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海拔3,300米的地方环顾四周的山峦，密集的冷杉针叶林以及层次丰富的林下植被弥漫着原始静谧的气息。由于有幸免遭人类活动的劫掠，这片土地经过数万年的自然演替，已“修炼”成为中国少有的保持稳定状态、拥有生物多样性的顶级生态系统。
这也是世界上仅存1000只的濒危物种大熊猫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
8月下旬的一天，沿着一条溪边的监测样线，保护区副处长蒋仕伟带领我们在布满箭竹的密林陡坡上爬行，寻找大熊猫活动的痕迹。通常情况下在野外是看不到大熊猫的，因为这些“竹林隐士”嗅觉灵敏，天性“害羞”，即便是多年巡山的保护区人员也无缘识得它们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的最高期望就是能够一睹大熊猫的粪便——判断其活动状态的重要依据，尽管这对我们来说也并非易事。
经过手足并用的艰难行进，蒋终于找到一段估计是两年前大熊猫进食后留在箭竹上的咬节。对经常巡山的蒋仕伟来说，这个发现算不上惊喜，但他的兴致还是高了许多，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向一行人绘声绘色地演示大熊猫进食的过程。
大熊猫对食物的挑剔是众所皆知的。这些隶属熊科，却讨厌肉类的素食者经过2、3百万年进化，终于固执己见地把食谱限定在2到3种竹子上。1由于竹子营养低，自身的吸收能力差，大熊猫一天的进食时间需要10到16小时，觅食线路长达一公里，消耗的竹子多达15到30公斤。即便在寒冷的冬季，由于无法积累脂肪，它们不能象熊那样进入冬眠，不得不在雪地上奔波如常。对这些不折不扣的竹资源消耗大户来说，由于每天的进食过程无异于和生命赛跑，一生活着，一世辛劳。这种“执着”的生活态度使其在70、80年代四川箭竹开花大面积死亡的时候吃尽苦头，陷入生存危机。它们的生存状态在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同时，还大大增强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忧患意识。
WWF和大熊猫的不解之缘
其实，对大熊猫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不是它的“偏食”，而是来自人类的侵扰。多年以前，大熊猫的活动地域曾经北达北京、南至缅甸和越南北部。但是，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它们如今被压缩在中国西南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六个独立山系213000平方公里的温带森林中。这些地方被人为隔离成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孤岛，大熊猫无法自由迁徙寻找食物，更为严重的是，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也被中断，对遗传多样性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位于岷山山系腹地的平武县有大约230只大熊猫，其中32只生活在王朗保护区。此外，王朗还是牛羚、林麝、川金丝猴等多种珍稀动物的生境，植物物种也十分丰富。
对蒋仕伟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每天直接面对的现实情况是渗入保护区的盗猎、放牧和挖药等各种人为干扰。而1998年国家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命令下达前，主要问题则来自区外商业性砍伐造成的栖息地丧失。当时，伐木收入占到平武县财政的60%，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
但是，和中国的其他保护区一样，王朗长期面临资金匮乏和能力欠缺的困扰，政府的行政拨款只够发放基本工资，落后的保护机制更是对工作形成制约。虽然保护区早在1965年就已成立，但一直停留在“看山护林”的被动状态，和周边社区的关系也十分对立。
情况在1997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WWF与平武县政府合作启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项目——平武“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ICDP），王朗成为项目示范重点区域。次年，国家发布命令禁止砍伐天然林，启动天保工程，为平武项目提供了重大政策支持。
由于有效扭转了栖息地丧失的趋势，“98年的禁伐令对大熊猫的保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个政策，其他的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WWF物种保护项目主任于长青特别对此加以强调。但是，当地对木材资源的利用压力随后很快转移到其他非木材林产品上，盗猎现象也明显增加，尽管大多数针对其他动物，大熊猫也常常受到波及。
