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7日至10日，中国最早成立的6家妇女NGO聚集在京郊稻香湖，对妇女NGO走过的历程和机构的未来，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不设防的交流和反思。这次活动得到了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这样的交流活动今后两年还会再进行两次。
这6家妇女NGO是：陕西妇女理论与婚姻研究会、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云南西双版纳妇女儿童法律健康咨询中心。6家机构的创始人和其机构的工作人员共18人，出席了这次名为“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研讨会”的会议。中华女子学院杨静老师作为米索尔基金会顾问出席了会议。
会上，大家都敞开心扉，进行了尽情的交流。其间有欢乐与欣慰，也有委屈与眼泪，但更多的是理性的、深刻的反思。研讨会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对第一代妇女NGO的成长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特意将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作了一次梳理，记要如下：
一、第一代妇女NGO已经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
这6个妇女NGO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一位知识女性带头发起，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创办的。这些人凭着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带头创办了妇女NGO，为社会各界服务，历经了许多的艰难困苦，有的已经过16、17 年的拼搏，才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开创出一片天地，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各界的高度肯定。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妇女NGO以及各类NGO的大量涌现，社会上以及投资方、基金会也对NGO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代妇女NGO 面临新的挑战：改善、提高机构的管理水平，要求规范化、民主化的机构管理，要有透明度和公信力，要有制度和组织的保证。事实上，任何一个民间组织都要经历一个从初创期、成长期到衰退期的过程。第一代妇女NGO都经历过初创期走到了成长期，创造了辉煌。今天，她们能否继续带领她们创办的组织再走上新的阶段，这是摆在她们面前的严峻的问题。这些妇女NGO 的领导人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创立中国第一批妇女NGO，那么，我们能否像当年一样,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把这个组织建设成世界一流的NGO，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她们感到，NGO 已经从依靠精英人物个人行为的开拓，个人信念和魅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一个新的生命周期。这就是从人治的层次发展到法治即制度治理的层次。第一代妇女 NGO如果不能改制，跟上前进的步伐，组织就会老化衰退。她们还认识到，民间组织还将进入第三个管理层次即文化治理的层次，一个组织应有自己的团队精神，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文化。这个阶段虽未到来，但是，也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因此，大家认为，第一代妇女NGO自身的建设，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有的人说，这是妇女NGO发展的第二个浪潮；也有人说，这是妇女 NGO的重生期。今后我们不能仅靠自律进行工作，还要加紧组织建设，推进第一代妇女NGO组织的发展。
二、成立理事会的问题
NGO机构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作为权利机构规划NGO的战略方针，监督NGO的运行。在福的妇女NGO在一些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下，已经有了自己的理事会，但多数是不成功的，有的是花瓶式的理事会，只是一个摆设，有的还起相反的作用，有不如无。于是有人说，我现在已经被主管的“婆婆”管得束手束脚了，如果再成立理事会，理事长由主管的行政官员来当，我们就更没法工作了。有的“劫后重生”的NGO觉得，建立理事会的时机还不成熟。
但是经过反复的讨论，大家达到了共识，这就是妇女NGO需要建立理事会，要学习国际NGO先进的经验，做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这是NGO的发展方向，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必须跟上。陕西妇女理论与婚姻研究会在会上重点介绍她们成功的经验，更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但是大家认为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理事会不是摆设，不是花瓶，它应是功能性的，是NGO发展的保证。我们不能为搞而搞，为让人家相信而搞。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不要勉强去搞，这样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我们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创造成立理事会的条件。
2、对于那些“夹生饭”的理事会，大家认为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马上对它“动手术”。这样做，可能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损害，暂时的“冷处理” 可能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待事情有转机后再进行。
3、一定要根据本组织实际情况，要做到软着陆，让权利平稳过渡。过渡期的长短要根据每个组织情况决定。如果目前没有条件，可以放一放。
红枫妇女中心认为自己有条件在近期成立理事会。但我们不能急，不走形式，一定准备充分再搞，争取建立一个真正发挥作用的理事会。
