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刚刚在医院里忙活了一个星期照顾生病朋友的杨振美，急匆匆赶往德宏州盈江县，前一天中午，那里发生了5.8级地震。作为专门从事灾害救援的机构——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益行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只要有灾情，她们都会以最快的时间赶到。
官方数据显示，这次地震造成了25人死亡，350多人受伤，虽然伤亡人口不算很多，但灾情比想象的要严重，盈江县一共约30万人，其中就有28万人受灾，大量房屋倒塌、受损。灾情最严重的平原、弄璋两个镇，由于房屋框架不合格、空心砖质量差等原因，40%的家庭正房倒塌，90%的侧房（厨房、杂物间）倒塌。县城的房屋虽然很少倒塌，但很多出现了裂缝，加上余震不断，10多万居民晚上不敢住在家里，而是住帐篷。地震发生后，政府和军队随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调运食物、帐篷、棉被等物资，较好地解决了灾民的临时安置问题。但是，随着紧急救援阶段的结束，中央政府的关注减少，军队也已撤离，灾区面临的干净饮水、卫生防疫、儿童看护、过渡房建设、安置区文化生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虽然灾情很快被紧接而来的日本九级大地震和海啸所淹没，但各方的救援并没有中断，民间救灾也很快响应出有效的联合工作机制。
一次良好的合作演练
益行工作组从2008年成立以来，已经多次参与了地震、泥石流、抗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的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工作程序地：首先组织灾情调研，了解受灾地区大致情况，然后进行需求评估，根据评估组织物资和其他方面的应对援助。在一些灾害多发地区也培育了在地志愿者或对在地组织进行灾情评估主执行能力的培训。盈江从1月份起就发生了大大小小1 000多次的地震，很多百姓不敢在家里住，在外面搭了帐篷避震，这也是这次5.8级地震伤亡较少的一个原因。益行工作组也早在1月就来到盈江，与当地团委、地震预防中心和志愿者组织等都建立了联系，本打算4～6月再去做志愿者培训的，3月10日的地震一来，原来的准备都派上了用场。
3月11日一到盈江，杨振美就与当地团委、保山志愿者协会联络上了。和杨振美在一起的，还有益行工作组的志愿者李润江，以及友成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很快，他们在县城平原镇的安置点上有了一个工作帐篷。当天晚上，他们在帐篷里建立了“盈江3.10救灾志愿者工作站”， 安排了以政府为支持、公益组织协助引导、在地志愿者参与的应急工作分工。
第二天，陆续来了更多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包括四川的NGO备灾中心等，于是为了更好的发挥工作站的平台作用，2011年3月12日晚间工作会议时，益行工作组，友成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NGO备灾中心组建了“盈江救灾公益组织联合工作站”，这是一个社区、公益组织、政府三方合作的联合救灾网络，旨在收集灾区需求信息，有效动员与服务各类援助机构，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联合工作站迅速确定了几个工作重点：信息平台、支持平台、临时社区活动平台。
救援，首先要知道灾情如何，灾民的需求是什么样，所以进行灾情调研是首要工作。信息平台组织志愿者分成四个组，在县城大广场和盈湖两个安置区、13所学校、25个受灾村庄进行灾区需求和救援信息调研统计，在工作站的帐篷里进行汇总和对外发布，同时对各种援助物资进行整合和调配对接，不至少有些地方援助物资过剩而有些地方乏人问津。40多家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提供了140多条细化的灾区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扶贫办和县团委对接到政府救灾指挥中心备案，有些援助就是通过指挥中心协调进入。过渡安置房是灾后最大的需求，工作站在对25个村子调查后，友成基金会预先提出过渡安置房的方案，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资源，采用传统的穿斗式结构，以竹篱笆围墙底，可回收再利用的彩钢板为顶棚，整洁美观实用。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穿斗式房屋在地震中几乎没什么损伤，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受现代化的影响，很少人愿意再盖传统房屋了，受灾村庄倒损的房屋多是空心砖房、土基房。地震让人们认识到传统建筑的好处。过渡安置项目迅速在NGO中得到响应和支持，友成基金会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推动，到3月底，受益的村庄达到21个，1 300多户，实现重灾区10%的覆盖。友成基金会救灾中心高级项目官员王小言说起盈江当地百姓，忍不住赞叹：太有能力了，一把柴刀，三个人，四天时间，一套房子就盖起来了。只是新竹子容易被虫蛀，最多用一两年，所以只能作为过渡安置房。
