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转型给政府发起的非政府组织（GONGO）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这种独特的组织自身也在经历转型。其总体趋势是由官而民，由承担政府的部分职能向满足社会需要、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过渡。鉴于GONGO与自下而上的草根民间组织的关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种转型对GONGO的开放和独立性带来的影响，《中国发展简报》在2003年12月提出本创意，通过草根组织－－绿星之家向几个我们认为具有典型意义的GONGO递交项目建议书申请资助，在力图保持“测试”过程客观公平的前提下观察这些组织的态度和反应，并形成报告。这些项目都是结合绿星之家的实际需要拟就，一旦获得资助就可以启动，而非为“测试”而测试的虚拟计划。具体的项目建议、测试过程以及报告撰写均由本文作者、绿星之家的外联部长齐乾坤独立完成，他也是本刊的特约编辑。我们相信，尽管该报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调查，但它务实而非纯粹理论层面的研究，能够为读者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说明：
1）以上各个项目申请都是先后进行的，不存在向几个机构同时申请一个项目的情况；
2）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本土带官方色彩的公益机构即GONGO对草根组织的支持，对境外慈善机构和本土纯民办机构（带﹡者）的论述从略。
“绿星之家”全称为“济南市长清区绿星之家生态发展中心”，2003年2月在工商部门注册，实际上是一个由残障人士组成的自下而上的草根非营利组织。它的服务宗旨是：立足农村，面向城镇，为农村残障人士及家属提供生产技术、技能培训，增权培训，康复训练指导，信息咨询并整合社区资源，推动农村残障人事业与时俱进，为农村残障人士融入主流社会创造机会。
绿星之家作为一个农村残疾人服务机构，由于地处乡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因而筹款问题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在2003年12月，绿星之家根据自身条件，陆续制定了以下项目并向国内外各公益慈善机构进行申请，期望筹得善款用于实施各个项目，以此推动农村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从2003年12月开始，笔者以绿星之家外联部长的身份就以上项目与各公益慈善机构进行联络和接洽，至今有的项目已得到了资助并实施，有的已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有的则没有进展。
绿星之家着重向以下慈善机构提出申请：（1）宋庆龄基金会；（2）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3）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4）中国残疾人联合会；（5）济南市残联；（6）中国扶贫基金会；（7）中华慈善总会；（8）济南慈善总会。这些机构做为GONGO在大陆很有代表性，它们经营多年，影响深远，但多年来这些机构往往是自己筹款并直接投入到服务领域，很少拿出钱来资助草根组织，或与草根组织合作开展服务项目。因此，向它们申请资助除为绿星的发展寻找机会外，还希望通过此次尝试推测本土慈善机构对草根组织的支持和态度。
筹资的第一步是建立联系，笔者在与这些公益慈善机构的联系中有了很多发现。
（一）本来快捷的电子邮箱却成为联系过程中的第一道障碍
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互联网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机构都已建立起自己的网站，但若通过网站所提供的电子邮箱投寄邮件，大多数都会被退回，有的甚至是废弃的电子邮箱挂在网页上。即使电子邮件正常寄出，与负责人联系时对方也会表示没有看到，但若把申请书向负责人的个人电子邮箱投寄则能正常看到。
对这种现象，某基金会的刘女士也承认这是个失误，它不但让求助者感到不便，也让捐款者感到麻烦。电子邮箱本来快捷、节约成本，但笔者发现，通过它联系却让申请者增加了成本。这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GONGO的工作有不到位之处。
（二）“衙门”作风是第二道障碍
由于“绿星”是由残障人士及亲属组成的草根组织，当笔者初次向除残联以外的机构联络时，大多数机构几乎异口同声地发问：“既然你们是残疾人草根组织，为什么不向残联要钱？你们最好找残联要钱，我们也不好意思介入他们的工作领域。”接下来便是向笔者谈起各自机构也正遇到筹资困难及各种拒绝的理由，比如“我们机构的项目要求很高，只做小额信贷，不做资金支持”；“我们接到的求助很多，但我们没有经费，没有物品给人家，我们也不是政府，筹款也很困难”；“专款的指向性很强，你们的项目书不到位。”但当笔者提出修改项目书时，却很少有机构对此感兴趣。
由于中国的各个慈善机构都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生存和发展的，因而决定了本土慈善机构在管理体制上的特点，即：任何慈善机构，都脱离不了“官方”的领导，即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可能是长期的作风使然，在同一些GONGO的负责人联络时，仍时时感到“科层制”下的不平等，有“民见官”的感觉。
（三）“垄断”成为本土NGO筹款的最大障碍
本土慈善机构与国际慈善机构最显著的区别是：既进行筹款，又进入服务领域，而国际慈善机构则是按照各自的市场划分，筹款机构与服务机构泾渭分明。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造成本土基金会这种现状的背景、原因及发展趋势，但一些业界人士因此而认为这其实是对公益市场的一种“垄断”行为。
