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真正有利于基金会成长的，恰恰不是资助项目的成功，而是资助项目的失败。而要获得足够量的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的项目投入。”
回顾上文，2008年冯永锋做SEE基金会媒体顾问后，至少写了3篇文章谈自己对SEE的看法，其中第一篇有三个意思：企业家治理荒漠化不成，才转战北京开始资助民间环保组织；企业家能赚钱，未必能花钱，却幻想指导民间环保事业；企业家太着急，丧失了宽容精神，对事业有害。
2011年3月开始，冯永锋写了一个名叫“2011NGO漫谈”的系列文章，到6月9日截止，共写了14篇。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冯永锋先贴了一篇5月15日完成的文章《2011年NGO漫谈之11：从“阿拉善”看“壹基金”》，历数SEE基金会5任秘书长的变迁，认为SEE过去这几年坚持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的意志值得尊重，但“心性未定”，业务不明确，“整个机构像个乱摆的钟一样东撞西敲。”这个情况带来的坏处不仅仅是SEE“必须持久地忍受这种能量乱流给机体带来的痛苦”，而且“正在把自己的‘学习成本’，转移到整个民间环保事业身上。”
冯永锋说要充分尊重一个基金会的“学习成本”，但如果他们“本身狐疑重重，蔑视资助目标，嘲讽资助对象，更缺乏到资助领域浸泡、与资助对象‘共同成长’的才能，那么，还不如别做这份工作，把支付学习成本的过程转让给其他人。”
针对这篇文章的一个关于“销售公司”的比喻，《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阿拉善行记》第十一章还有一段精彩片段，笔者摘录如下：
2011年6月7日阿拉善第四届生态奖之后，对于谁应该决定评价，社会和媒体也产生了各种议论，在博客上讨论。
记者冯永锋认为：应该把基金会当成销售公司，受资助的对象为购买商品的顾客，每一次资助的过程，都是把淤积在库存里的钱尽量准确地“销售”给资助需求方的过程；当然，也是接受NGO“顾客”评价、社会评价的过程。（这篇文章是在颁奖前完成的，严格说不是针对这次评奖的点评，但该书作者认为如此。——作者注）
企业家杨利川当天立即回应了：“各位同仁，冯永锋的言论已在网上看到……他提出了一个普遍问题，比如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的关系问题。总的倾向我不同意，一个基本原理，永锋正好说反了！客户是捐助者，他们买的是环保项目及成效。供应商才是被资助人即项目执行人。项目越好，捐助人越愿意买，出钱越多。为此，为了使环保的项目质量好，必须像企业采购一样有内在的机制，采取招标制度，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禁止回扣，杜绝亲情，避免利益冲突，进货质量只有在科学、有效。公正、廉洁的采购制度中才能实现。”
第二天6月8日，郭霞，这位SEE秘书处的资深工作人员，在给各位的电邮中说：“两位说的都对，这矛盾可是积压在我们执行团队这边多年了。资助团队最大的风险不是项目失败而是错过了好项目，评审的表格和程序也重要，是沟通的工具，程序确保无腐败。”她认为做资助既不能把自己当成采购商，也不能是纯粹服务NGO（因为同时要服务捐赠人），要以用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对待自己（可惜工作团队心虚，不是我们的钱）。她感到从秘书长到资助团队，承受着中国社会里捐赠人和执行方之间的冲突。
为此争论，我问了几个企业家：你要参与式讨论资源的分配吗？回答斩钉截铁：参与不是民主，是民主我就要决策权！民主是要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但在社区老百姓、NGO行政、草根执行团队、企业家之间，谁应该有决策权？
企业家认为：在第一次社会分配里，他们为职工支付了劳动报酬；第二次分配他们向政府缴纳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第三次社会分配中，他们从自己口袋里以社会责任拿钱出来，为社会购买公共产品——改善生态，这个产品必须是最优质的！谁能保证最优质的公共产品？企业家有权挑选、评估NGO，他们是否能够生产优质的生态产品。这是核心问题。
冯永锋真正聚焦在第四届SEE·TNC生态奖上的文章，是6月6日到9日贴到博客上的三篇“2011NGO漫谈”，第一篇《要专业，表悲情》用了很多排比句式，多是反话，是在讽刺“专业化”，为“悲情化”行动者辩护。
“要专业，表悲情。要开会，不要调查。要接受培训，不要自我感悟。要等待项目审批，不要冲动上马。要高级发票，不要手写白条。要博士，不要农民。要工程，不要文艺。要理性，不要感动。要等待，不要着急。要温文尔雅，不要血脉贲张。要西装革履，不要‘首如飞蓬’。要把自己的事当成他人的事，不要把他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要安静祥和，不要胡思乱想。要冷漠克制，不要敏感多情。说到底，要像政府、企业、事业单位那样，成为一个外形专业、内部也很专业的机构，而不要像艺术家、好事者那样，成为一个被专业所抛弃的人。”
