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青年人，都曾在青春激荡的岁月里，以实习生的身份，亲身经历不同的实习生项目。当青春懵懂的实习期过去后，这段独一无二的经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意味什么？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困惑、或震动、或怀念，或更成熟，大家体验不一，收获各异。
在实习生项目结束后，许多青年人留了下来，继续着他们的青春书写，同时也作为年轻的NGO人才，开始为公民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担当。而对于那些在结束后选择离开的实习生，他们在这段经历中获得的理念与精神滋养，也将成为未来工作和生活的精神财富。
“从郁闷困惑到自我感觉比较良好”
——访王玉红
“如果没这个项目，我可能都不会来行动援助（以下简称AA）。”还在半工半读的王玉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说她很适合做，于是报名成为行动援助第三期青年实践者。
那时，王玉红觉得“这样的慈善组织可能比较单纯，不会有太多的复杂的人事关系，除此对行动援助就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发觉“AA和外面差不了多少。不过相对而言，确实比其他的行业要单纯一些”。实习期间，她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思想上也有变化。
王玉红去的项目点是甘肃张家川。由于2007年之前该项目点注重内部的能力建设，社区工作开展得不多。她过去之后，正好赶上“张家川和当地合作伙伴签订了项目资金投入的协议”，于是一些社区项目也慢慢开展起来。她说，这个点上的所有工作，她可能都过了一遍，包括项目开发到实施以及后期监测，还有财务行政和儿童交流工作等。
对此，她觉得“自己的机会好一些，可以跟着自己的辅导员做事学习”。她认为，学习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在做事的过程中。而“光看着别人做，基本上是学不到东西”。就这样，前半年她主要是跟着学。但同时她也发现“自有的学习时间和计划却非常少”，尽管她也知道青年项目中会有自己的时间和计划来培养实践者的能力。但“更多的时间还是跟着项目走”。
这一年中，项目点上的负责人也是她的协调员，给她的建议和支持却很少。原因是协调员有很多自己的事，而且他们要的是直接上手做事的人。协调员会带着她入村，“他要什么就说，或者直接把机构的邮件转发给我，至于会不会做，那就是我的事情。协调员要的是结果，至于过程如何，他不会太关注。”幸好，来自区域辅导员团队和负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给了她协调员没法给到的支持。
在项目操作方面，由于自己有很大的空间学习试错，到实习的后半年，她对项目的整个流程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她总结自己那段日子的经历：从“郁闷——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到“困惑——觉得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考虑要不要继续待下去”，再到转折——“环境可以不变，那就自己变”的过程。
其实，她觉得“行动援助还是不错的，至少有很多真正去用心做事的人，机构的理念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又觉得“沟通似乎不畅”。基本上机构的很多事青年实践者不知道，比如有什么会议，会议内容等，还有机构有什么战略转变，都不清楚，除非协调员愿意透露一点。但她仍认为该项目一期比一期完善。
2009年7月实践者项目结束后，她以志愿者的身份留在张家川。“那边有关妇女和学校老师的很多计划，都刚做了一点点，我不甘心，不想半途而废。”此外，她也希望有系统地在项目点上做事，不想“让学校和村里的妇女们有了希望，然后自己就那么走掉”。来AA之前，王玉红并没有想过要继续待在AA，即使如果要留下来的话，她说给自己不超过2年的时间。
可这时，这个点上的协调员也离职了。之前在王玉红实习期间的协调员因去读书也离开了张家川。她认为协调员频繁的流动会影响到当地的项目实施，“很容易断层”。从2009年9月到2010年6月，王玉红成为张家川点上的“临时负责人”。她很欢喜，自嘲“自己是2003年张家川建点来的第17任负责人，但是个临时的”。她“撒着欢儿地做了很多事”。她评价自己“在走之前，负责完成了这里至少80%的项目”。
