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有一批人，喜欢制订规则。以为有了规则，一切的事情都好操办。在这批规则爱好者眼中，所有不遵守规则的人，都应当通通拉出去枪毙，或者，至少拉出去鞭打示众；最不济，也要尽情地以“大量票据不合格”之类的名义，好好地羞辱一通。
但世界上所有的创新，都是在违反规则、藐视规则的尖锥下得以突破的。于是，社会就出现一些奇怪的较劲，一边我们在使劲呼吁社会创新，相信社会不创新，人类就可以整体去死；同时我们又不停地制订规则，以束缚创新、压抑创新、打击创新、迫害创新。
我们不能无理地猜测。以为喜欢制订规则的人是一些内心阴暗的家伙，他们制订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巧妙地控制别人，以通过规则实现自己的专制欲。我们也不能无理地猜测，以为那些动不动搬出规则的人也是在控制别人，以实现自己一点点阴暗的满足，或者给自己的不作为戴上鲜美的合规面纱。
最有意思的是“公益大腕”邓飞的发展路径。邓飞的突然袭击，完全是“超越规则”或者说“放弃规则”的结果，而发展至今的被称之为“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和“中国生态安全”诸多项目，都迅速地转向规则的制订和约束。其结果，当然是保障了其项目的最低社会风险。但同时，总让人觉得这中间有些有意思的冲突仍旧在暗处隐藏。未来会出现什么风险，谁也不知道。
全世界都认为基金会应当透明公开公正。为了保障这一点，给基金会穿戴上了非常多的镣铐，同时相信这些镣铐的存在，会让基金会保持其社会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可保障持续获取社会公众的信任。
有时候，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由于畏惧规则的带来的社会惩戒，好多基金会工作人员放弃了原先的初衷，因为，一做创新之事，必然会引发公众争议；一争议，就有人可能扛受不住社会的压力而身心失常。有时候，由于畏惧规则之祸落在自己的身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拼命地想出了“充分利用规则进行风险外化”的行为方式。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本该充满活力的社会创新团体，由于对神圣的规则充满了强大的敬畏，其结果是要么自身的行动力严重衰退，要么是自身的风险担当气魄严重衰退。在这时候，谁与基金会合作，谁就会饱受规则的惩戒之苦，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创新能量在一天天殒落。公募基金会，成了许多创新者的“集体公墓”。
世界发展至今，有一个强大的误会在控制。我们以为世界是由钱构成的。因此，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如果要对公众负责，就必须用钱来把事情说明白。而钱又是生性最多疑的东东。匹配这种思想的后果，相应的，人们就一定要相信，世界是由“怀疑”构成的。“爱飞翔和爱怀疑的是鸟，淹没一切是的金钱”。
而实际上，真正的世界，应当是由两个基本条件构成的，一是由“劳动”构成的，二是由“信任”构成的。“钱”永远无法真实地衡量“劳动”和创意的能量，“信任”必须随时把“怀疑”阻挡在外。一个人丧失了劳动，这个人就成了废品；一个人丧失了信任能力，这个人也同样成了废品。一个基金会如果成天只盯着钱，却不尊重高举着这些钱去做事的人所付出的劳动，那么，这基金会，肯定做得不通透。一个基金会如果成天以怀疑为能事，以为行动者完成一件事，全靠那几块钱才得以实现，却忘记了其愿望、精神、勇气、风土感觉、习俗融合、智慧、辛苦付出的价值，那么，这家基金会必然会得到社会的恶评。
这个世界上的基金会，按照当前的规则和法律的分法，不外乎两种，一种叫公募基金会，一种叫非公募基金会。而其实在社会上，最有活力的，其实都不是这两种，而是形形色色自由而灵动的“私人基金会”。这种“基金会”与“国家规范下的基金会”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几乎基于信任在做事，容易被对方的“劳动之美”所感染。“私人基金会”的实践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其参与资助的支持过程，不是施舍，不是投资，不是购买，更不是放贷。每天在公益领域里涌动得最热烈的，就是这些互相传递的信任、仁慈、爱意与美感。在社会公益的洪流中间，诸多“正规基金会”身影不停地晃动，起伏着其愚蠢、傲慢、笨重、虚伪、臃肿、多病的面容。
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好像就是去年——我写过一篇小文，叫《人人都是基金会》，当时只是恍惚地觉得，其实这个社会，真正有活力的，是随机、零散而快速的资助——任何社会个体，无论手上有多少资源（智力、精力、体力、资金等），都可以随时成为社会公益的参与者和介入者。但那时候，我还是缺乏一种勇气，往前再走一步——想像一个更大的可能：假如有人信任我，把钱给我，让我成立一个“环保行动者私人基金会”，由我所协作的团队去资助中国各地随时起落的环保行动者，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承担？
