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初于2011年7月13日由加拿大Adbuster社会活动组织中名为“Culture Jammers HQ”的网友提出。最初的目标是在2011年9月17日举行20 000人的集会。运动伊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美国，人们对各种激进口号与街头抗议已经熟视无睹了。然而，该活动的迅速扩大与参与者的急剧增加几乎令所有人始料未及。即便是发起者本人，也难预料自己一时兴起的想法竟然造就了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仅仅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场直指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核心——纽约华尔街——的抗议运动却迅速蔓延到全美。10月5日，纽约发起了2万人的游行，时至10月15日，全球82个国家的示威者在951座城市发起示威和声援占领华尔街的行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并不是一根足够引爆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愤怒和失望的导火索，但它却犹如向看似平静的湖面掷入的一颗石子，将表面上的宁静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内在矛盾再也难以继续被掩饰或转移。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运动之所以来势凶猛并能够得到超乎意料的响应，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基础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的近30年时间，美国奉行的是共和党引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反对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投入、要求大幅度削减公共政策支出；倡导市场自由以期放松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对产业政策的规定；大幅度削减高收入群体税收，税收结构从累进变成累退；要求各国通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拆除贸易藩篱，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条件。该政策伊始便对工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近30年来，除了近年右翼势力茶党的兴起以外，美国国内社会运动基本处于消沉状态，而工人运动也下降到低谷，目前全美工会会员率仅有11%的水平。
然而，在这30年间，美国国内的不平等水平却急剧上升。从财富分配上看，在2010年的一份社会调查中，最富有的5%的人持有美国净财富的85%，最富有的1%的人持有1/3的净财富，而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只拥有0.3%的美国净财富。从收入变化上看，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2010年美国人均收入比2006年时下降了5.27%，而收入最高的400名美国人的收入较2006年下降了4%，而收入最低的2400万人的平均收入则下降了10%。当前，1/7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6的美国人并不拥有医疗保险，14.5%的美国人面临食物紧缺。在2008年前，美国中产阶级收入的65%源于其房产，受到次贷危机冲击后，大部分人的财富迅速贬值，而收入源于股份、红利和商业的最富有的1%美国人受到的冲击较前者要小很多。
经济快速增长期间，人们不会挖掘资本增长神话背后的故事、也不会在意新自由主义话语背后的问题，然而增长会停滞、投资会饱和，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反思整个体系出现的问题。笔者在占领波士顿遇到的一名抗议者说：“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坐火车过来，我并没有打算住在这里，但是我想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体系有问题。我们失业风险越来越高、收入也越来越少，而华尔街的那些人，他们是最富有的人，可是政府仍把我们纳税得来的钱不断地投去救济他们！可是我们的房贷仍在不断上升。”
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试图激发的正是人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这与人们对自身状况的感触与反思是同步的，占领运动的一篇檄文写道：“我们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中最神圣的制度，我们要挑战资本主义文明在过去200年间讲述着的最有力量的话语……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不同的叙事方式。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推开窗口、让曙光倾泻，开始想象一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
二、资源动员策略
如果说占领运动的源起是积重已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及其意识形态，那么该运动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就从一个源于网络的口号在全美范围内扩散开来，这是以往社会运动所不曾达到的。社会运动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对此进行理解。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政治过程理论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该社会运动成员所控制的资源的多少；另外，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最后，社会运动的形成与一个群体进行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也有关系，行动代价越小，人们越倾向于参加。可以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迅速扩大与该运动的口号、资源动员策略、以及组织形式是直接相关的。
（一）口号与诉求
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是“we are the 99%”（我们是99%），意为只占总人口1%的权贵阶层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资源，而占人口总数99%的普罗大众需要联合起来反对1%最富有阶层的剥削，并藉此抗议大公司与金融资本的贪婪以及愈加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失业问题与社会福利水平的下滑。这个口号的智慧之处在于它既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资源分配现状，又可以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囊括其中。白领阶层、市民、学生、工人、无家可归者尽管具体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但是在这个标语下却存在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是受到1%最富裕阶层剥削的“99%”中的一分子。
