德的筹款中94-95%都来自海外（包括香港在内）。你们是否考虑过加强国内筹款？为什么？
答：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加强国内筹款并不意味着削弱我们的国际筹资工作，相反，我们还要推动和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同时，从根本理念上讲，我们坚持“中国的发展要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实现”的观点，我们珍视困难时国际上给我们提供的帮助，但是我们发展起来以后，要逐步发掘国内的资源。
很多人都批评我们在国内宣传方面比较弱，相对来说，我们的精兵强将都在项目上，项目花的时间也较多。当然这也与大环境有关，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应该主动利用平面的、立体的、网络的媒体开展宣传。只有机构的知晓度提高了，筹款行动才有基础。其次，还要确定筹款的目标群体。
过去几年我们对开展国内筹款谈的比较多，也进行了筹款培训，但是还没有落实到专门的部门和人。最近正式成立了宣传筹款项目（promotion and fundraising program），旨在加强国内的宣传和筹款。目前这个项目有3人到岗，还有5、6个员工申请为这个项目工作。我们将根据情况的发展，逐步扩大这项工作。
我们海外筹资总体上是处于增长态势，但是中国有句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爱德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我们必须加强国内筹款。我们有很强的国际筹款能力，如果又有意识地加强国内筹款，两条腿走路肯定比一条腿走路的效果好。
不过，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后可能对我们的国内筹资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新条例，“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登记注册为地方性的，项目范围是全国性的，募捐的地域范围和活动领域是国际性的，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定位和开展国内筹款呢？目前，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来，我们拟在细则出台后专题进行研究。
问：这个新部门将会在加强国内筹资方面有什么新举措吗？
答：这个部门刚刚宣布成立10天，目前他们正在拟订工作计划。
问：你们是否已经进行过一些尝试？效果如何？
答：去年10月下旬，江苏省扶贫基金会、省扶贫协会与我会在南京合作举办了“爱德之夜”大型公益演出。其实这次活动主要还是依托他们，但应该说这是我们首次在国内尝试搞大型义演。总的来说，效果还可以，共计筹款50多万。
问：我想补充问一下，爱德过去是否没有专门的筹款部门？
答：是的。我们的筹款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在项目PME（planning-monitoring-evaluation）的过程中，项目计划（planning）阶段就包含了筹款的工作。工作人员到下面去，与老百姓和地方专家等一起，拿出项目计划，然后就要去筹款。因为爱德已经有多年的项目工作经验，和一些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合作关系，基本上去做项目计划的时候就有比较明确的筹款渠道了。
问：您个人认为当前NGO在国内筹款的主要困难在哪里？
答：谈到国内筹款的困难，很多人认为要归因于国内的公益精神很弱，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从传统上讲，中国人从来都是乐善好施的。
导致NGO在国内筹款比较困难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1）法律环境，税收的优惠政策不明确、不确定和不一致，肯定会影响捐赠的积极性；2）国情方面，政府倡导的捐款活动比较多，渠道也多。政府号召职工、干部还有企业捐款。国内企业受政府影响还比较大，相对来说，外资企业的独立性就强一些，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捐款的方式和对象。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老板们缺乏公益心。当然我们还需要推动公益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公益事业更加成长发达；3）第三部门本身，国内的NGO仍处于初创时期，还比较弱，自身的能力建设尚待加强；4）从社会大环境讲，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急剧变革，原有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道德的缺失和诚信的缺乏是转型期社会的一个特点。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筹款工作显然绝非易事。
因此，对于公益事业来说，尤其要讲诚信，因为我们用的是捐款人的钱。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同其他部门的合作，通过公益事业的发展在社会上推动诚信的建立和道德精神的重建。就此而言，其意义将远远超过公益事业本身。
问：您刚才提到NGO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和沟通。爱德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在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的同时保持NGO的独立性？
答：首先，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沟通之后才能了解，了解之后才会相互信任。爱德坚持加强沟通，加强和地方政府的合作，让政府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做些什么，增加对我们的信任。如此一来，NGO才有更大的空间和余地，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其次，找到双方的共同点。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扶贫，扶持弱势群体，NGO也在做这个事情。GO和NGO在这个目标上是一致的，双方完全可以合作。