这篇文章是对生态奖评审价值观倾向的点评，SEE基金会郭霞在博文后边和冯永锋有几个来回的“对话”。郭霞认为冯是“二元化思维”，“建议冯老师把时间放在研究如何协助各地组织上，少放点精力在无端挑唆是非上，要为基层组织代言也不用太急功近利。”冯反过来说：“你所说的二元论恰恰是你们自己分野的”,“如果你觉得我在挑唆，那我就挑唆到底。”
之后冯永锋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表示“担忧”，另一篇“提些建议”，落在具体的一件事上，不是对机构的评论，不再赘述。
2011年10月中旬SEE基金会举办了一场“战略路径讨论会”，在参会之前冯永锋撰文《就资助的战略路径和实施细则对SEE基金的一些建议》，又开始了对SEE基金会的点评，“寻找一个可接受的语调，把想提的一些建议，在此一并倒出。”
该文分三个小标题，分别提了三个看法：
1、害怕失败：“真正有利于基金会成长的，恰恰不是资助项目的成功，而是资助项目的失败。而要获得足够量的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的项目投入。”
“从这几年对SEE基金会的观察来看，捐赠人之所以对执行处干预过多，可能仍旧是害怕失败导致。这害怕失败的心理是如此的频繁和强悍，导致SEE基金会时而对资助方向犹豫不决，时而对资助项目犹豫不决，时而对项目人才使用犹豫不决；时而对机构架构进行大幅度调整，时而对合作伙伴进行大幅度调整，时而对工作方法进行大幅度调整。于是，越是这样的调整，越出现更多害怕出现的失败和延迟。”
2、无法“忘我”：“究竟是什么让SEE基金会在当前总觉得有些不舒畅呢？无论是捐赠人、执行员工的感觉，还是行业内的评价，多多少少都觉得其存在一定的需要改良之处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很多捐赠人（理事、会员）无法‘忘我’。”
“不少‘捐赠人’经常忘记了自身的角色，直接或者间接、有力或者无力地干预着执行层面的工作，导致其频繁地出现难以自持的混乱和尴尬。”
“捐赠人最需要忘我，需要让执行层面的人，自由地投入业务中。”
3、资助人员不足：“SEE基金会的资助部人员极度缺乏，人员的工作可能性也经常被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工作人员，鼓励其全面到环保组织行业内浸泡，把资助做到对方办公室去，可能是改变局面的必要优化手段。”
“真正合格的资助官员，在本单位内呆的时间要足够少，要行业内浸泡的时间要足够长；真正合格的资助项目，花在项目书修正的时间上要足够少，花在业务探讨上的时间要足够多；真正合格的资助项目，是在其刚刚出现苗头时，就将其捕捉和扶正——换句话说，资助官员得比较准确地发现、挖掘、确认一个机构的真正需求，无论是雪中送炭还是锦花添花，无论是枝条修理还是残疾补阙，都会很有意义。”
2010-2011的两年里，冯永锋写了约7篇文章和SEE基金会“较劲”，估计是公开批评SEE最多的人了。他的文章不在意逻辑，像霰弹枪，批评的点很多，拉了一个很长的战线，不易把握，作者且浓缩一下他提到的关键点，未必准确：
1、企业家会员们因产业领域的成功，以为赚钱在行花钱肯定也在行，在进入环保公益领域时很自负，有时看不上环保行动者的工作；急于有所产出，频繁干预执行层工作，失了宽容；
2、SEE基金会摸索了两年多，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的方向是坚定的，但资助业务游移不定，内心害怕失败，执行层权限小，不自由。
后记
文章列举了很多冯永锋对SEE基金会的批判，这不是一篇严格的报道，只是想梳理这位对基金会公开批判最多的人的三年批判历程，以及呈现他对基金会资助的理解。所以全文只呈现了他一方的观点，估计无论是SEE基金会的成员还是和受其资助的公益从业者，也都有自己的判断，如有机会，青年环境评论也愿意呈现。
SEE基金会是社会团体“阿拉善SEE生态协会”2008年独家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一直在资助中国民间环保事业，是非公募基金会当中资助环保领域最早的基金会，经验最为丰富，因为较早，影响大，受到的批评也最多，但批评者未必理解其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机构文化。
目前有两本书记录了SEE的发展历程，分别是去年出版的《为公益而共和》（杨鹏著）和今年出版的《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萧今著），笔者将会撰写一篇书评，从其发展历程中探寻和理解其机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