继续举“邓飞现象”为例。公众愿意捐款，不是因为对他所依托的公募基金会的信任，而是基于对他及他所组织的团队的行为方式的信任，然后，再由邓飞把这个信任进行再委托和分发给不同的挂靠基金会。某种程度上说，是邓飞在引导着基金会前行而不是基金会在引导邓飞前行。是社会资源进入“邓飞私人基金会”，再按照规则转投其他挂靠或者和协作的各公募基金会。这样的合作，有人打过一个比方：是自由冲撞的江湖势力，与保守呆板的正统势力，之间的妥协与平衡。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天下班，我与一个同事一起坐地铁。这时候来了一个声音宏亮的老太太，她穿着朴素但声音强势，她站在我这个同事面前，要求他帮助她。理由是她有病，她老了，她需要做手术，她没有钱，她需要帮助。同事没有抵挡住她的“诱惑”，掏出了五块钱给她。这位老太太继续转向下一个人，开始其艰难却又颇为强悍的“公益募捐之旅”。
相信这样的经历在几乎所有人的身上都发生过。这个社会，每天总有那么一两刻，会袭击我们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自己的“私人小基金会”，往公益的领域试着给出一点点能量。哪怕这过程可能受骗，可能无效，可能不会让自己从此高尚几分几厘。
自己有钱，随意出入与公益的各个关卡，这是每个人的自由。而一旦接受他人委托、社会信托，似乎就责任重大，重大到一个人不敢随意担当，需要规则来帮助分摊。但如果一个人，真的愿意接受众生的重托，把别人的资源，引导到自己开辟的渠道中增持放大，进而让公益的力量变得更有效那么一些，这过程究竟是资源吸附的过程，还是责任担当的过程？
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容易成为困难的，恰恰是资源。一个人手上有几十块钱，可能可以很快乐地做公益。但一旦他手上有那么几十万元，可能其公益之旅就会被得相当的不轻松。一个人如果只是花自己的钱做公益，陈光标也好，成龙也好，王功权也好，谁也没有办法说他们什么，但如果一个人花别人的做公益，这中间的责任是不是就该因此变得更大？我一直没有想清楚。
但我看得更多的是公益行动者的筹资之困难，以及“资助不及时”、信任不到位，导致的公益幼芽无法萌发的惨案。很多事，其实不需要多少资金就可发动。很多事，恰恰是因为过度遵守规则把事情演砸。很多事，恰恰是因为太过于遵守规则而让公益冲动阵亡在孵化过程中。
在此，我大概已经想明白了。假如真的要成立一个“环保行动者私人基金”，需要几个条件：以个人名义注册的私人账号。简易而快速的财务来源和走向公示。“资金池”里的钱主要不是来自于我个人，而来自于各种社会力量。资助的流程不通过程序来实现，而通过平时在行业的持续观察中进行迅速的定位和把握。资助的意愿甚至不是来自于需求者的主动申请，而是来自于资助者的主动出击。资助的“评估”不通过行政报告的财务报告进行衡量，而通过其做事过程中的同步判断。资助错误的后果不由受资助者承担，而是资助者自己承担。资助的过程充满信任、协作、支撑、友好的氛围，相信资金只是对行动者完成其使命起到极微小的作用。
最后，资助的完成要对行动者或者说资源疏导者进行深切的感恩。如果没有行动者的付出和匹配、导流，再好的资金池也会成为“一潭腐烂而绝望的死水”。资源烂在手里，就和一盆煮好的补品，由于吝啬、多疑、贪婪、恐惧，而迟迟舍不得吃，最后通通馊掉，差不多。当我们花费巨大的代价处理掉这些一转眼间成为污染之物的“良好资源”的时候，我们应当对那些“让资源成为废物”的诸多规则，发出最猛烈的抨击和诅咒。
我不知道我想的这些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很多事，想一想总是可以的，尤其在当今，环境恶化已经到这么严重的时候，看到不少虚伪的基金会们，还在用规则来使劲把行动者推挡在门外的时候，我觉得，是该表达一下这个悲愤的理想的时候了。也许，这会带来又一个新的社会创新。简洁，明快，充满信任和期待。
当然，这样的“私人基金会”不是对被规则缠死的那些基金会的替代，而是对新空白区域的挖掘，或者说对愿意尝试这样做事方式的“基金会创新者”的鼓励和激发。甚至可以说，是对一个一直不被正视的“主流公益运行方式”的肯定和褒扬。在规则把大家快要圈养至死的时候，必须有一些富有生机的浑水冲入污臭的泥潭，让暮气沉沉的水面焕发新的生机。
“爱缠人的规则”只是社会运行的一部分。这个社会，最好的方式其实是混沌。也许在中国以外的不少地方，“私人基金会”更为通透的泛滥。我几乎没去国外考察过，不太敢说，但我总觉得，在那些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这样那样的“私人基金会”，应当很发达，很从容，很自如。
（2013.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