在和地方政府合作之初，就向合作伙伴讲清楚我们的原则，并在具体的项目上严格地遵循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独立性。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失去独立性。失去独立性的合作不能称之为“合作”，而是“融合”。
问：采访前，我在爱德的网站上看到江苏省省委党校的教授应邀来爱德讲授“三个代表”。当时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您如何评价这个活动？您觉得爱德这样的机构的员工需要学习“三个代表”吗？
答：确有其事，是我们主动邀请这位教授来讲课的。她讲话很坦率，很生动，也不回避现实，讲课的效果非常好。“三个代表”属于政治术语，是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它和我们的使命是有契合点的。我们讲“爱”，就是要关心百姓，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关爱社会上的各种弱势群体，这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我们倡导“公益”、提倡“诚信”、让社会充满更多的爱，是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协调的；我们搞农村综合发展，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教育、培训和医疗等公共产品，运用参与式的思想与方法推动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尽管提法不一样，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请教授来讲“三个代表”，可以使我们透彻完整地了解“三个代表”的内涵，使双方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合作起来更顺畅，这其实就是我反复提到的“沟通”。我们希望政府更多地了解NGO，同样NGO也应该了解政府，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
问：爱德的工作涉及教育、扶贫、医疗、赈灾等多个领域，这么多年来爱德的工作重点有哪些变化和转移？爱德如何应对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新的、热点问题，比如艾滋病问题？
答：我想，我们的宗旨是不变的，即高举爱、推广爱，造福老百姓和贫困群体、弱势群体。但是在不同时期，我们的工作侧重点的确有所不同。从项目发展看，从开始单个的、满足一些基本需求的项目到现在的综合性社区发展项目；帮助的群体也有扩大的趋势。NGO的特点是灵活，创新，积极应对社会新的、热点问题。比如艾滋病问题，我们从1996年开始就在云南省开展预防教育的项目，继而又在一些地方开展援助艾滋孤儿项目，一直做到现在。今年我们研究还要扩大对艾滋病项目的投入，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艾滋病流行将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它将导致大量新的贫困人口出现。此外，我们还一直在关注农民工及其子女这一特殊群体，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和解决其子女受教育等问题。我们还开展资助西部大学生教育的“薪火工程”等项目。
问：爱德的总部设在江苏南京，随着爱德的发展，你们有没有考虑迁到北京或者在北京及其他地方设立办事处？
答：爱德总部迁址从未考虑过。设办事处要根据情况发展和需要而定，应该说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这个决策。我们有香港办公室，它和南京总部差不多同时成立，利用香港的便利性，主要承担对外联络、宣传的任务。香港回归后，我们内部就香港办公室是否继续存在及其功能进行过讨论，目前正尝试着进行一些调整以适应情况的变化。至于在一些重要城市和主要项目区域，是否设立办事处或办公室，我们都将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随着国内环境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加以考虑。
事实上，我们在北京的董事常常代表爱德出席一些会议，帮助我们搜集北京的信息，起着类似办事处的作用。
问：你们的网站上说爱德圆桌会议机制启动。您能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机制吗？这个机制的启动对爱德有什么意义？
答：建会以来，爱德逐步发展和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和爱德有联系或者合作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机构成立了欧洲爱德之友（ENAP，European Network of Amity Partners），它是一个网络型的支持性组织，各机构代表每年会和我们聚会一次，讨论支持爱德和爱德的项目工作。
我们的朋友除了来自欧洲以外，还来自北美等其他地区，因此我们觉得应该在世界上形成一个专门支持爱德事业的非正式网络。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网络向支持爱德的朋友通报爱德的工作，通报中国的情况，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些朋友和机构平时难得一聚，圆桌会议给予大家以互相交流和沟通情况的机会，共商如何更好地支持爱德的工作。
去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有20多家机构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都一致表达了要积极支持爱德的愿望。这个规模的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其他年份则召开核心成员会议（core group meeting）。这一机制是否有效尚待时间和实践的验证。
问：以您个人在中国NGO十多年的从业经验，您如何看待中国的NGO和所谓的公民社会？您觉得NGO在中国发展的前景怎么样？