支持平台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一是进行各方协调，接待外来公益组织、媒体记者，与他们沟通分享信息，与政府部门进行对接沟通；二是进行志愿者管理，对分散的志愿者进行培训，工作调度，还有志愿者后勤保障。许多志愿者和机构往往是两眼一抹黑地来到灾区，灾情如何，灾区需要什么并不知晓，就毫无准备地来了。有个来自武汉的女孩恰好生日是3月10日，她从网上得到不实的信息说灾区缺乏物资，就从武汉带了两麻袋方便面和面包来，到了一看才知道食物早就不缺了。没有准确的灾区信息，的确给志愿者和民间救援机构带来许多困扰。到3月底，联合工作站共协调调度志愿者140人次，也为他们提供气候、道路路况、交通变化、受灾村庄的情况，让志愿者们能够了解灾情，发挥所长，有效并高效地投入志愿服务。来自四川德阳的阿虎是一名建筑技师，到达的第二天就与武警总队的20余名官兵一起，协助一位姓尹的老人进行门道疏通，阿虎很高兴自己的技术派上了用场。
临时社区活动平台则是针对社区开展各种活动。安置区里，6至12岁的孩子有400多人，几乎每天都在街上乱跑，大人们顾不上管，非常危险，社区活动平台安排志愿者给孩子们组织如手工、绘画等兴趣小组活动或绿色环保活动，孩子们都很乐意参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震引起的紧张和恐惧情绪。集中安置区的人们希望看到电视新闻，了解本地和外界的消息，工作站通过协调弄来了电视，坚持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6点播放新闻，其他时间播放一些娱乐节目或者灾害管理和预防的知识片。在民间助学组织“丽姐助学”帮助下，活动平台募集到500多册图书，提供给临时安置区的群众阅读。还有社区文艺、电影放映等文化活动。这一切，都是让社区的生活能够渐渐恢复，变得正常起来。
地震两周后，芒令寨有一位傣族姑娘出嫁。婚车是工作站的救灾用车，新房是友成基金会资助搭建的傣式穿斗房。工作站的成员既当娘家人又当婆家人，这边忙着送亲，那边忙着迎亲，但忙得很开心，整个团队受到贵宾般的礼遇。
工作站11日建立，12日就进入社区，每天不管工作到多晚，都要坐在一起开会，进一步沟通调研信息，进行确认和汇总，微博则不断向外发需求，同时追问政府有什么跟进和计划，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这种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令当地扶贫办官员很受触动，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在以往的救援工作中，往往是民间组织之间的单一联合，或者基金会和NGO的合作，或者与政府的合作，这一次，工作站通过信息的充分沟通交流，使基金会、NGO和志愿者、以及政府方面都能够互通有无，良好有效的信息得到交换和采纳，资源也得到有效的分配利用。各救援机构按照地区进行细致的分工，井然有序，使得每天的救灾都有合理的安排。
这种联合工作站的模式收效良好，6月6日贵州望谟持续特大暴雨造成的严重水灾后，各家民间组织随即在灾区建立了“6.6贵州望谟洪灾民间组织联合救援工作站”。
李晓雄是盈江一中高一学生，地震最初的惊慌过后，他就和同学上街乱转，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先是在医院帮着抬伤员，因为工作站的帐篷就在广场，很容易发现，晓雄随即加入，并很快成了一名骨干志愿者，负责信息平台的乡村调研工作，了解乡村居民受灾情况。晓雄熟悉当地语言，又熟悉地形，就又帮着带路发放蔬菜、药品、大米等物资，绘制灾区地图等。另外，他还要负责协调工作站与政府的对接。4月初见到晓雄时，这人瘦瘦的男孩显得很成熟，他说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团队力量非常重要。晓雄是景颇族人，参加了学校里的景颇协会，但还没合法化，他打算将来把协会挂在学校使其合法化，然后做一些景颇文化保护的项目。
有趣的是，安置区的许多小朋友既是被志愿者们照顾的对象，同时也是志愿者。3月12日一早，工作站就在露天给30多个孩子进行培训，给他们分成小组，比如电视组，信息收集组、环保小组、文艺兴趣小组等，自己选小组联络员、管理员。电视组要自己商量开、关时间，要去调查人们想看什么节目；信息收集组每人领到一张纸一枝笔，去社区里了解大人们的想法，想问什么问题都行。杨振美说，这其实也是让他们有事情做，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不要总在那儿发呆或者在街上乱跑。
在工作站接触到的志愿者中，本地的占多数。在紧急救援阶段，当地志愿者因为自身的优势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此后就显示出能力不足来，包括灾区评估技能等，需要进行有序的引导。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曾尖锐地指出，一些外来基金会和民间组织都过分依赖于自身的力量和经验，对在地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支持是不够的。在地组织往往会被视为工具，而不是视为伙伴。
