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举国震惊，伤亡惨重，全民哀悼。此时此刻，自己觉得特别无力、无奈，对于报刊约稿我只有报以“余语无言”！既然除了捐一点钱之外什么都不能做，说什么都是空话，只能加强自己老朽无能之感。但是心有所系，心有所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引发悲伤、焦急、鼓舞、敬佩、忧虑、愤慨、叹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从万千思绪中升起希望：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拐点；改革途中的里程碑？
灾后感言之一 留住“民气”需要制度保证
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人的悲悯之心容易被激发出来，凸显人性善良、崇高的一面，汇集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次震灾中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充分。人们常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比较，那次因为完全封锁信息，宣传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就在余震波及的北京，居民只经历了暂时在室外生活的不便，却没有激起对唐山受灾同胞感同身受的关怀，也无从关怀，根本谈不到全民救灾。差可比拟的却是同一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哀。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时期，人与人之间距离忽然拉近，感情似乎升华，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经常发生的因挤车、排队、自行车相撞而吵架之类事一时绝迹，连大声叫嚷都少。有人刚要发作，旁人说一句，“都什么时候了！”就可以立刻化解。似乎在这种时候吵架就是亵渎逝者，大家正面临共同的重大灾难，个人间的摩擦都微不足道。这种情绪固然由于周总理的人格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们多年压抑无告的痛苦、悲愤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都喷发出来，寄托在对周总理的哀思中。此事与当前的事件性质当然不同，只是说明“国殇”有时能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但是，这种感情，这种“民气”，无论多强烈，多高尚，如没有其他条件，是难以持久的。灾难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各种矛盾，各种劣根性，各种陋习也随之恢复，也许还会引发出新的矛盾，新的恶行。温总理题词“多难兴邦”，是古训，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经验，此时以此鼓舞民气十分恰当。但是在现实中“难”不会自然而然通向“兴”，从前者转到后者有许多条件，这条件需要人为地去创造，其艰巨的程度不亚于救灾，而所需要的胆识、智慧、韧性和毅力则过之。在当前我国特定的情况下，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善心、善举以及各种创新成就用切实的措施、法律，制度给予保障，使之持续下去，使人的善意能有畅通的渠道尽情发挥，当然包括废除一些阻碍“兴邦”，甚至造成“多难”的旧制度、旧法规，乃至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来一次“除旧布新”。
“多难兴邦”，人所共祷。见到报刊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等各种提法。这是一种浪漫的夸张。这次灾情虽然严重，还是局部的，并非全民都“浴火”。我只希望这次能在社会转型中标志着一个新的拐点，伤痛过去后不再回到老路，想到了几点，或许可以作为漫长的“兴邦”道路上的几蹬台阶，将陆续公布于此。
灾后感言之二 为媒体松绑
关注和展现了苦难：一场严重灾害的直接后果首先是相关人群受难，是公众最关注之事。但是直到不久前的雪灾，我国媒体对各种天灾人祸一贯的做法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只让公众在事后看到已经解决的景象（有时实际并未解决），着重在各级领导如何重视，镜头上出现的多是受惠者的感激、满意的笑脸，而看不到受难者的不幸。甚至灾难尚未完全过去，就急忙奏凯歌，表彰功臣。这次则有所不同，从一开始，灾情的惨状、灾民的苦难得到了现场真实的展现；救援的手段、过程比较透明，既公布已有的成绩，也坦诚说明尚待解决的难题，对全国人民的关怀和疑虑有所交代，尽到了新闻媒体名副其实的职责。
新闻渠道多样化：除了指定的主流媒体外，许多报刊都及时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到第一线采访。实际上我国相当多的报纸和期刊已经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优秀记者、编辑和作者，这次得以一显身手。尽管电视现场采访权仍为中央电视台所专有，纸质媒体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报道、精彩的摄影和多视角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凡是有条件的报刊都不甘炒别人的冷饭，既然大家都报道同样的题材，就必须争取有自己的特色，挖掘自己的故事，发挥所长，表现出独到之处。以我经常收到的多种报纸、期刊来看，的确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或是本刊记者、评论员自己的稿件，或是外部作者的文章，有特别感人的纪实和抒情，有对关键人物的采访，也有视角独特的评论。此时能够发挥广泛的社会联系，约到好文章，也是报刊的一种功夫。总之，这一次的媒体（包括期刊）避免了千人一面，而是百花齐放。我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为之唏嘘泪下，同时看到我国媒体人的高度敬业精神、胆识和专业能力，欣慰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钦佩也包括对中央电视台在一线的记者）。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释放出来，我国新闻媒体的实力和才干是可以赶上国际水平的。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作为一名老人，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同时看到民族的希望。