围绕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WWF及时调整了计划和目标，确定的项目框架涵盖反盗猎、巡护监测、保护区管理和能力建设、环境教育、生态旅游和社区发展等内容，开发替代生计来源以及加强林业执法成为项目的重点。作为平武ICDP项目的外延部分，四川省林业厅将宝兴、越西和平武三个“大熊猫县”定为森林分类经营和可持续规划项目的试点县。
监测巡护和反盗猎
“WWF项目给保护区带来的最大变化在能力建设上。”蒋仕伟对这一点非常自信。由于WWF的支持，保护区设定了24条监测巡护样线，6位技术员每隔2月对这些线路巡查一遍，运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对野外数据进行处理，为生态监测数据库积累大熊猫及其他动植物本底资料。同时，在巡护中对盗猎挖药等人为干扰加以制止。
“国外保护区管理已可以做到根据动物数量和对环境的压力主动对种群加以调控，而国内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积累监测数据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一次保护区组织的清晨观鸟途中，巡护队员赵联军说。显然，由于项目支持，各种培训和对外交往机会增加，保护区管理不只在硬件投入上产生了明显变化，保护区人员的管理理念得到了更新，思路也开阔起来。
近年来，保护区逐步拓展了和其他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2003年，保护区和中科院动物所合作，增加了一项新的监测内容——通过大熊猫DNA遗传分析样品采集分析，为科研提供新的途径和方法。
为应对盗猎行为，作为ICDP项目的一部分，平武林业局在2000年成立了跨部门的反盗猎领导小组，开展了强化的反盗猎行动。该行动已于2003年6月结束。蒋仕伟介绍，由于中草药的经济价值很高，来自植物采集方面的反盗猎压力逐年增加，近三年抓获的主要是挖药者，仅到今年8月为止就有60多人，其中以挖虫草者居多。“因为2－4人狩猎一头牛羚价值2000块。一个挖药者在山上呆半月，如果运气好，可以挣1万快。”
旺盛的市场需求造成保护区植被的大面积破坏。WWF长江上游森林生态区协调员凌林说：“西南地区，尤其是成都正在兴建多家大型药厂。在非典期间，对中草药的需求大幅上升，成群的挖药者涌进森林。”凌林表示WWF将对此予以关注。
尽管反盗猎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WWF和它的合作伙伴还是发现，仅仅把反盗猎活动集中在王朗或者平武县，可能促使偷猎活动被转移到相邻的其他区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强与其他县和其他保护区的网络化建设，在更大的范围内协同行动，才是长期有效的策略。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新的反盗猎行动正在酝酿中。
如今，王朗保护区管理模式已得到政府认可，在其他保护区中推广，王朗成为四川省自然保护区培训和技术支持基地。借重保护区的经验、能力以及对当地社区的了解，其他一些从事森林和社区发展的国际组织也开始把王朗作为培训和其他项目的合作伙伴。
生态旅游，旅游生态
王朗的生态旅游是ICDP在大熊猫保护中引进的最新实践之一。3为增加保护区收入，为大熊猫保护筹集资金，2000年8月，WWF在王朗原有招待所基础上改建的生态旅馆投入运营。
这座旅馆坐落在位于山间峡谷地带的保护区牧羊场工作站内，海拔2560米。起伏绵延、高低错落的山峦依傍两侧。地势稍低的谷底，湍急的溪流在丛林掩映下不知疲倦地向山下奔涌，穿过白马藏族社区汇集成白马河。4由于长期远离人类活动，这里的空气始终充满原始的宁静。夏季的一个傍晚，我们沿着开满野花的山坡，穿过植被丰富的森林，登高站在一侧山顶上的观景台向下眺望，这座小巧秀气的生态建筑置身山谷摇篮，已缓缓睡去。
生态旅馆出自一位澳大利亚设计师和两位生态专家之手，不追求奢华，但在外观上力图与环境协调，色彩搭配讲究舒适，以人为本。房屋经过防水、防污染、防鼠处理。精心设计的地下排污系统避免对周边环境形成污染。室内灯光暗淡，促使游客进入餐厅旁边的公共空间，到装有壁炉的炭火旁进行交流。沿着两侧山野各建有一条生态小道，在峰回路转之际露出普及生态知识的告示牌，有的采用问答形式，游客可以自己动手翻过一面印证答案。渴望野外露营的游客还能在密林掩盖下的溪流边披星戴月，静心体验融入自然的感觉。导游通常由保护区的监测巡护队员担任，便于向游客解说王朗，有意识地开展生态教育。为推广这项和国际接轨的生态旅游项目，保护区还争取获得了澳大利亚国际生态旅游认证。
“（在大众旅游上）我们无法和九寨沟竞争，需要在生态和人文内涵上下功夫。”蒋仕伟说。邻县不远处的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去年游客达到150万人，收入达到5.5个亿，游客数量这些年稳步上升。但是，作为国家级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王朗开发旅游的目的不是为地方政府创造旅游收入，而是以适度发展促进保护。目的不同决定对生态保护的力度要求不同，决定了王朗对环境的压力更为敏感。王朗只能搞生态旅游，可持续性始终是其工作的底线。