在“占领波士顿”的营地，笔者既看到过极左的社会主义者发放的传单，又见到过极右的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干预的反对；既看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中很活跃的Carlos博士兜售自己的新书 ，又看到了年轻大学生的热情参与；既看到无家可归者以此为家，又看到对着帐篷拍照的游客。尽管不同的人以其不同的具体目的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但他们的共同诉求在于对当今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反思，要求政府转变“亲资本”的社会政策，加大对社会福利保障的建设以及在公共政策上的投入。
该运动的一名组织者说，该运动之所以迟迟没有提出——实际上是不愿、甚至拒绝提出任何具体的诉求的原因之一,是担心一旦进入到起草具体诉求与诉诸政策等政治轨道中，人们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就会呈现出来，这种团结便会被破坏。
占领运动的规模壮大以及发展速度是与其资源动员策略很有关系的。当前的互联网的普及、Facebook等社交网站、Twitter等即时网络，以及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都为占领运动的资源动员提供了条件。不同于以往社会运动的是，每一个城市的占领活动都成立了自己的网站，并通过Facebook与Google邮件群建立起了开放边界性的跨地区、跨国家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共享平台。例如，“占领华尔街”的网站上有专门教授人们如何进行“占领”的项目，涵盖如何应对警察、如何安扎营地、需要注意哪些法律等等所有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愿意，人们能够在任何城市发动占领运动。
9月30日，笔者同朋友去占领波士顿的营地之前，她说：“我从occupyboston的网站上看到他们缺乏一些衣物，我们过去的时候可以带一些过去。”任何占领活动的网页上都会有“捐助”这一项，这意味着这个边界开放性活动不排除一切形式的参与。核心分子可以在广场安营扎寨、长期驻守；半核心分子可以参与游行示威；边缘分子可以捐赠自己不用的物品；游客的拍照甚至都是对运动的支持。占领波士顿驻地墙壁上大大的“have fun”也是该运动理念的一个宣传，试图吸引大批年轻人的参与。
在这种资源动员下，人们基本上在广场上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这里的设备一应俱全：发电装置、帐篷、药品、毛毯、被褥、食品、水、电台、媒体、主席台、各种乐器……以及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生活用品，而这些是占领活动继续保持下去的物质保证。
占领运动的组织形式并非是层级的，而是水平的——确切来说是呈网络状扩散的。该运动并不是由单一组织或群体发起的，而是由各种利益组织自愿加入、拼接而成的，这种运动形式被称为umbrella movement，即如同雨伞布拼接在一起的联合社会运动。与中国很多运动或NGO本身的组织方式就是威权主义的或依靠科层组织不同，运动组织方式本身民主与否——而不是效率——被给予了非常高的重视。这种民主的尝试是通过占领运动以“GA”与“Mic Check” 为主的独创性讨论方式实践的。
9月底，美国各地的工会与学生组织计划加入到占领运动中并组成联合社会行动，以9月30日晚笔者参与的波士顿地区学生组织第一次集会为例，占领运动的讨论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在GA集会中，所有人都是能够平等地参与讨论的，这意味着参与讨论的人数可能极多，人们可以席地而坐，也可以围站一圈；第二，组织者仅仅负责组织提出议案和进行投票，除此以外，不发表任何个人看法，不提供建议，也不充当意见领袖。这意味着如果这个组织者不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他进行替代；第三，很多意见的发表是通过手势来完成的，组织者会向人们展示包扩“非常同意”、“一般同意”、“不同意”、“强烈反对”、“听不清楚”、“提问”等在内的9~10种手势。以手势（而不是举手）进行投票的方式减轻了少数派压力、使得人们能够放下顾忌、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第四，因为参与GA集会的人数众多，为了避免其他人听不清发言，任何人站起来讲自己的看法——甚至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其他人都会一起大声地重复该人说的话。这种“麦克风”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到发言，更在于有着同“唱歌”一样强化团结、建立认同感的效果。
虽然这种组织方式是以民主而非效率为目标的，并且讨论时间很长，但是结果却是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团结一致以及高的参与率，进行提升运动的持久动力并提高接下来行动的效率。正是因为这种组织方式，占领波士顿成功地在10月5日组织了超过一万人的游行，学生参与者高达几千人。
尽管占领运动伊始便受到了各种质疑，但该运动在其发起后的两个月之后才开始面临真正的困境。这种困境并非简单地来源于警察暴力，而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境地并不是单一的制度所导致的。加州的学生可能受到州政府削减教育投入的影响、失业者可能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而大多数市民的诉求可能仅仅降低税收水平，尽管这些诉求虽然都是由新自由主义的大环境导致，但不同的诉求却需要不同的权力部门进行解决的，这使得人们难以提出一个共同的诉求与解决提案。
第二，美国的国家机器对该运动的回应并不是简单的镇压，而是采取无视与不予回应的态度。这种态度造成本应作为运动目标的美国政府得以佯装置身事外，而运动的参与者却不得不想尽办法博得民众的关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占领运动的目标被置换了，运动的参与者却不得不通过把自己扮演成为警察暴力的受害者而博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他们似乎忘了自己本来的目标而是开始争取在公共场所的“抗议权”。
第三，民主的形式未必能够带来民主的结果。占领运动的集会方式与发言方式是以民主为目标，但这也有可能造成议题与提案的跳跃性过大、参与者可能各讲各话的结果。有组织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并不是民主的团结，而是一盘散沙、力量无法凝聚的状态，还有参与者担心，在这种集会上，能够获得人们支持的并不是真正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而是那些口才好、愿意发言并能够煽动人们情绪的人。
第四，市民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在给予人们抗争空间的同时，也把他们分裂了。美国公民的选民身份可以延续到他们对社会运动的参加中，人们拥有选择参与各种社会运动的权利，但这同时也使得每个运动的参与者都在相应地变少。
迄今为止，占领华尔街运动仍然在推进着，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作为抗议对象使得该运动一时间难以提出明确的诉求、或者可以替代的选择，尽管人们期盼该运动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对它的走向进行准确判断。不管一场社会运动是否有一群真正愿意为之献身的核心参与者，不管这些运动是否能调动物质资源，或者存在魅力型的领袖人物，甚至运用了高超的组织技巧与联络方式，在美国社会，能否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才是运动成败的关键。历史说明，任何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的失败往往并不是因为它们突然地消失了，而是因为它们被边缘化了。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比起该运动的结果，其组织形式和动员策略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
（贾文娟，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Labor and Worklife Program”访问学者。本文部分观点源于同Prof. Elizabeth Perry, Dr. Elaine Bernard以及同占领运动的参与者的讨论，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