问责和揭短稍有突破：天灾固然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伤亡的程度与人为因素的关系是公众心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往日的惯例，这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话题”，是新闻的绝对禁区。这次则有所突破：例如震前预报问题、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救灾物资和钱款的发放问题，等等。当然，公开见报的只是冰山一角，远非全貌，但是抓住个案不放，向纵深挖掘，已经触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本质，足以引起警觉，增加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难度。
必须承认，这次新闻报道中所表现的新气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些不合理的成规、禁令被冲破、被弃置不顾的结果。事实证明，在灾难来临时，透明度越大，越有助于消除疑虑，释放善意，从而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否则老百姓就只能依靠“出口转内销”，或小道消息满天飞，坏事成倍地放大，谣言不胫而走，只能造成人心惶惶。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有司”不察。我国新闻管制的习惯路数是：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统一口径、“编辑”、过滤，或封锁真相，设立各种禁区，束缚媒体手脚，最后想到（或根本不想到）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这一次，灾难太深重了，举世关注，中国媒体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还有难以控制的互联网的冲击，突破了预设的种种禁区，不可阻挡。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那么灾难的高潮过去后，这种“非常”能否就此持续下去变成“正常”，还是又退回原来的旧轨道？我希望前者，担心后者。最低的希望是不出现“秋后算账”的恶劣行径——例如现在暂时“法不责众”，危机过后，伺机以其他借口，选择一些对象进行报复。进一步希望是使这次的“非常”持续为“正常”。这单凭“良心发现”是不足恃的，需要一次实质性的改革，用法律固定下来。改革的方向应该变“内部”为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人民日报》4月30日文章标题）。与限制新闻报道相反，是限制新闻官和有关部门的权力。记得改革开放之初， “跑批件”、“买卖批件”成为经济领域的一大公害，是扰乱正常市场经济和腐败之源。解决之道无他，就是放开经济自由权，缩小审批范围，许多经济活动不需要“批件”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就可发挥作用，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诚然，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权与钱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宣传领域则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这一次媒体的集体冲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放开管制，天下不会乱，这一事实应该为更多的执政者所认识，如果能乘势促成早已滞后的新闻改革，以新的思维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解放媒体，则国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可望落到实处。
灾后感言之三 为NGO和志愿者鼓劲
众多志愿者活动在灾区，是这次的新事物，套用一句时下流行语：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说人数有百万之多。他们是十万正规解放军和近百万有组织的医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巨大的补充。一次灾难过后，有无数可预料和想不到的需求，专业队伍终究力量有限，志愿者刚好见缝插针，不论在人力、物力和精神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大增加了救援力量。但是其意义远不止此：对于受难者来说，得到了更多的温暖，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关系，所谓“天灾无情人有情”；对于志愿者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识了深重的苦难，也体验了最美好的情操，自己得到了磨练，增长了才干和自信。正如许多报刊所说：“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作为志愿者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连父母都感到惊奇。对于全社会来说，在物欲横流，人们哀叹道德滑坡之中，志愿者的行动促成了一种集体道德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其长远意义将在今后不断显示出来。