在张家川的时候，王玉红也带过2个实习生，“自我感觉比较良好”。这跟她从实习生过来有关。她说“自己经历的不愉快的事，不会再让她们经历。感觉好的事情，我会给她们介绍，也尽量肯定她们的付出”。 但这2个短期实习生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超过3个月就离开了。
2010年6月，她觉得“继续一份同样的工作，而且做了两年，似乎没什么长进了”，就竞聘到行动援助在广西的项目质量部门工作，该部门也支持青年实践者项目，如每月对广西的实践者的月度报告进行反馈，还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实习生去聊一聊。王玉红表示，“如果他们需要支持，我能做到的，我会尽量提供给他们；如果我做不到，也会和项目负责人商量协调支持。”
（王玉红系行动援助青年实践者项目第三期学员）
摇摆中的心绪
——访杨章鹏
杨章鹏说，如果毕业后不在“守望春天”这个助学机构，他可能会直接去找工作，比如去当老师、记者或编辑。
在“守望春天”，周末他会教中小学生一些书法课，同时组织大学生过来支教。回头想想那个时候，住在山西村子里的寺院里，每个月由寺院拿出150元作为生活费，他说要求真的很低。后来自己也要贴钱，终不能维系生活便离开了那里。
2009年春节后，处理完“守望春天”剩下的活，便来到了北京，命运安排他去做了图书公司的编辑。
一开始蛮有意思，“后来变得无聊，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些书都是凑出来的。”期间他也编过一本书。4个月后他改做这家图书公司的发行工作，就是发书和催书商的书款。又做了2个月，仍觉得没有意思，再加上公司转型遇到了困难，也就离开。之后，又去了一家图书公司，还是做他的发行老本行，同时也做校对。后公司业务不济，便被裁掉了。
两份图书公司的工作，终究不合适自己。辞职后，接到来自朋友周亚飞有关地球村和阿拉善SEE合办的乡村发展干事项目培训消息，便和周亚飞一起报了名。可周亚飞在参加培训的第二天就离开了，而他自己选择留下来了，理由是培训里带来的知识让他心动。
有意思的是，在衡水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同样被周亚飞鼓动要去参加行动援助关注农村扶贫的青年发展项目，但他最后没有去，那时他的兴趣点还是在教育这块。而周亚飞却去了行动援助，成为行动援助的第三期青年实践者。
现在杨章鹏又回到这里。他说，乡村发展干事项目给他一些反思现代化和关注农村社区发展的思考空间，而之前在“守望春天”那里，更多是在做事。尽管在前期的项目培训中，没有讲如何具体操作项目的法子，他想这也是培训的一种方式，可能是项目方不想给学员加框框。
在一个星期的培训之后，前去的16个学员都留下来了。杨章鹏和另外的几个学员一同去牧区蹲点，与牧民同吃同住，也帮忙干活。一待就是3个月，寂寞不消说，而困惑则更多一些，比如像“防治沙漠化”与社区之间关系、内生式发展，以及社会企业的这些概念，对他来说，都是一知半解。
而与项目官员之间的沟通也少。很多时候，项目官员把他们这些学员送到项目点上就离开了。期间，他根据经验和反思，提交一份又一份的实习报告，可总不见来自项目督导的反馈。杨觉得学员“等”事情做的比较多，主动性不够，可能跟没有充分发挥学员的能动性有关，“只是将之作为一个个来接受培训和学习的学员，而没有从一个项目的角度，让他们参与进来。”
后来，此项目的负责人也意识到大家的这些困惑，在项目上做了一些调整，而“学员”的身份也换成了“助理”。
2009年7月，杨章鹏从阿拉善地区轮换到地球村在彭州的大坪村项目点，被安排去跟人做修灯、平整院子、挖下水道的活。项目点给他的印象是，环境的混乱、决策和人员的不稳定，此外要接待来来往往的团队考察，这里到底能给他多大的成长空间，他很难搞懂。
后来他发现，在那里做事的员工都很沉默，原因是一开始提意见没人采纳，慢慢地就越来越沉默。唯独一个有着企业和NGO经历的人，一直坚持着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这人身上杨章鹏看到，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会找到个人的空间。
杨章鹏说，大坪村这个项目点对学员支持不够。“没有从项目的角度把他们作为一个需要去支持、需要去培养的人去看待。”
今年9月，他又从大坪轮换到吉林敦化，这也是地球村的项目点。不同的是，他赶上一个刚刚开点的新机遇。于是他和其他学员按照在大坪村的“乐和体系”对这里的各个产业都做了调查。之后他们会有一个报告。这让他真正明白了一些调研的流程，也有了学习的动力。这些调查形成报告之后，该项目能否继续做，还要看后续的资金支持情况。