王朗的自然景观大窝凼和竹根岔两条线路都是以原始林为基调，一处观水，一处看山，它们的魅力在于完好的、沉积厚重的原始状态。在王朗的生态旅游线路中，山下的白马藏族社区还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增加旅游的人文内涵。晨间观鸟也有特色，吸引着热爱自然的人士。
由于生态旅游对游客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有较高的要求，王朗一开始把目标群体瞄准国外。第一批客人是由WWF介绍，来自英国的“发现探索”团，王朗不惜高薪聘请北大的大熊猫博士王大军为导游。除了昂贵的机票费用，这些大熊猫的崇拜者愿意在王朗负担比山下的白马社区高得多的食宿费用，还每人为大熊猫基金自愿捐款650美元。王朗希望用较高的成本吸引对生态旅游有购买力、有兴趣的客人，同时对蜂拥而至的大众游客形成制约。
不过，王朗的“小众路线”遇到了挫折。国外朝觐者远足而来，大熊猫却总是在野外隐身不露。渐渐丧失热情的客人在来了3批以后也销声匿迹。其他国外团零零星星，出现客源不足的情况。这使王朗开始考虑在国内游客中培育市场。
国内市场也暂不乐观。除价格方面的考虑外，“国内游客（对生态旅馆）不满意，打麻将嫌光线太暗淡。”蒋仕伟有些遗憾。目前，来王朗的国内人士绝大多数是大众游客。和97年的1000人次相比，2002年达到2万人，基本上走马观花当天离开。就这样，乱扔垃圾、攀折花木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牵扯了保护区的大量精力。王朗目前在游客数量上设定的生态极限是3万人，王朗希望将现在的门票价格30元加以提高，对日益增加的大众游客加以控制，5同时对他们加强环境教育。
对游客的引导从导游培训入手。2003年4月，王朗对对绵阳10家大型旅行社导游进行了环保培训，编制了绿色导游指南。同时，王朗还和当地旅游局合作，在导游资格年审中加入环保内容，其目的是通过“绿色”导游对游客开展教育，并对不环保行为加以约束。在保护区的入口豹子沟保护站，还设有一个生态和环境教育展示厅，向游客介绍王朗及周边地区的生态和文化。
2002年，保护区旅游收入达到36万元，大部分投入到保护工作中。有了资金，保护区为队员配备了登山靴等巡护设备，并且对队员的伙食标准加以补贴，让大家能够吃上肉，鼓舞精力和士气出行。财权自主使王朗自身的变革成为现实。这些年，尽管王朗的生态旅游项目有些“曲高和寡”，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高品位、小规模，（收入）保护区可支配” 的指导思想，以旅游促进保护取得了成效。当然，随着游客增加，保护区面临的环境压力也在逐年加大。如果以适当的方式瞄准特定的消费者群体，找到国内的细分市场，王朗的生态旅游应该很有潜力，不愁知音难觅。
“熊猫重要还是人重要？”
于长青博士清楚记得，97年初到王朗时，山下白马社区的百姓就这样问他。其实，这句大白话隐含着一个寓意深刻的问题，即如何平衡保护和发展的矛盾。
白马族据考证是古代白马番人的后裔，目前集中分布在四川和甘肃两省交界的摩天岭山脉的南北两侧，全国共1万人，平武县境内大约4千人。解放后，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习俗的白马族被政府划归藏族。虽然自认为不属藏族，但白马藏族的称呼还是这样沿袭下来。白马人以传统的农牧业生产为主，副业包括养蜂、打猎、采药和伐木。
由于保护和发展的矛盾长期得不到化解，保护区和白马社区的对立冲突曾一度非常严重。98年禁伐令下达后，社区居民收入锐减，急需发展可替代生计。为此，ICDP在离保护区最近的亚者造祖村开展了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以发展促保护。虽然从范围上看，整个ICDP项目覆盖保护区和当地社区，其着力点却在解决保护区外部环境问题，因为大熊猫保护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周边社区的压力。
“以前，保护区的车子路过村里，给车胎放气、拦住不让走的情况都发生过。”蒋仕伟说。项目开展后，经过几年的磨合，双方关系已变得十分融洽，村里人象对自家人一样欢迎保护区人员进村。显然，这个590人的村庄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旅游。在村马路两旁，簇拥着很多民族风情的家庭旅馆。村长李勤就是最早起家的旅游“大户”。在自家的两层楼房前，李勤谈起村里旅游业的发展历史。为缓解天然林禁伐带来的经济压力，99年平武县旅游局和王朗白马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动员社区开展家庭旅游，这一年只有2家搞起来，到2000年有了5、6户，今年又增至13家。今年随着旅游市场的急剧膨胀，游客从绵阳和成都等地大量涌入，村里又有7户自筹或贷款十几万建房。现在，亚者村每个旅游接待户一般有30-40个床位，总的接待能力将很快超过本村人口。除了食宿，旅游户还根据人数单独或联合起来为游客举办篝火晚会，聘请村里的表演队进行民俗歌舞表演。有的村民市场意识提高很快，甚至自己跑到绵阳和旅行社接洽谈判，招揽生意。李勤信心十足地介绍，将来的发展方向是把村里的旅游户联合起来，迈向产业化。