这一次，由于灾情严重，也由于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对一切国内国际援助采取开放政策，因而短期内收到了大量的捐赠。灾后重建还将继续收到钱与物。现在募捐不难，而难在救灾款和物资最有效的分发。这项工作艰巨而复杂，需要大量的人手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单靠各级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何况有些重灾区政府人员本身已成救援对象。在这方面政府与民间力量相配合，可以成倍增加灾后救援的效益，使钱、物尽其用。
志愿者若是完全单个人分散行动，有许多不便处，多数有一定的组织，不论大小。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亦即NGO，是志愿行动的主体。这些组织五花八门，并不都是公益性质，有许多就是娱乐性的俱乐部，也踊跃参加到救援行列中来。“NGO”、“志愿者”开始进入国人语境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21世纪，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是大势所趋，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人道主义的普及，公民责任感的加强。只是我国有关法规相对滞后，还是沿袭改革以前的旧思维，防范多而鼓励少，严重妨碍其正常发展，使得“做好事”的渠道不畅通，反而取不到“合法性”。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些新的法规，有一定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限制，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次空前规模的志愿者活动是可喜的新现象，也意味着政策的开放。当然，志愿者在我国是新事物，在这次行动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地方一拥而上，或缺乏专业训练，反而“添乱”。同样的，林林总总的NGO也会有良莠不齐，甚至有犯罪诈骗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洁，不能因噎废食。我希望这次的开放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精神，应以新的眼光对待NGO，变防范为鼓励，从而研究和通过新的法规。NGO的发达，在近期，可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多一分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成为政府部门有力的补充；在长远，对提升公民觉悟，促进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做好事的渠道畅通，而做坏事非常困难。总之，以积极的法规鼓励NGO健康发展，结果必然利国利民。
无论是平时还是灾时，无数社会需求不可能靠政府全包，这是大势所趋。早日制定积极鼓励、有利于兴利除弊、促使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此其时矣！
灾后感言之四 叫停“形象工程”
见到政府公布决定财政拨款700亿用于救灾。又见到每天公布国际支援的数字，逐日上升，两周后达到300多亿。我忽然想起另一个数字：300亿。那是什么？是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市准备用于建立“文化标志城”的初步预算！现在可以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了：差不多相当于政府救灾拨款的一半；略相当于迄今为止的国际援助数。
又想到我一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当时我只想说明“官”与“公”是两回事，由“官”主导不能导致所谓“社会主义”公平，还没有考虑到更严重的问题。如今这种“官”制由一般的特权，导致了人命关天。见报载一位建筑专家的文章中有几句话切中要害：“是不是企业和私人的住房有人操心，政府的房子不敢乱来，而教学楼既是公家的房子又没人真正操心，最好吃钱？”（报纸与人姑隐其名，免得为他人带来不便）。那么那些“吃皇粮”的“公家人”平时在操心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形象工程”，这是“政绩“。校舍不在“政绩”之内。从“标志性建筑”到“标志城”，越搞越大，不惜工本。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帽子下，到处兴起“抢祖宗”之风，争相作某位先圣、先贤的故里，乃至神话传说的发源地。
不惜斥巨资先进行“论证”（包括各种“公关”活动”），再大兴土木，树雕像、建楼台、造假古董，发展到把整个城市树为所谓“文化副都”，强加于全国人民。与此相对照的是那位可敬的叶志平校长，以精卫衔泥的精神不断修补那“公家不操心”的学校建筑，以有备无患的远见训练师生防灾，其功绩体现在几百个鲜活的生命上。“政绩”二字大概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事实上也轮不到他。
