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春一对夫妇在武汉创办了一所流动人口子弟学校--春苗小学，目前她以近3000名学生的规模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流动人口子弟学校。在成立之初其合法与合理性曾引起了多方强烈争议，5年过去了，这样的学校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边缘以十分惊人的发展速度和数量蔓延开来，这里我们介绍昆明、上海、南京和北京几家这样的学校，他们尽管少了几分新生事物的惶恐，但面临的问题却始终不断。前途也不尽相同。
昆明蓓蕾实验小学 ---- 雄心勃勃的校长
从名字上我们几乎无从把她与“打工”和“民办”相联系，但她确是昆明市一所普通的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民办”表明了她是国家鼓励的合法民间力量办学身份。
昆明市的白马小区是在过去的土堆村农田上建起来的，如今沿白马小区一带已成为昆明市的城郊接合处，近几年来又成为大量外地流动人口的涌入地，在鱼翅路上我们找到了外观显眼的“蓓蕾实验小学”。这所学校在打工学校中很有名，电视、报纸也均有过报道。工厂式的栅栏大门透着小学生们做操的情形，“操场”是个约100平方米的院子，一座两层小楼里分布着1至5年级共5个班，学校目前有300名学生，10名老师。
赵校长是贵州人，毕业后一直从教，3年前来到昆明，包里只揣着几百元钱，却怀着创业的雄心。他睡过火车站，拉过三轮车，在律师事务所打过工，屡屡受挫，最后在城边徘徊的他不经意的发现了一簇簇本该在学校上学的孩子，聚集在街边无所事事，于是办一所专收流动子女的学校的念头产生了，在进行了约半年的城边考察后，他首先替一个老板办了一所流动人口子弟小学，初试成功后，开始蕴酿自已投股的小学。
为什么选在土堆村？校长作了统计，地处西山区的土堆村，本地居民约1400人，外来人口却有14000多人。以5个人为一个家庭，每家有1名学龄儿童计算，光流动人口子女就有3000多名，而西山区本地公立小学仅有3所，校舍标准均只能容纳1000人，加上目前鱼翅路上的3家民工小学，远远不能满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需求，从街边墙上随处可见的其他片区的招生广告，可以想象其市场有多大。校长与经营搬家公司的朋友合股，一次性投资了48万元作为校舍8年的租金（租用了村委会的一家废旧工厂）。拥有了稳定的校舍，办学就象吃了定心丸。
2000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了，当时学生只有58名，但校长对生源胸有成竹，他的策略是先办起来，用欣欣向荣的学习气氛吸引那些牵着孩子在门后观望的流动家庭。5月份，校长迎来了他的第280位新生。校长称年底他就打算启动初中部了。“我们是帮助国家在流动人口的孩子中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方式是“以教养教”。为了更好地管理学校，他自己也上语文和思想品德课，一周18节。赵校长在送我们出校门时希望我们介绍一名中文系本科生来校工作。 据说昆明的第一所流动人口子弟学校于1998年春开办，那么到目前为止具体有多少个这样的学校呢？摸透了行情的校长称“光今年内要开学的就有50余所。”
在A省登记批准后，到B省办学，尽管被B省称作黑校，但易地办学适应了流动人口的需求，A省的资源A省用，孩子们以后还回A省吗？“还是打算回去，因为升学还得回家乡。”
上海“安徽寿县郢都小学”——受困于校舍之忧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的张慕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率为1：1，这个小学成立于1996年，学生家长大多是安徽籍，老师也专门从安徽来任教。学校持有安徽省寿县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但未经上海市教育局有关方面的认可，至今没有办学的合法性。
学校目前有学生350人。教师9名，大多通过社会招聘而来，开有语文、数学、外语、音乐、体育、美术和思想品德七门课程。采用的是全国统编的教材，校舍租借的是私房，简陋而狭小，除了教师、厨房和校长的卧室，几乎再没有任何空间。学生期中考试的试卷用的是根据安徽省教学大纲编排的统考试卷，作文题是《我们的课余生活》，这可难倒了学生，因为他们所谓的课余生活就是“教室-走廊-厕所”三点一线空间。
学校经营如何？以上学期为例，学校的收入情况是：学费加书费每人每学期为350元，共约10万元，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收入如饭菜、校服、学习用品等。学校的主要支出情况：一学期所有老师的工资支出为38000元，房屋租金约5000元，支付安徽学籍管理费及税收3000元，其它支出（包括课本、水电费、校长夫妇工资及其他开支等）约4万，据说上学期学校仍盈利2万余元，学校便买了一辆汽车接送远途学生，因此学校在经济上基本有盈余，并有扩大规模的基础。但校长称学校最大的困难是校舍。原先租的房子在拆迁时已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三百来名学生目前只能挤在一家大民宅里，二十多平米的房间要容纳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可想而知上课的艰难。但即使是这个老民宅拆迁的日子也已为期不远了。校舍的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没有场地可租，目前校长正在争取的解决办法有：1.租用村附近一个陈旧的大仓库。2.在村里租用一块自留地造房子，但由于这块片区目前也在拆迁规划中，两种途径都不现实。3.分别租用几处民房，但这将给学校的管理带来诸多不便，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学校的彻底解体。
尽管校长对学校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却苦于校舍无着落，从某种角度而言，校舍决定了这类学校的前途与生命力长短。
南京“兴隆地区外来工子弟小学“---政府鼓励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
1999年初兴隆地区政府取缔了8所非法办学的打工子弟小学。改由兴隆地区外来工培训学校（民办，对外地民工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开办外来工子弟小学，他们分别投资10多万元办起了3所小学，即河南村小学、兴隆小学和虹茵小学，学生共约560人，预计年底将达750人。平均学费是每人每月50元。学生的特点是大量集中在1至3年级的低年级，由于孩子太小还离不开父母，就随之来到城市，到4、5年级时就转回家乡，由爷爷奶奶照顾。
