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国米索尔社会发展基金会支持的“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项目自2004年11月启动后，项目支持的6家妇女NGO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分享、探讨和反思各自NGO在运行中的经验与教训。三年后的今天，这个妇女NGO能力建设项目将接受米索尔社会发展基金会的评估。同时，也借此机会把这6家妇女NGO三年中摸索出来的能力建设经验进行交流并予以推广。
这6家在国内成立时间较早的妇女NGO分别是：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红枫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和西双版纳妇女儿童健康咨询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与服务中心和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她们共同的目标是从对妇女遇到的困难入手，包括生理心理健康、权益维权等方面，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以及增进社会性别的平等。
不设防的对话，坦诚的交流，让并肩走来的6家妇女NGO，不仅从自己身上，也从其他组织身上读到了多样的NGO发展路径，既看到自己与同类组织的共同遭遇而形成支持性力量，也前瞻性地从其他组织处看到可能将要走的路，从而提前做好准备。
大家分享各自组织的经验，其中组织能力建设的分量无疑是最足的。由于6家妇女NGO都正面临着组织领导人更替的现状，如何平稳的过渡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关于要不要成立理事会的问题，从第一次北京1研讨会上的各抒己见，到温洛克能力建设培训，再经过河南2、西安3两次研讨会后，此次经验交流会大家就理事会在妇女NGO中所扮演的角色基本达成共识。北京农家女的谢丽华和北京红枫的王行娟，就成立的理事会给组织带来的发展契机与到会的其他组织进行了交流。期间，王行娟多次提到“理事会对草根NGO的来说绝对是一棵救命稻草”，对其评价甚高。认为理事会的出现，使得早期成立的组织陆续结束“英雄时代”，开始进入组织团体决策的阶段。对此，梁军却有她的看法，她相信NGO的多样性对一个组织的发展也是很必要的。她是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虽然深谙组织取代个人作出发展决策的重要性，但考虑到自己组织规模小，人员不多的实际情况，她依然会采取先前的模式，依托小而灵活的工作团队来开展服务工作。而且，她也开始反思中国小型NGO发展采取规范化、标准化的成熟模式是否可行。
尽管观点不尽相同，这几家组织都因地制宜的采取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这其实也是NGO组织能力建设想要达到的目的，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积累本土NGO的发展经验。
她们还分享了陕西妇女研究会李莹的战略规划，以及各自“走麦城”的教训，如红枫提到的NGO团队领导建设，人才成为组织紧迫的需求，但却出现“三不”困难（找不到人才、请不起人才、留不住人才）。北京大学法援中心的郭建梅女士则现身道出自己的困惑，说自己呆在机构的时间很少，基本上都在外面不停的赶场参加会议，怕一旦错过就会失去一些社会资源。谈及这方面的话题，几家妇女NGO也感慨颇多，这也间接传达出早期妇女NGO开展工作的艰辛。
理事会VS.“游击队”
王行娟在会上多次以“救命稻草”比拟理事会的作用，梁军则主张以小而灵活的“游击队”方式组织机构和提供服务。与后者相同的声音来自云南妇女儿童健康中心的龙思海，她总结说，目前这个组织没有走“正规军”的路线，反而开始转变为“游击队”，因为这样更合适自己组织的发展模式。她们各自就组织模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讨论的关键词就围绕着“理事会”与“游击队”展开。
可以发现，中国早期发展的妇女NGO正在向成长期过渡，并开始对组织模式进行新的反思和摸索，试图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组织的发展模式。是“理事会”还是“游击队”，抑或出现的第N种模式，目前尚无定论。其实，模式选择，恰恰说明这些组织并不在于追求某种组织形式，而是期望选择出会给组织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模式讨论的目的更是在检验和实践，所采取的模式能否给组织带来有利的变化。几家妇女NGO对机构模式的选择还处在试验阶段，尽管有些组织已经尝到了理事会带来的甜头。
另一个角度上看，模式的选择和NGO领导者或初创人也不无关系。这些初创人的“个人魅力影响一个组织的风格和精神”4，导致组织采取不同的模式，而且“这种影响对组织来说是深远的”，米索尔基金会的顾问杨静说道。此外，杨静也质疑NGO纷纷采取的理事会形式，这些在国外基金会的压力下成立起来的理事会，它能否做到管理的规范化，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这可能也牵涉到另一个话题，如何使NGO平稳过渡到依靠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带来的程序性或制度性保障，而不再过多依靠NGO领导人所发挥的角色？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工作模式，还是依靠外来的理事会模式确保组织的运行？没有定论，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项目与使命，谁更重要
郭建梅的“诉苦”道出了国内大批NGO都存在的困惑，NGO领导者忙于参加圈内的各种会议、培训，却没有时间去消化这些NGO活动带来的信息、经验和教训。但要想使组织能够生存下去，你又不得不参加这些会议、培训。这让NGO人陷入尴尬，会议等活动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资源获取的手段，参加这些会议只为获得外部的资金或物质支持，然后用这些社会资源来维持机构的运转以及支持项目的开展。由此产生另种担忧，这种获取资助的方式会不会演变成对“项目活动”的过分依赖，渐渐忽视对自身“使命”的考虑，从而与具体的目标人群失去了紧密的联系。
使命是一组织生存发展的根本，尤其对NGO，更可说是其安身立命之本。NGO所要达到的这个使命，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细化手段——项目开展和跟进来完成。如今很多NGO的生存主要是依靠项目来维持，很多NGO疲于奔波项目的申请以及开展，而对项目背后所带来的效益或价值却鲜有反思。更危险的是，有些组织为了项目而项目，甚至在借用NGO的名声来争夺庞大的第三部门资源。
NGO，也包括妇女NGO们，一方面要维持组织的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如何为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在坚守自身使命的同时，利用会议、培训的机会为NGO领域增进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这种选择的困惑也许将一直伴随着NGO的发展壮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点一滴将这种困惑日益清晰、明朗起来。
1.妇女NGO能力建设第一届在北京召开,http://www.westwomen.org/xiangmu/2007/0411/article_10.html
2.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第二次研讨会，http://www.westwomen.org/xiangmu/2007/0411/article_14.html
3.民间妇女组织能力建设第三期西安研讨会，http://www.westwomen.org/xiangmu/2007/0411/article_16.html
4.德国米索尔社会发展基金会的顾问杨静在“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交流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