不只是亚者村，白马社区的其他村似乎也沉浸在轰轰烈烈发展旅游的“运动”中。从白马社区到王朗保护区的12公里道路沿线，随处可见正在建设中的家庭旅馆，看上去规模都不小。 大众旅游“形势一片大好”，固然使一些村民先富了起来，但其负面影响却引起ICDP项目人员的忧虑。为引导亚者村走生态旅游的道路，ICDP项目一开始就聘请专家为村里进行培训，帮助进行生态旅游能力建设、社区组织机构建设，试图建立旅游与保护之间的联系。2001年，项目通过介绍游客的方式鼓励旅游户的保护和公益意识。一些旅游户对村小和贫困生提供了资助，还向保护区举报偷猎活动。
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大众旅游的大力推动，在市场的冲击下，项目的引导变得无能为力。ICDP评估报告（2002年10月初稿）指出，农户扩建房屋、接待游客消耗的木材和薪柴大幅增加，加剧了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固体垃圾排放量增加，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入夺补河。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部分社区旅游接待点甚至提供野生动物食品。
白马的文化资源和生活方式在被开发利用之际也受到冲击。保护区处长陈佑平说，在建筑和舞蹈上，白马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但这些特征正面临失落的危险，开始混杂很多外来的影响，比如在白马民族舞蹈中夹杂迪斯科。陈对此表示忧虑。2003年，保护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社区培训，还和四川、南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了“白马文化多样化保护”研究，试图对白马的文化资源加以保护。
看来，王朗的生态旅游既关注自然生态，同时也关注人文生态，希望通过两者的结合推动保护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回答熊猫重要还是人重要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都重要。
由保护到冲突管理
在亚者村，贫富悬殊的问题也开始凸现出来。村民波兰早是3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多年前因工致残，赋闲在家，是村里的贫困户。2001年，ICDP项目帮助几位经济条件差的女村民组成妇女小组，利用小额贷款编织手工艺品。波兰早贷了1千块，到今年还了一半，因为给孩子支付学费，剩下的一半还欠着。和村里那些在临街地面占尽天时地利、色彩艳丽、喜气洋洋的家庭旅馆相比，波兰早位于背街的家显得十分简陋陈旧。在斑驳的墙上，尽管当红明星周迅、周杰的大幅照片和毛主席的照片并排而立，试图把毛时代重叠起来，还是让人强烈地感觉到这户人家滞留在过去时代的痕迹。由于市场原因，波兰早的织品销路并不好，她到临街地段去卖货还常常遭到富裕户排斥。显然，亚者村贫富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不过， 波兰早承认，这个项目还是给她带来了一些收益。
ICDP项目并非没有注意到公平问题，曾尝试用“冲突管理”的思路加以介入。在接待游客的马队管理上，保护区帮助村民采用参与式方法建立制度，确定价格，并把马队分成3个小组，每组轮流上岗一个星期，由小组长负责平均分配收入，结束了以前无序争夺游客的不规范状态，扩大了受益面。保护区还帮助在村口桥头树立了一个马队服务的价格牌，明码标价。这是调解冲突的一个成功例子。
由于低收入群体更加依赖自然资源，和妇女小组一样，ICDP针对贫困户建立了养蜂、果树和蔬菜小组，从技术上加以扶持。“退耕还林使农闲时间增加了，也增加了进山的机会。收蜂蜜的时节正好和村民进山（采药）的时间吻合。”凌林的话语透着一丝狡黠。由于市场、技术以及气候条件等多方面原因，一些项目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养蜂小组的成效要显著一些。村支书银珠是十几年的养蜂户，ICDP帮他解决了蜜蜂过冬问题，提高了产量，但“养在深山无人识”，市场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今年保护区自建加工厂，统购全村去年积压的五、六十吨蜂蜜，准备用“海拔2500米国有林场、大熊猫栖息地、天然高山野花采集”等响亮的卖点吸引来客，同时将产品推向绵阳市场。银珠如释重负。
WWF岷山大熊猫项目负责人范隆庆说，项目的效果除当地条件外，还取决于社区的能力建设。比如妇女小组在贷款资金的管理方面，就缺乏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影响到活动的开展。由于对社区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有着决定作用，能力建设是比项目本身更为重要的因素。或者说，社区项目本身只是发展社区能力的载体或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其中，社区能力包括村民自行解决利益争端的机制。