从毕业至今，杨章鹏说，对农村的理解，包括对NGO或公民社会的理解，与当初不一样，培训项目使自己深刻了解了农村，也很想去农村做项目。但他的女友已在北京工作，这让他内心矛盾。他希望实习结束后，还是回北京找工作。他想去一个比较正规的企业，企业中也有NGO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但至截稿时，获悉杨章鹏已从该项目提前“毕业”到天下溪工作。
（杨章鹏系地球村和阿拉善SEE乡村发展干事项目第一期学员）
“这比NGO单纯做倡导有意义”
——访张顺
张顺大学读的是环境专业。还在环保社团的时候，张顺就与薛启婵联系上了。薛当时与其他几个贵州人发起了“贵州人公益网络”（以下简称“贵州人”）这么一个组织，做一些公益助学的事情。但张顺“感冒”的并不是这点。
环境保护一直是他的最爱，所以2006年他正要从学校出来那会儿，“贵州人”正在做一个叫清水江的水环境调查，与他的兴趣吻合，而“贵州人”那年是PCD实习生项目的接待机构之一，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就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该项目的负责人也就成了他的辅导员。
作为“贵州人”的实习生，张顺做的事情就是去“协助完成这个项目”。不仅要调查清水江的水污染状况，而且还要在河流岸边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环保意识倡导。他说，在项目后期，希望探寻针对小学生的环境教育模式，开发出适合当地学生的环保教材，透过这些小学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但后来因一些原因没有实现。
由于之前没有做过，张顺说，大家都是一个摸索的过程，辅导员也无法给太多的指导。但后来因与辅导员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改由机构的负责人来提供督导，但后者也是太忙，仍无法提供有效督导。
该项目告一段落后，“贵州人”希望张顺能够继续留下来做清水江的项目。张顺也有兴趣，不过他对这个项目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从自己所学的环保专业角度，通过对水质的测样来调查污染的分布情况，之后撰写专业报告并给出专业的解决方案。但“贵州人”则是从关注民族文化的角度入手，关注当地的需求。他的设想没有得到认可。
他回忆说，尽管这是一个开放的团队，给人很多收获，但他觉得，这种非环境专业的操作思路并不可行。他发觉真正可以改变环境的力量应该是企业，从“源头减量、末端治理”的循环经济也极大地吸引着他，加之他还希望有一个好的收入保障，于是，实习结束后，他“朝着自己的方向走”选择了一家化工厂工作。在新的环境里，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化工厂的生产环节所产生的污染规避掉。原来是和那些村民一起与排污企业进行抗争，现在倒好，有时还要替这些企业去化解村民的争议。对此，他也觉得很好笑，对自己的角色转变感到很奇怪。但他仍认为“这比NGO单纯做倡导有意义”。
但一年后，张顺还是离开了这家企业，他想自己来创业。创业的想法也正来源于之前他在“贵州人”的实习经历。他发现黔东南的很多民俗文化产品特别丰富，但包装差。而当时正值某家企业正在策划创业大赛，他将之设计为一个方案进行竞标，幸运得很，他中标了。他拿到这家企业的奖金注册成立了一家“傩都民俗文化产品开发营销有限公司”，但因没有持续资金注入而荒在那里，至今还没有开展业务。张顺说，他不想注销这家公司，希望某天有机会借此平台重新做起来。
这段企业和创业的经历，这些系列的波折，让他十分“怀念NGO”。后来，他与一个师弟发起了“贵州绿友环保论坛”，希望做一些环保的事情，培养一些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团队薛启婵、杨国琼她们和他保持着联系，给了他一些支持，他的心情也慢慢有了调整。他认为，NGO的这段经历使受到了很大的熏陶，对自己影响很是深刻。
后来，张顺又找到一份与环保相关的工作，为一些企业的项目做环境评估。不过他认为这些环评报告更多的时候对企业来说，还是“无病呻吟”。对他来说，“这仅仅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份事业。”他希望在民族文化和环境保护方面成就他的事业。
“活在当下”
——访廖献宁
来自第一期PCD的青年实习生廖献宁与张顺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在没有去实习接待机构——汉达康复之前，“麻风病”给廖献宁的印象是一个骂人的词。在与广州汉达在广西办公室的项目工作人员见了一面后，她觉得“津贴与学校那会儿差不多”，想都没想就把实习协议签了。