中国人是最重面子，重形象的。这次抗震救灾的副产品是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包括最挑剔的国际媒体的赞誉。这是由于全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以及救援中各种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勇气、韧性和凝聚力，还有政府空前开放，一切以人为本的决策和得力的行动。与此同时，不必讳言，学校建筑的工程问题也进入了国际视野。如果全国各地每年浪费于“形象工程”的以百亿计的经费用于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包括建造坚固可靠的校舍和善待教师，平时将惠及多少百姓，灾时将存活多少生灵？与其为真的或虚拟的“祖宗”大兴土木，不如为“子弟”多做实事，也可“光宗耀祖”，进而为子子孙孙多留一方蓝天、一汪净水，孔圣人地下有知当予以嘉许，而对于借自己之名挥霍民脂民膏的做法可能会说：“天厌之！天厌之！”。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这点无人否认。人们看重的是今天，中国对世界有何贡献，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还有未来，如何对待下一代，就是如何对待未来。不过积重难返，有些人已经痴迷成瘾，病入膏肓，恐怕地震也震不醒，何况灾难不在自己眼前。这就需要出台刚性的法令，并通过适当程序调拨有关款项用于灾后重建。以后应逐步制定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办公建筑、“标志性”建筑与学校建筑的标准。总之，大力杜绝“形象工程”，既利国利民，也利于改善国家“形象”。
灾后感言之五 整顿吏治为当务之急
从不久前的雪灾到当前的震灾，我们都见到温家宝总理风尘仆仆赶赴灾情最严重的第一线，慰问群众，指挥救灾。有时同一地方去不止一次，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赢得了公众的拥戴，也获得了国际赞誉。以至于有外国报刊文章说“中国总理不可复制”。我也心怀感佩。但是感佩之余，又不免想到，一国总理这样事必躬亲，恐怕有不得已处。中国政府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层机构；无论纵向比（历史），横向比（外国），当前我国的“公仆”与人口的比例数都是最多的。这种官吏古称“吃皇粮”，今称“纳税人供养”，还有一副有名的对联曰“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于是我想到一连串的假如：
假如这么多官吏都能各司其职，各级行政机构都运转无碍，还需要统领全局的总理这样辛苦地推动，亲自督战么？中央领导慰问灾民，亲自了解灾情和救援情况，都是必要的，是起精神的鼓舞作用，也建立亲民形象。但是在第一时间、第一线行动，具体部署救援措施的应是当地各级“父母官”。从省到乡，这一官吏群体克尽厥责了么？
假如他们平时都廉洁奉公，以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福祉为念，以对“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同样心力关心教育，包括校舍，会有这么多学校建筑坍塌？有多少学童可以幸免于难？
假如赈灾物资、钱款从来都能全部、有效地分发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而没有截留、挪用、贪污现象，可以有多少真正需要的人受到实惠？假如财务过程都能透明，捐助人还会那么不放心？例如著名演员慈善家李连杰坚持他的“壹基金会”的捐款必须看到收款人按手印的收条，这样的捐赠者不止他一个。曾有慈善家专门雇人追踪他的捐款落到何处。这是平时。在当前的大灾面前如何呢？以成都高级住宅区占用地震棚的事件为例，千百万人生命所系而又如此紧缺的物资，竟敢“走后门”，截留挪用，群众愤慨理所当然，如果发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谅解，至少举报有功。但是据说“有司”不致力于惩罚真正的罪犯，却以扰乱秩序拘捕揭发举报者。这种颠倒是非又是惯性作用在作怪。
假如平时各级官吏没有作威作福的习惯，有尊重百姓人权的观念，还会发生殴打志愿者的事件么？那一记耳光打得那么顺手，那么不假思索，足见已成为本能的条件反射。这次是在非常时期，打的又是救灾志愿者，所以引起舆论大哗，不得不道歉，还是辩解甚多，不是痛快情愿的。而且还责怪媒体曝光。可以想见平时对待其治下的乡民是何态度。“顺手”打了老百姓，会有人问责，会道歉吗？
目前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无法落实，越是优秀的报刊“风险“越大”，除了主管部门的旧思维之外，各级政府文过饰非的本能汇集成强大势力是主要原因之一。实际情况是倒过来，不是媒体监督政府，而是地方官监督媒体：凡发生对自己“政绩”不利之事，首先想到不是追究“坏事”的起因、责任，而是岌岌于封锁和抵制媒体报道真相，无所不用其极。有所谓“防火、防盗、访媒体”之说。对于不在自己管辖内的媒体，则施展“告状”手段，以借助高一级的压力，或用官场潜规则，互相打招呼，牺牲的是社会正义之声、本地百姓的利益，也许一时有利于某些人的仕途，但最终受损的是该地方政府的集体“政声”，因为在方今之世，防民之口是很难做到的。
所有这些都指向“吏治”非整顿不可。当然，懈怠、渎职（姑不论贪污腐化）的只是一部分，即使平时表现不如人意的，在这非常时期冲向第一线，尽心尽力，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乃至像林强那样以良心战胜官场规则的当不在少数。这里讲“整顿”，主要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治本之道路阻且长。总的方向不外乎从人治到法治；从对上级负责到对百姓负责；“政绩”的考核标准和手段彻底改革，等等。还有一条是否为重要的，还是舆论的监督。变“闻过则奴”为“闻过则喜”只能期待于极少数人，重要的是剥夺其“泄怒”于揭发他们的媒体的权力，从而保障舆论监督权。还有一种集体痼疾很难治愈：例如重形式，轻实效；重官轻民，已成为本能的按等级办事（从建筑质量到分发救灾物资都按官位）；对上虚报成绩，对下封锁信息（说得不好听就是“欺上瞒下”），等等。这种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很难责备具体的个人。这些问题众所周知，议论不断，来自朝野的各种改革的建议、方案也已很充分，只是举步维艰。现在机会难得，借强震之力，借民族凝聚力最大之时，迈出一大步，应是阻力最小的。治标的措施则包括对个案的处理，对已经群情汹汹的事件，不再敷衍掩盖，问责、奖惩越认真，越公正，越透明，则越能安抚受伤的心灵，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走笔至此，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又在一厢情愿，痴人说梦了。就是这个梦，在浩瀚的纸质出版物中也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好在还有网络，借以一吐骨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