保护区和政府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保护区大多处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之下。不顾环境承载力，以开发旅游为名在保护区内滥建公路、修建楼堂馆所的事例层出不穷。西部大开发旗帜下电力、投资等各大利益集团掀起的以开发水能为主题的“圈水运动”已呈咄咄逼人之势。一些著名的国家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在建坝风波中相继遭到破坏。
但是，至少在王朗保护区范围内，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件。王朗的生态理念似乎有些独树一帜的味道。保护区处长陈佑平把它归功于王朗享有的知名度。具体来说，就是王朗的生态保护模式已得到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2002年7月王朗又上升为国家级保护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另一方面，平武县政府也有意建设生态环保县，王朗的品牌效应无疑是值得利用的无形资产。更何况王朗已开始每年为地方贡献10万元的税收，同时，还为平武带来其他国际机构如欧盟、GEF在生态和社区发展上的大额投入。陈佑平表示，他感受到外界无形的压力，但目前为止，县政府还没有直接向王朗提出过招商要求，表示投资开发都要在保护区外进行。陈希望向地方表明，尽管和大规模开发相比，王朗模式在经济方面见效缓慢一些，但却是可持续的，符合地方的长远利益。
仅仅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WWF对王朗保护区管理方面的投入也取得了成功。体现在王朗已建立了面向国内外的灵活的筹款机制，在项目的影响推动下，王朗成了国家级保护区，为发展和保护争取到国家投资，解决了大的出路问题。
王朗还和西藏药业开展了人工虫草养殖的产业化项目，蒋仕伟说，希望将来“保护区有更多的经费把项目推向其他周边社区。避免国际组织不再投入导致的项目可持续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WWF对王朗的资金投入得以逐年减少，但王朗在和地方的关系上仍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尽管ICDP项目已经结束，它给王朗和周边社区在保护和发展的理念、以及能力和管理机制上带来的变化将持续下去。
岷山景观项目
然而，在WWF森林项目主任朱春全为我们展示的地图上，王朗周边的形势仍然甚为严峻。以九寨和黄龙为旗舰的景点被四通发达的公路网九寨环线连接，5、6个自然保护区被分割为孤岛。九寨沟机场即将建成开放，在建和预备开工的电站和采矿场星罗棋布。坐在WWF北京办事处安静的办公室内，推土机的轰鸣和工地的繁忙景象仿佛潮水般涌来。愈加多元化的各方利益主体在大熊猫的栖息地周围构成蚕食之势，平武的计划部门竟然正在“雄心勃勃”地策划修建一条从平武通往九寨沟的旅游铁路。处处涌动着强烈的经济欲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WWF的岷山景观保护与发展项目启动了。作为新的全球策略，长江上游森林生态区已被WWF确定为全球25个最重要生态区之一，而作为该生态区的核心地带，四川和甘肃交界处面积3.3万平方公里的岷山景观地，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优先区之一。朱春全介绍，新的策略将改变过去保护活动集中在个别区域，或者仅仅集中在影响该地区的国家政策方面的做法。岷山项目把目标设定到2010年，将在更大的7个县范围内探讨综合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而具体的机制，是要从单纯的保护向冲突管理转变，即将农业、牧业、林业、交通、旅游、采矿、土地、水利等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等各个多元的利益相关者结合起来，通过建设性对话，帮助当地政府和社区建立有效的参与、协调和管理机制，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的途径。朱春全强调，整个计划将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根据反馈及时做出调整。WWF物种项目协调员李宁补充说，ICDP项目在社区发展方面考虑得比较多，而新的岷山项目也将对2010年国家天保工程结束后森工企业的出路加以探讨。替代产业的寻找和森林认证体系的建立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重点。
作为王朗的守望者，WWF和它的当地伙伴一起走过了保护和发展之路。作为外来的力量，WWF在建立各方沟通平台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和经验，但要促使这么多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并付诸协调行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刚刚结束的以王朗为代表的平武ICDP项目，成为新的岷山项目的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