那时，廖献宁还在一所大中院校做辅导员。可能呆了太久想出来做点什么的缘故，她被一个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忽悠”着报了PCD刚刚开始的实习生项目。她回忆说，自己学习了一些日本有关麻风病的资料后，也没有觉得那么可怕。这些与外边隔离、不为外界所了解的群体，待后来廖献宁真正下到村里与他们接触时，让来自农村的她，更加触动。
廖献宁说，汉达在广西的办公室也是刚设不久，PCD的实习生项目刚好满足了汉达在资金和人员开支上的需求。廖献宁与她的督导也就是项目工作人员，一同下到各个麻风病高发的村庄里，为那里的麻风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生活必需品。
提到她当时的督导，廖献宁觉得督导想法虽多，但这些想法操作性不强，而且在沟通方式也存在不顺畅，所以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此外，这个项目也刚刚操作，也让她不太明白，“自己到底是属于哪里的（是汉达，还是实习生项目）？”
然而，与我谈论她当时在麻风病高发村里的情形，廖献宁神采飞扬。她觉得这一段经历特别值得回忆，而且也很神奇。她说有一次去村里，还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村长才知晓，赶紧过来看看，生怕什么有事情发生，幸好一切无事，这也让村长对她的勇气和胆识很是佩服。此外，她还要和周围的村进行沟通，让他们了解麻风病高发村里到底是怎么样子。
就这样，她说自己“糊里糊涂”坚持了下来，直到2006年3月实习期结束前几个月。她说，要不是当时有身孕，自己很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做的。但因身体原因，她便不能继续参加后面的实习了，当时她还希望申请一些资金在村里做一些经济康复的工作呢。后来，她便去找了电视广告业务和保险的工作。见到她的时候，她现在的工作是某个汽车玻璃车膜的加盟代理和销售。
尽管父母还算比较开明，但仍觉得她可惜当初没有继续做老师。但廖献宁认为，“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好好生活。”这段实习经历，让她认为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相对他们来说，她说自己算是幸运的了。
廖献宁说要不是我的到来，她很少跟别人提起她之前在汉达的实习经历。她说，很少有人问起麻风这类话题。除了偶尔朋友对她的经历很是感兴趣，而她自己却觉得很平常，但她也会跟他们说麻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有可能的话，廖献宁说，她希望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知道这些，看到外面世界的不同面向，既要看到“孔雀的开屏之美，同样也要看到它的光屁股”，这样的话，心里才不会有落差呢。
前不久，她刚参加完广西安典组织的前几期实习生交流会，“真是好久没有参加这种活动了。”她觉得对比之前的自己，她认为现在的80后在思考上要比自己那会儿要多一些。
实习期间，对村里的那些老人，她每次下去总担心下一次进村时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了。而且工作之后，对那些她曾经下去过的麻风病高发村和人们，一直都很挂念。由于因工作和家庭繁忙的原因，也没能去成一次，她希望能够找到时间完成她的心愿。
来自雀鸟村寨的苗族青年人
——访杨胜文
2009年，当时还在读大三的杨胜文对贵州乡土文化社发起的乡村学习计划很感兴趣，于是报名参加。而这个决定，也让他有机会做他之前想做的一些事情，希望能够重新学习自己的苗族文化并将之传承下去。
大学期间就读社会工作专业，让他看到社区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有机会去反思自己一直接受的汉文化教育，“当时总想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丢掉，认为其没有价值，也很落后。”
5~7月，杨胜文和其他19人在贵阳分别参加了有关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社会性别、文化多样性四个主题的工作坊。在每个主题工作坊结束后，他们还被组织参加了一次为期2天的社区体验活动。最终根据乡土文化社和参与者的意愿，选择了8个人进入乡村学习计划当中，前往贵州的某个村寨生活半年，并利用支持的小额资金开展活动。
杨胜文也在其中。他到了黔东南西江镇的一个叫银匠村的地方，为当地的小学进行自然教育。但去了之后，发现原来所学的一套东西，到了那里不可用。因为这个村寨社区本来就有自然保护和自然崇拜的传统，于是只好自己摸索，带领当地的小学生到村寨周边的树林里去做体验。
