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汶川地震三周年之际，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救灾工作报告会，向全社会公开详细的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的财务信息。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行动是扶贫基金会救灾史上完成的最大项目，目前，基金会在灾区的各项工作历时三年已“基本全面结束”，为履行以专业精神打造“阳光透明的基金会”的承诺，扶贫基金会通过对整个救灾项目的全面回顾和第三方评估，向社会公开项目和财务信息。
“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别人给我们钱的理由”
会议现场发放的这份篇幅达42页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汶川地震救灾工作主题报告》，详细列出了8个领域20多个项目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提供了按不同指标提供的分类信息，清晰地呈现了各个项目受援单位、受援物资、资金发放的种类和数量。扶贫基金会此举在交出一份问责的答卷同时，这些管理有序的数据，也为基金会分析筹资、资助项目以及改进内部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由北师大韩俊魁教授领衔的第三方评估表明，扶贫基金会计提的项目执行费，占募集款物的6.27%；从已经支出的执行费用来看，这个比例更低（4.59%），执行费中的人员费用，只占到1.88%。较低的执行费用比例在众多公益机构运作中表现抢眼。
即便有这些表现不错的数据打底，到场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仍然不时在最后环节发出尖锐的追问。在你来我往的“交锋”中，同样喜欢尖锐问题的项目主报告人，中国扶贫基金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回应问题的兴致很高。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抛出一个管理费用的问题。“这次扶贫基金会执行费接近5%，而此前为应对西南旱灾（接受来自）曹德旺的（2亿元）捐助，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只有3%。管理费用能否控制得更低？”
何道峰回应，救灾筹集的既有资金也有物资，而执行费用无法从物资中计提，反而还需要另找费用将物资运送到灾区，（只涉及资金筹集发放的）单一性质的机构，计提的费率和扶贫基金会这种执行综合性项目的机构费率不同。此外，费用水平还与机构规模大小和管理水平差异等多种因素相关，很难对所有机构适用单一的行政费率标准。按照国际上的通常惯例，达到10%就已经非常好了。
从第三方评估的意见来看，扶贫基金会在抗震救灾中，工作人员全力以赴，高负荷的工作状态，高效、专业和敬业精神，以及志愿者的参与，对降低项目的执行费用产生了积极影响。
事实上，接受曹德旺的2亿捐款，执行费用低至3％，扶贫基金会是贴钱完成的，因为这个项目的重点策略在于突出企业家对捐助资金的问责所产生的媒体效应。“（企业家）不能总是（在捐赠仪式上面对媒体）举牌子，举完了就回家睡觉，曹德旺的意义在于举起了捐赠人问责的大旗。如果每个项目都是3%的执行费用，我们早就关门了。”何道峰的解释很到位。
会议主持人、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行最趁热打铁，补充说明了项目管理费的三项构成。他表示，有些机构宣称不收管理费可能是假的。要么是不执行项目，将钱直接打给政府或者相关下级机构，或者其行政福利费用来自财政拨款，但多数公益机构的管理费需从捐款中提取。
另一位记者追问，执行曹德旺捐款发放，扶贫基金会是贴钱完成，贴的是什么钱？何道峰回答，来自机构的各个项目发生的资金结余积存。当然，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数月前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曾表示，地方扶贫系统在执行这个项目过程中，分摊了部分执行费用。
在社会诚信缺失的大背景下，媒体对公益行业担负了问责和监督的责任，而何道峰等人和媒体的互动，既满足了媒体的问责、监督需求，也使媒体对公益行业的运行机制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别人给我们钱的理由”，何道峰表示，公开透明是扶贫基金会的“最高纲领”。
问责带来的信任
地震发生后，希望捐款的诺基亚公司在第一时间迅速按国家指引联系官办机构，诺基亚的条件是定向捐助，了解用途。结果要么打不通电话，要么对方无法满足问责条件，或者附加额度要求，项目报告时间也不能保证。而这时候扶贫基金会主动联系诺基亚，做出承诺：紧急救援阶段每周提供报告，重建阶段按月或季度提供报报告，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
诺基亚（中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傅蕾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当时，诺基亚有两笔款，一笔是公司捐款400万，一笔是员工捐款200万。她所在的社会责任部门代表公司捐款给扶贫基金会，遭到了员工的强烈抗议，后者质疑她为何不捐给“排行靠前的基金会”。结果，按照诺基亚的内部执行准则，公司捐赠部分给了扶贫基金会，而员工俱乐部决定将员工捐款另谋他图。后来，社会责任部门在第一时间将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进展报告转给员工，两个月后，社会上又发生了捐款管理不善的风波，员工最终转变了态度，一并将捐款交给扶贫基金会。
即便是在信任的基础上，诺基亚对扶贫基金会的“苛刻”仍然显而易见，双方经过了艰难的5～6个回合的来回沟通。诺基亚不断提出质疑和问题，扶贫基金会锲而不舍地补充资料甚至现场调查予以回应，最终项目得以确认。
“他们私下对我们批评得厉害。与诺基亚这样的‘高手’过招，取得他们的支持，也提升了我们自身的能力。”王行最说。
