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款8亿每年项目近百个，爱德基金会20周年继往开来
2005年11月上旬，南京爱德基金会举办了20周年庆典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资助、合作机构以及国内各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位代表汇聚南京，共同体验爱德作为国内第一家有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和发展机构，在过去20年间度过的“丰盛的生命”。庆典大会之前，部分代表还自费亲临贵州、宁夏、四川和云南的项目点实地考察，并在大会上分享他们的体验。此外，会议围绕三部门协同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的贫困问题等话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全国政协副主席、爱德基金会董事长丁光训回顾了1985年创办爱德基金会的经历。现任秘书长邱仲辉对爱德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爱德从3个人和两张桌，发展到现在40多位员工以及许多志愿者，从单一的外教项目拓展到八大类每年数十个综合性公益项目，项目区域从江苏逐渐覆盖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百个县市，年度募集资金从数十万元到近亿，累计8亿项目款（截至2004年底），工作领域从教育发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防盲治盲与特殊教育、农村扶贫与综合发展、生态保护、妇女发展等多个社会发展领域，爱德走过了不平凡的旅程。
国内慈善组织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致辞对爱德表达了敬意，称爱德在管理运作、员工培训以及社会公信力等方面“不愧为老大哥风范”。这样的风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德独特的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的风格。一方面，爱德由基督徒发起，“为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提供了新的形式”。另一方面，爱德又是“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服务对象不分有无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异同”。爱德的员工中，有基督徒，也有共产党员。在资金运作方面，邱仲辉总结道，爱德认为对民间组织而言筹款固然很难，但高效率、高效益地管好、用好捐款更难，严密的管理措施加上和项目区受益者的直接联系，是爱德保证项目质量和资金安全的“秘诀”。而“三心”（博爱心、事业心和进取心）、“三力”（沟通力、合作力和创造力），是爱德在机构文化建设方面经过摸索性策划形成的基本要求。
1993年，以敏锐地追寻社会需求为目标，爱德理事会早于国家对西部的关注，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将项目重点区域逐步向西部转移，从而“里程碑式”地拓展了项目的活动区域和领域。目前，爱德又在新的环境下开始了战略调整。丘仲辉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东西地区发展失衡、城市农村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人与自然失衡、经济社会失衡。爱德应对这些问题的思路，是要从微观具体的工作转而同时关注宏观情况，以研究为先导，不只要为项目实践提供指导，势必也将在宏观政策层面起到倡导的作用。此外，爱德还开始关注近年来新涌现的草根民间组织，有意利用自己积累的项目管理经验提供培训咨询，推动中小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而在具体的项目方面，爱德将把重点放在贫困问题、环保、艾滋病、清洁用水、可替代能源开发和研究发展等几大领域。
为应对这些战略调整，爱德在筹资方面也开始重视国内“市场”。目前，爱德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海外（包括香港），大量的海外代表自费前来参加庆典活动，让人感慨爱德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际支持网络。而另一方面，2004年爱德的国内筹款额只占到1.43%。为此，爱德在2004年成立了宣传筹款部，在继续保持国际联系的同时积极面向国内开展宣传筹款活动。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宣传筹款部主任张利伟告诉《中国发展简报》，他期望在未来几年内，将国内的筹款额度增加到10%。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爱德正从扩大自身在国内的知名度，提高机构和项目的公众认知入手。
中国亟待建立利益均衡机制
在爱德基金会20周年庆典上，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了精彩演讲。他从资源与环境、投资和出口三个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进行分析，指明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通过推动内需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悬殊，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其需求处于饱和状态，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缺乏现实的购买力，对内需增长构成严重制约。199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达到0.458。悬殊“比发达国家、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要大，中国已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孙立平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乡差距占到整个贫富差距的40%，使城乡出现断裂，处于不同世界和不同时代，更糟糕的是它们要面对共同的市场和价格。收入分配高度不规范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国有资产流失、资源市场化（主要指土地）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后者在近年来导致出现4000万失地农民。以2002年为例，孙立平发现，在10万亿GDP总额中，居民收入中不规范分配的比重达40%。有学者用“群体间掠夺”来描述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孙立平认为，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市场体制建立过程中缺乏与之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不同群体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有巨大差异，使市场中利益格局严重失衡。他积极呼吁，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实现相对的利益和谐，在目前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政府应该有自信着手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以分化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权利为基础。
“否则，再过20年政府会后悔。”孙立平说。（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