本土的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特别是为如艾滋病、残障人士、贫困妇女、城市打工者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的慈善组织取得合法身份（民政注册）都很难，更不具备筹款的资格，而具有筹款资格的GONGO又多是为自己的项目筹款，很少为这类NGO提供筹款服务，因此，尽管近年来NGO大量涌现，并代表了特殊人群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制约这些机构健康发展的瓶颈－－筹资，依然牢固。
（四）“真诚”+“志愿精神”可以突破障碍，建立起沟通平台
当有的机构项目负责人在电话中知道笔者是来申请项目的，马上便用种种理由推辞，即使通过电子邮箱或传真的方式呈送项目书，对方也表示不必劳神，因为项目书的内容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送也白送。于是笔者用自己的真诚去打动他们：农村残疾人非常不容易，多年来，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生存现状，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志愿从事农村残疾人工作的，前后已有八年的从业经历，如果我们的项目书没有在您的计划之列，请先看看我们的计划，提提意见也是非常宝贵的……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后来，我们就是靠着这种“真诚”+“志愿精神”同一些机构建立起沟通平台的。（注：这与笔者在2003年9-12月接受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培训有关）
在向各个基金会筹款过程中，中国慈善总会、济南慈善总会却让笔者在心灰意冷之时看到几许希望。济南慈善总会的副秘书长赵克禄先生拿到“绿星之家网站建设方案”时主动打电话向笔者了解“绿星之家”的发展现状，他还约见笔者在合适的机会面谈。
中国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王金泉在接到“乡村图书馆策划书”时连连说好，他说还是第一次看到农村残障人士建立乡村图书馆。他们会与济南慈善总会商议制定专项捐款项目，通过互联网及其它媒介对外宣传吸引热心人士，对农村残障人士的关注并为图书馆捐赠善款。
虽然中国慈善总会与济南慈善总会最后也都没有给予绿星之家资金或物品上的资助，但他们认真、负责、真诚的办事态度体现出“助人自助”的社工精神，是本土草根组织十分宝贵的希望。
（六）“残联”正努力还原本来角色，由二政府向第三部门转变，有望成为残疾人NGO发展的新契机
绿星之家创立之初，就得到过济南市残联理事长刘书笙先生的积极关注。去年刘理事长两次赴绿星之家调研，为绿星之家置办了电脑并解决了1万元的办公经费，今年4月也是在市残联的支持下，绿星之家又顺利地开展了金银花培训班。
近年来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趋势已由过去的“救济型”向着“自主、平等、参与”的方向迈进。残联系统经过16年的经营，从上而下组成了的严密的工作体系，如今县级残联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房子、有法律保障，还有权利向企业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做为开展各种项目的支持经费。很多残联系统的精英们也是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残联若想有更多作为，就要将“‘官’与‘民’适当分开，更多的向民靠，向残疾人靠！”由此可推测出，“残联”正努力还原本来角色，由二政府向第三部门转变，有望成为残疾人NGO发展的新契机。而由残障人士组成的草根组织更容易吸引或推动残联向残疾人的需求靠拢，济南市残联对绿星之家的支持恰恰说明了这点。
本次绿星之家的筹款行动，是解决自身发展瓶颈的积极努力，也是“自下而上的由草根组织的向本土慈善机构申请项目资助的一次测试。”
1995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加入WTO，中国变得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有些国际援助因此正在酝酿退出中国公益市场转向非洲大陆等更贫困地区开展公益项目。然而，发展中的中国是多面中国，像农村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少数民族等问题依然存在着，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下岗、艾滋病等问题将日趋严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弱势群体，都需要自下而上的NGO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据笔者所知，本土慈善机构对草根组织的支持非常有限，这些机构的项目经费很多来自国际援助和港澳台慈善机构的支持。当国际资本正在悄然撤出之时，中国本土的慈善机构该如何应对本土NGO的需求呢？相信会有越多越多的NGO注意到这些发展和变化。
参考文献：
1.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及体制分析（www.chinanpo.org）
2.丁启文：从“二政府”到“第三部门”（ www.1203.org/tongren/06/30.htm）
3.杨小波：残疾人组织的活力和NGO理念（《同人》，2004，第1期）
4.邓国胜：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邓国胜博士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5.李鸿谷：青基会的赢与亏（三联生活周刊，2002.04）
6.康晓光：NGO扶贫行为研究内容提要 （中国扶贫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