与垄断性公益竞争
2008年5月12日地震初发当晚，扶贫基金会就联合新浪网开始发起救援行动，并在央视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通过滚动视频公布捐款账号，成为第三家公布捐助方式的救灾机构。
按照常规，国务院办公厅照例发文指定红十字总会和慈善总会为受捐单位，扶贫基金会在央视上的捐助信息老是被拿下来，经过沟通后又放上去，持续三天来回拉锯。后来政府决定放开救灾限制，扶贫基金会才正式获得官方认可，与其他基金会一起，跻身“合法”参与公募救灾的基金会之列。
到灾区落地也有些波折。何道峰透露，本来计划将救灾办公室设在成都，但当地政府要求将筹集的资金打入政府账户，少加耽误后，于是在5月18日转入德阳。
“2008年地震760亿捐款，加上雪灾捐款达到1 000亿，75%～80%回到了政府财政账目上。那你就收税算了。”围绕民间公益遭遇的“被募捐”，何道峰再次抨击公益领域的垄断行为。
“5.12后，政府与民间在公益上也在拉锯。”何道峰再度举出玉树地震的例子，民政部联合5大部委，要十几家参与募款和救灾的组织将资金交给青海省政府统筹管理，经过这些组织的抗争，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在政府与NGO合作救灾方面，仍然缺乏畅通的沟通和合作机制。
“我们需要尖锐地发问，去解决问题，才能推进民主公正透明的社会。”何道峰对追问不止的记者们发出呼吁。
当然在制度建设上，汶川地震对公民参与救灾也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韩俊魁表示，政府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变化，很多地方出台了志愿者条例。在何道峰看来，汶川地震是第一次允许媒体公开灾难，开启了国家和社会公开讨论问题的先河。“这是巨大的进步，社会组织、公民意识都在觉醒，其意义深远程度要过20年才能明白。”
为改善与政府的沟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08年5月22日与南都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等机构发起自律行动，承诺公开透明，消除政府担忧，为政府减轻监管压力，提升公益组织的社会信任度。一周年后，又资助出版了7本案例调查，并联合21家组织发起5.12论坛和规模空前的公益组织交流会，试图通过种种举措建构民间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为民间力量拓展空间。
第三方评估的发现
从10年前1 000万的筹款额度，到汶川地震筹款和执行超过4亿元规模的救灾项目并大面积覆盖地震灾区，扶贫基金会完成了大跨越。
第三方评估认为，扶贫基金会最大限度地回应了灾区需求，且操作灵活，根据阶段性的需求评估调整项目；捐赠方的目标基本达到，在项目创新的同时，公信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例如，2008年5月19日，扶贫基金会决定投入7 000万建板房，是最早实施板房建设的组织之一。通过严格程序将板房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400～500元，最低的达到283元（访谈中其他援建方的价格平均为1 200元左右，高的达到2 000元）。后来参与者增多，竞争激烈，扶贫基金会及时调整，转而建设学校板房。
在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阶段后，除了成功复制国际美慈的青少年心理干预经验，扶贫基金会还开发出爱心包裹、小额信贷安居贷款和创业贷款、民乐村生计发展等创新性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可复制性强。针对学生群体的爱心包裹项目，能针对不同的群体迅速调整内容，该项目获得了中国社会创新奖（2010）和芯世界公益创新奖（2011）。
当然，报告认为，个别项目还有其局限性，此外民乐村的生计发展项目，作为扶贫基金会开发的首个通过创新机制着眼于社区长远发展的项目，现在仍然在实际操作上面临一些困难。报告建议，由于生计发展已成为社区的迫切需求，应为民乐村的生计发展项目选择更多的地方进行试点。而且，这类项目应更多依靠当地组织完成。
韩俊魁在灾区调研发现这样的现象：政府建完楼就走，一些重建学校校舍豪华，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却因当地掏不起电费而闲置。在应对灾害问题上，政府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救灾上面，还未能大规模投入资源进行减防灾，这正是拥有社区动员优势的NGO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他在报告中建议，扶贫基金会应继续加大不同类型村庄发展模式的探索，可将社区开展减防灾逐步纳入工作范围，并对当地NGO提供培训支持，建立动态网络。
这项建议契合了扶贫基金会在2010年正式确立的从运作型变为资助型基金会的转型战略。
500万资助草根NGO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的1～3年内，为照顾普遍性公平，有些政府并不太欢迎公益组织。对擅长提供差异性公平的NGO持不欢迎态度，草根组织相当艰难。”北师大教授韩俊魁的发现与不少草根组织的感受契合。不过，他领导的第三方评估发现，在震后三年过去之际，随着财政拨款力度逐步降低，地方官员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由于灾区在农村发展、社会心理、教育等各方面仍然存在大量需求，政府对NGO资金、项目和创新模式的需求在增加。这对仍在灾区开展项目的草根组织是个好消息。
目前，尽管扶贫基金会汶川救灾基本全面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面退出。扶贫基金会已经投入500万元，正通过公益招投标模式筛选和资助有潜力的草根公益组织继续参与灾后重建，其目的在于提升草根公益组织的能力，实现公益行业内部有效分工，形成良性运行的公益行业生态链（6月，资金已发放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