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永锋对“众筹”产生了很高的期望，甚至认为“基金会这个行业可能会尚未成熟就已经从社会中消亡，传统的基金会把持公益资金隘口的模式正在一夜之间融化为一滩马上要蒸发雾化的水汽。”
到了2012年，冯永锋写了约9篇涉及基金会的文章，这次他没有点名。可能是因为他接触的基金会增加了，所以谈的更宏观。
在这些文章里，他创造了很多新概念，展现的是他对基金会的期望。笔者在这里做了一下思路串联工作。
“人人都是基金会”的时代，“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已经变得不可抑制”，“网店加网银，加手机支付，加移动办公，加微博传送，这一切，都给公益行业的人，提供了‘逃离基金会’、‘飞越基金会’的机会”，“云时代的来临，恰恰让草根组织有了随时获取工作资金的可能性。”
冯永锋对“众筹”产生了很高的期望，甚至认为“基金会这个行业可能会尚未成熟就已经从社会中消亡，传统的基金会把持公益资金隘口的模式正在一夜之间融化为一滩马上要蒸发雾化的水汽。”
对“人人都是基金会”的强调是基于他对“审判型基金会”的厌恶。
“审判型基金会有两个特点，一是持续地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所有的项目，在这样的目光面前，申请者要么‘不专业’，要么用心不专，要么素质太差。二是资助的流程漫长，恨不得三年才谈成一个项目，一审二审三审四审五审还觉得不过瘾，浪费了申请者无限的青春和才华。”
他认为基金会套用政府和企业的工作模式，基础都是怀疑论，而基金会的发展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做成“服务型基金会”，放弃对文档格式的迷恋和流程的过度苛刻，主动上门服务，在资助目标的营地里浸泡，快速放钱，不要担心资助太快会出差错。
不过他也看到实现这个期待的一个前提：从怀疑论变成信任论，给予资助官员足够的权限。
“如果超出他的权限，那么他要考虑自己向上级申请时能否说服他的领导。如果他的领导还要说服他的领导……那么，这个资助即使不泡汤，也完全可以把受资助者折磨得失去最基本的活力。”
在今年初的一篇文章中，他说“2012年，我写了不少关于基金会的文字，提出许多愿望，其中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基金会成为服务型基金会。”
这是一位行动者做了两年基金会批判后对“基金会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的回答，站在受资助方一边来看，思路很性感。
不过面对一个基金会，谁都会产生期待，捐赠人、管理者、执行层，甚至志愿者和公众，都有各自的一份期待，期待之间还不一样。最终基金会的运转只会按照一种思路，听谁的？怎么听？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因为中国基金会越来越多，相关者绕不开这个话题，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探讨。
【服务型基金会】
目前基金会的工作模式，太主流。太主流就意味着尚未找到符合公益行业的资助特点，用政府、企业的套路来设计工作架构和运营模式。政府和企业模式的基础都是怀疑论。政府怀疑有人使坏，企业怀疑有人欺诈。其运营模式，有一排一排的防护墙和过滤网，这样，才可能把不怀好意者及作奸犯科者排除出去。
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的最糟糕之处，就是操纵这台机器的人，为了防范别人变坏，不得不变成坏人。充满怀疑的眼光不适合公益行业。就像“雇佣关系”、“买卖关系”、“投资关系”都不可能成为资助方与受资助方的正当关系一样。所有那些希望资助方当被资助方老板的人，都是些对公益行业完全没入门的人。
——《期望基金会不再“审判”》
【快速放钱功】
在资助目标的营地里浸泡，是“快速放钱功”的起始动作。
你眼巴巴地追在人后面要和人家谈项目，那么项目的签约率要高，等待的时间还不能太漫长。项目的签约率要高，那么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自裁权就得很大。
NGO是基于信任的行业，这不仅仅指基金会对受资助方充满信任，基金会内部更要充满信任。充分的赋权恰恰会激发一个人负责任的精神，而权力的剥夺恰恰让人产生工作推卸的心理。任何需要层层审批的资助过程，必然是资助人员层层把责任往上级推卸的过程。上级表现上充满了权限，其实恰恰惹来了无数的麻烦。效率降低不说，隐性及显性风险还更剧烈。而资助流程过于冗长，必然导致受资助群体的极度不信任，随时可能诱发受资助群体的发难。
——《草根基金会得练就“快速放钱功”》
【人人都是基金会】
公益机构依托基金会的时代正在过去，人人都是基金会的时代正在到来。基金会正在只成为资金的过境通道或者说“公益项目的监理方”。
每一家公益机构，只需要开设一家网店，那么，其公益思想、公益活动、公益运营成本、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可以在网上“卖”给愿意资助这家机构的人们。
——《公益组织的一些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