我们去了兴隆学校，它是我们走访的一个亮点，她没有破陋的教室，没有堆放腐烂垃圾的阴沟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学生们的着装干净整洁，校园标志规范明了，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最新广播体操的标准动作图。俨然是一所公办小学的景象，全然没有流动学校的拘谨与局促。学校老师大多是本地退休和招聘来的，区教委的邓校长对我们说，区政府对外来人口很重视，专门成立了外来工管理委员会，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服务，通过将他们纳入公办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范畴，以解决其子女上学的困难，其中约700多名收入较高的家庭子女已被收编入当地5所公办小学中。建业区在南京率先创办的这些外来工子弟学校十分成功，附近区教委都前来向他们取经。
兴隆学校于1999年7月正式建校，当时租用了几间闲置的厂房作为教室，条件很差。后来在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媒体的关注下，将河南村一所幼儿园旧址租给学校，区委书记批示：“外来打工子女就学问题，关系下一代的成长，要把这件好事办好”;正是在政府的支持与关注下，学校发展成为今天规范而清洁的模样：普通公立小学的面貌，三层高的教学楼，足够容纳1到5年级的200多名学生。一间学生图书室，收藏着由区宣传部、区教委、区妇联募捐的五千册图书；由爱德基金会捐款5万元翻修的教学设施；一部由区司法局捐助的办公电话……就在我们走访的片刻，还与区教委的一位领导不期而遇。
北京的调查----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已远远不能解决社会转型时期人口城市化的新问题和新需要了。
农业部中国劳动力开发促进会于1998至1999年在北京部分地区针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调查，在城乡结合部的菜地、废弃仓库和居民大杂院发现了114所规模不等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数从最少的7人到最多的1300人。有72所学校是复式班，85%以上的学校每学期收费在330元到350元之间，远远低于公立学校索要的高昂赞助费和借读费，（这两项加起来一年大约2000元）。调查中发现最早的学校是1993年一位河南固始来的民办教师在海淀区八家村办的。早期的学校大多是在“无意”间办起来的，农村民办教师或有文化的农民到城市打工，亲戚老乡的孩子没地方上学，就请他在家教一教，惭惭孩子多了学校也就自然形成了。较晚的学校则是在市场需求推动下进行的商业行为。由于这种办学成本低，投入立即可通过学费收回，因此办的人也越来越多。
调查还发现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本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一些办学者为了追求利润，压缩教学条件到了最低水平。这类办学者们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教育专家，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与高教学质量几乎是无暇也无意顾及，在调查中，就发现31%的办学者（校长）没有任何教师经历，他们从包工头、小贩、菜农等其他行业走上了办学之路，有的竟是生平第一次手执教鞭。 他们大多采用全国制统一的教材，教学管理和教学组织都不够规范，办学者对财务、后勒、外联、课程安排等各项事务基本都是一把抓， 教师工资也很低，平均每月500-600元，流动性也大。
随着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逐渐稳定，其子女随迁甚至在城市出生都将是必然而合乎情理的
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农村基础教育由县乡政府负责，适龄儿童在户口所在地就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那些随父母迁居城市而户口依然在农村的学龄儿童，他们在城市的教育成为一个真空地带，而城市学校高昂的收费使多数家庭望而却步，只能求助于非正规的打工学校，条件差的教育总比失学强，《北京青年报》7 月29 日报道“哈尔滨多所小学自然消亡”。原因是“生源日益萎缩使宠大的学校资源闲置”， 现在北京公立小学也由于本市生源减少，教育设施和老师皆有过剩闲置的情况，一边是优越的教育资源被闲置，一边是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校舍被挤破了门的矛盾。但上学问题是个福利问题。流动人口的子女不能因体制造成的原因而失去上学的权利。通过北京的调查，中国劳动力开发促进会建议：大幅度降低甚至取消公立学校所谓的“赞助费”，公立学校应成为吸收儿童就学的主渠道，或政府应让在城市有了稳定就业和生活基础的外来家庭子女进正规学校，降低甚至取消这道门槛将是一举两得的事，不合格的打工学校也将自然消亡。此外还需规范这类学校，出台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标准，对办学者和教师的素质加以控制。对达标学校的教学活动，教育部门应定期指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改正。
我们对上海市安徽寿县郢都小学的了解源于上海青年会的介绍，他们还告诉我们，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的一些老师和学生也对打工学校很关注，他们在放学后给孩子们讲故事，带孩子出去春游等等，很受孩子们的欢迎。青年会在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设想：开办一个针对打工子弟学生的青少年服务中心。但基于如政府职能部门对此尚不明确的态度，校长囿于校舍困难而无太多心思合作等诸多因素，其实现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他们认为社团的介入将有利于探索社会志愿团体参与服务和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且能避免政府及市场的诸多不足。
就我们所知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正将目光投在这些边缘人群身上，如福特基金会支持了农业部中国劳动力开发促进会1998 年4 月至2000 年4 月在北京的调查、中国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目前正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作相关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