答：从前景来讲，NGO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我在前面也有提到。随着WTO分阶段实施的实现，政府承担宏观管理的职能，大量的问题需要社会也就是民间机构来完成，这就必然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二、三部门，公众、媒体、学术界、国际机构之间加强互动和联动。离开政府的支持，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很难建立；如果第二部门发展不好，我们的资源从哪里来？如果第二部门不信任我们，我们又到哪里去筹款？还有国际机构的资金援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减少，但是经验和理念的交流将会扩大。
最重要的是，NGO要办好自己的事。如果NGO的能力不能提高，诚信不足，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NGO的发展。我觉得每个从事NGO工作的人都要有这种责任感：认真办好手头的每一件工作，应该想到办好每件事将会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现阶段政府官员中对NGO的发展仍有不同的态度也是正常的。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NGO的健康发展和对社会的贡献，使一些开放的官员更加开放，让一些不开放的官员逐渐改变认识。我们刚刚开始发展，不要急于求成，胸怀要更宽广些，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协同社会各界和方方面面，共同来推动NGO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或称民间社会的成长，以利国利民。
问：您认为，爱德作为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NGO在促进中国NGO的发展方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我去年在北京中、日、韩三国NGO论坛上有个讲话，总的思路概括起来就是三点：NGO的诚信和能力建设，法制建设，环境建设。法制建设主要取决于政府，政府行使管理社会的职能，当然也需要学术界的推动和NGO与政府间的互动，也取决于NGO的发展，NGO发展得好，政府就放心些；NGO的诚信和能力建设主要靠NGO自己来推动，需要大家有共识，一起来做；环境建设就是要建设好NGO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生存环境不具备就无法发展。环境建设要靠大家共同来建设，我们需要加强与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的联系和第三部门内部的互动。爱德愿为推动NGO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尽可能多做些工作，我们正在考虑开展一些培训，不仅对我们内部的员工，还对其他的NGO，尤其是基层的NGO提供培训。
我从来认为，爱德基金会的存在不是因为爱德基金会需要存在而存在，而是社会的客观需要才使爱德基金会得以存在、发展和壮大。很多NGO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但是任何一个NGO都应从根本上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而存在？只有找出最根本的需求，挖掘现实的资源去满足社会的客观需求，机构才能存在下去。
问：最后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爱德基金会还是有一定的宗教背景。爱德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答：爱德的章程中明确表明我们的性质是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因此决定了我们的宗旨是促进社会发展。然而，因为我们有基督教的背景，资源也在这个方面，通过我们的工作，肯定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基督徒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做出的积极贡献。但这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这个途径，教会更多地了解了社会，更多的基督徒能够参与到社会发展工作中来，与我们的社会发展相适应。
前年，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了社会服务部，这是教会内部设立的直接投身社会服务的机构。这个变化说明教会的思想在进步，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也在进步。教会不仅考虑自身的发展，还要关心怎样参与社会发展，把爱给整个社会而不是狭隘地只给信徒。
我们已故的名誉董事长、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是3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他常说：共产党倡导“为人民服务”，基督教提倡“关心你的邻舍”，两者完全能够也应该团结起来，携手促进国家的发展。信教群众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帮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也使社会了解他们的贡献，不把他们视为“鸦片”，政府制订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会得到更好的落实，这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从这个角度讲，多年来爱德基金会至少在推动中国基督教会关心社会、服务社会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多元意味着大家和谐相处，共谋发展。正如我会董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丁光训主教所说：尽管信仰上很不同，然而在各自信仰的驱动下，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同心合力干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推广爱的事业，这就是爱德的意义所在。
（以上内容根据采访记录整理而得，略有修改，并经过丘仲辉先生本人阅读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