4、建立理事会文化 。理事会有三项法律责任，即“关注”、“忠诚”和“服从”，理事会成员要认可这些责任，要认真履行职能，要有志愿精神，同时，还要形成有自己组织特点的理事会文化。
5、理事会是权利机构，怎样发挥作用，特别是过渡期，创始人与新执行主任接轨问题要很好研究。是否要扩大理事会的权力，如财务权、人事任免权，在过渡期内将这些权利暂时交给理事会，或理事会参与决定。
6、中国还缺乏理事人才。国外的理事大都受到长期社会的熏陶，事业有成，不需要为生活发愁，有很高志愿精神和素养。我们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对于第一代理事人才，似乎也不能照抄国外，要从现实出发，做到本土化。
7、理事也要有竞争机制，有热心、有能力者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理事付出太多，除名誉外不能得到任何东西，因此要有任期，使他们的付出是有限度的。
三、创始人的角色与作用
6个妇女NGO的创始人都出席了会议，关于创始人的作用和在理事会的角色，自然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大家的意见可归纳为下列几条：
1、第一代妇女NGO创始人的功绩不可抹杀。这些人可以说是抛家舍业，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他们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她们的胆略气魄，聪明才智，个人信念与魅力，都值得称颂和肯定，它应该成为NGO的文化精神传承下来。
2、角色的转换。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一代妇女NGO创始人的角色和身份，也应随之发生改变。这就是一些人从开拓者发展成为出色的管理者。需要学习更多过去不熟悉的管理知识，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还有一些人可能离开领导的岗位，进入理事会，或是在其它领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创始人要适应角色的转变。
3、有朝一日，创始人与NGO分离是必然的，舍不得离开是 “NGO领导病”。
4、选择接班人问题。这是大家普遍感到的难题，有的组织选择了十几年，仍然选不到一个满意的接班人。德才兼备的人是少的，有德无才挑不起大梁，有才无德的人更不可用。在他认为翅膀长硬时，或者是受到更高薪酬的诱惑时，也就飞走了。一些妇女NGO成了培养人才的学校，而自己却无可用之人。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建议要改变战略，要培养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个最优秀的接班。
红枫正在用招聘的办法寻找中心的主任。对于这种做法，有人提出质疑：一个完全不了解红枫文化的陌生人，能否真正忠实于红枫的宗旨和使命？况且你对他的了解是比较表面的。但是有人认为，从社会上招聘的办法是可取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择优录取。只要理事会发挥权利机构的作用，有制度保证，不会有大错。
还有的人认为，选择接班人难，有可能是对接班人求全责备。我们不能用自己――创始人的标准来选人，否则就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人的不足之处。
5、理事会要不要设终身理事？按照国际理事会的规定，是不设终身理事的。我们很多创始人，十几年如一日，不为名不为利为这个组织作出奉献，她们应不应该得到终身理事这个名誉？这是不是一种中国国情的做法？
6、理事长的薪酬问题，按照国际的惯例，理事长是绝不拿报酬的。在中国，这点是否能做到？国外的理事长，一般都是功成名就的人士，他们已经没有生存的问题，他们出任NGO理事，只是以此作为自我实现的机会。中国则不同，一些人既把这个作为事业来作，同时也是他们生活的来源，他们一旦离开了主任的岗位，成了理事长无分文收入，又怎样生活下去？这是不是中国的国情？因此，有人建议，可否给理事长发薪？还有人建议，对于投入很多精力的理事，是否也可以拿钱，人数不超过1/3就可以了。
7、理事长的职责。理事长、理事会应按程序工作。陕西妇女研究会已经制定出许多制度条例约束理事长、理事会，值得借鉴。
8、正确对待NGO人员流动。不要一有人员流动，就指责领导人独裁，不能留人。要看到，这是双向选择，有人希望更多发挥能量，或者想拿到更多的钱，她们提出辞职是正常现象。
9、有的NGO组织成员对创始人存在依赖心理，总觉得离不开创始人的支持，可称作“创始人依赖症”，要学习断乳。
四、分享妇女NGO建设成功的经验。
6个妇女NGO研讨会不仅关注到组织未来的命运，而且交流了在NGO组织建设中成功的经验。我们的目标是要有产出，要总结我们的经验，三年后出版一本书拿出我们的经验。
在这方面，大家公推陕西妇女理论与婚姻研究会是做得最好的，决定以他们的经验为框架，其他NGO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贡献出来。
大家最感兴趣的，不仅是陕西妇女理论与婚姻研究会每年运作500万资金的各种项目，财务监管井井有条，她们称为阳光财务。而且她们有一整套工作人员管理的有效办法。她们内部设立了多项基金，如：出版基金、妇女紧急救援基金、发展基金、康乐基金、生育基金、工资基金等等。她们实行岗位效益工资、会龄工资、分档付给。她们已经做到能将优秀的年轻吸引到研究会来，形成一支专业的、巩固的高中低三层次的专职队伍。
北大法律妇女中心也有管理员工的成功经验，如采取浮动工资制，将工作量化，每月进行考核，奖勤罚懒，以激励员工的进取心。
五、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NGO的独立性与外国基金会的关系问题。有人提到，建立或改造现有的理事会，是国外基金会的建议，受委托的培训者态度也很积极，指派专家参与辅导，使自己明知时机不成熟，却有骑虎难下，不得不做的架势。对于这种现象，大家认为要实事求是，不能明知不可为而勉强去做，这样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还有一个怎样对待资助方要求的问题。一方面，资助方是出自对中国NGO的关心，拿出钱来对NGO开展系列的培训，包括成立理事会的培训，派专家现场指导。另一方面，NGO也有这种需求，希望借这个东风将组织的建设跨进一步。但是各个组织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时机成熟，可以在近期内建立；有的因种种困难，以暂不建立为上策，就不应该一刀切。可以说明原因，推迟计划的执行。
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被资助的NGO与国外基金会的关系问题。NGO是求助方，基金会是资助方，双方在资源的拥有上是不对等的，这容易造成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被资助方为了获得资助，有时不得不听命于资助方，勉强去做自己认为不宜做的事情，这有损NGO的独立性和尊严。基金会如何学会尊重被资助方，同时被资助方又怎样做到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