期间，来自项目的督导每个月也会到下访村寨并给杨胜文提供支持，8个实习生也会到其他实习点上相互进行探访交流。在做自然教育的过程中，他学会了一些参与式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实习结束，杨胜文并没有想到自己会留下来。但在乡村文化社的主动邀请下，他决定留下来做一直想做的事情，这与自己的苗族文化有关。
在银匠村实习的时候，他看到PCD在做一些有关这个村寨集体记忆的事情，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让他开始意识到在自己的村寨雀鸟可以做点什么。于是他将PCD的方法移植到雀鸟。苗族没有文字，只能选择在村寨的公共空间，请一些老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些老人的照片来记录和传承苗族的文化传统。当然，村寨里的中年人觉得是落后，“只谈文化不谈钱，是空谈。”杨胜文说可能与他们需要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的压力有关。
老人们对此非常热情，一些村寨的青年人也被吸引过来。杨胜文渐渐有了更大的想法，希望通过重走苗族迁徙的路线，学习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终于在2010年7月的暑假，乡土文化社启动了“苗族青年重走迁徙路”的项目，第一站选择的就是杨胜文家的村寨雀鸟。
于是，已经毕业的杨胜文和其他几名在贵阳高校就读的苗族同村青年踏上了这段探寻之旅。他们走访社区老人、歌师、鬼师，学习本民族的迁徙历史，同时也学习年轻一辈丢失了的传统文化。沿着本村寨的迁徙路线访问其他村寨社区，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寻访迁徙路，唤起青年人对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热爱。
杨胜文说，后来他们还组织了一次“苗族青年传统文化交流会”，聚集了来自6个村寨的30名青年。目前他们正在梳理自己村寨的500多年的历史，计划在做完之后，前往下一个迁徙地继续。
杨胜文希望，“趁着年轻，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希望做上3~4年，之后去哪里，都会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他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子毕业后，反倒回到自己的村寨，他们认为，“这不是工作，而是在玩。”令杨胜文欣慰的是，父母亲正在慢慢接受他的做法。
后记：
对本土青年人成长与培育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次终于有机会得以成行，对此进行报导和跟进。不过，关注青年培育的机构也限于本文中提到的这些组织，其他如环保组织绿石和济溪启动的“青新伙伴计划”，社会和谐促进会的“青年领袖培训计划”，还未能被纳入本文关注。此外，《中国发展简报》2009年冬季刊所报导的零点、联想、google等企业举办的公益创业计划，也在为公民社会培育人才。
同样，上文采写的5个青年实习生的故事，也仅是众多NGO人才中的几个个体而已，还有更多的青年人在各个领域内坚持着。令人有些遗憾的是，我一并采写的另外8个青年人的鲜活故事，由于篇幅所限，只好割舍。这些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以忘怀，包括参加PCD实习生计划的有：现在广西安典工作的杜冰（第一期）和陈焯宏（第三期）、世界宣明会的卢宜川（第二期）、贵州乡土文化社的杨彩（第三期）、梁漱溟乡建中心的王卫卫（第四期），以及参加行动援助青年实践者，后去桂馨基金会工作的周亚飞（第三期）。此外，还有行动援助合作伙伴——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刘倩（第四期）和广西安典的董菲菲（第四期）。这些青年人，有的继续做着和实习生相关的青年人培育工作，有的留在了实习机构。他们为NGO和社会的发展储备着热情和能力，同时也在新的阶段开启了个人成长的生命旅程。
“少年强，则中国强。”相信会有更多的力量关注NGO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也相信未来，NGO的济济人才，定会为公民社会带来新的变革和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