杨振美说，联合工作站的工作开展了两个月后，基本交给当地志愿者来执行，益行工作组则会跟进社区的减灾工作培训以及对在地志愿者进行灾害管理的培训和支持。
灾害救援需多方参与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而且区域性和季节性特点显著。《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报告，中国是世界上因自然灾害造成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990年至2008年的19年中，受灾人口年平均数约3亿人（次），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8%。十一五期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万亿，年均5 000亿。倒塌房屋1 794.9万间，紧急转移安置8134.1万人次。过去救灾往往只是政府和军队，而近年来，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灾害救援中，相互合作与支持已经成为国家间和不同组织间共同抵御灾害、减少受灾损失的重要手段。云南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在盈江地震后的信息交流会上急切地说，如果我们不积极参与救灾，我们将来会成为灾民。
就在进入夏季的这段时间，各地又不断传出灾情，长江中下游先是严重的旱灾，随后又是连日强降雨造成的洪灾和泥石流，还有贵州望谟水灾。处处都需要救援，这样的灾情不是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应对的，政府和民间需携手合作，社会各界也都要共同关注。2008年的5.12大地震的救援行动是一次全社会投入的大行动，民间也形成了好几个救灾联盟，如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等，但缺乏广泛性和持续性。
4月7日，盈江3.10地震近一个月后，NGO备灾中心、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彭州中大绿根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云南青基会益行工作组等7家曾经参与过5.12大地震的救援和灾后重建，后来又在四川、青海、贵州、云南等地多次参与了地震、泥石流、旱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的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7家NGO再一次在盈江聚集起来，组成了“联合救援”（UR），试图搭建国内自然灾害受灾区域的民间联合救援平台，最终形成相互支持的民间救灾网络。“联合救援”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建立灾害救援的联动机制和呼应机制，开展灾害发生时的紧急救援和日常的减防灾教育，并在云、贵、川三省建立专业救援队伍，开展救援行动和日常训练。在灾害发生时，由所在地的合作机构建立工作平台，承担协调和服务的职能，其他合作机构予以行动和资源的支持。
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景，但真正实现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这些机构几年来不同程度地积累了灾害救援的经验，但还有很大的欠缺，社区日常减防灾培训人手不足，建立专业救援队伍欠缺资金（益行工作组成立最初一年多的全职志愿者津贴，都是由发起人个人垫付的）……而这些都影响其专业性和救援能力。于晓刚提出，民间组织急需增能增效，需要掌握社区灾害管理规划方法、灾害脆弱性社会评估方法，平时要投入有效减灾备灾活动，发生灾害时有专业能力有效援助，有方法解决问题满足灾区应急需求，还需要在社区重建时倡导推动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虽然有些基金会在联络各地的民间组织搭建救援网络，但大多希望各组织在灾害来临时能够以一当十，而不做日常的支持。邢陌也是益行工作组的发起人之一，他对于有些基金会对在地组织的一种工具化使用深感不满。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在地化、社区化的救灾、防灾、减灾措施是最快速有效的，而地区性的灾害救援民间组织也需要更多更好地发展才能够应对目前的状况。也许，基金会们应该换一换思路了。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对于南都这样的资助型基金会来说，要注意对备灾或救灾的 NGO的日常支持，让他们平时能够生存下去，有发展。一旦有了灾以后，能够迅速行动起来参与救灾。另外也要注意搭建一些信息平台和线下的网络，培养更多草根组织的救灾能力。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原《民间》杂志编辑。本文照片由杨振美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