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水面
女同性恋，又称“女同志”，英文为“Lesbian”——由此自称为“拉拉”，指女性对女性的性欲望或性行为。尽管这种欲望和行为古已有之，但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听过或者见到过公开的女同性恋者。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有一位中国志愿者在女同性恋代表的帐篷值勤，外国代表问她是否认识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她回答：中国不存在这种现象。
那时候，以“同性恋”为名的聚会，是受到关注和禁止的，因此组织者必须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尽可能地聚集、团结同性恋人群，使大家能够认同自己的身份，互相鼓励。就在当时，一些住在北京的女同性恋者已经开始自发聚会。1994年，一个叫做Susie的英国女双性恋，开始在自己家举办派对，邀请她所知道的中外男女同性恋者参加。同时，她开始和男同积极分子吴春生一起组织酒吧聚会。
女艺术家石头，当时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有一个女孩子常来找她，她们同吃同住，从未在言语和行动上逾越朋友的界限，但是她感觉，似乎感情不太一样了。
“画家村”被解散之后，石头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Susie。她第一次去Susie家时，一进去就很惊讶，全是俊男靓女，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去得多了，慢慢知道这是同性恋群体，她想起圆明园时期和那位女性朋友的情谊，也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石头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当聚会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她们开始尝试更多的可能。石头参加了女性主义小组，将女同性恋的声音带入女性主义的讨论；Susie和积极分子何小培等寻找酒吧作为聚会场所，在1996年6月的一次纪念石墙事件1的“生日聚会”之后，“Half and Half”成为北京第一个同性恋酒吧。
小培认为，酒吧作为同志活动场所的出现，对于同志群体的组织化特别重要——“只有大家走出来，让我们从‘不存在的’或是一种‘现象’，变成可见的、活生生的人；只有大家走到一起，才能把我们从可怜的、孤立的个人，变成为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体。”
除了同志酒吧，当时还出现了同志热线。私人聚会、同志酒吧、热线电话，以及后来出现的其他定期或不定期聚会，使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者走了出来。她们能够互相认识，看见彼此，能够勇敢认同自己的身份，并转变为运动者。
最初的女同性恋小组，取名为“女同志”，成立于1995年。她们每周都组织活动，有聚餐，也有跳舞、郊游、讨论。
1998年，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寺庙，来自各地的男女同志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那年10月，三十多位拉拉又齐聚海淀区的一个地下酒吧，召开女同志大会。会上除了分享女同性恋者各自的生活经历，还讨论了如何开展热线工作，建立全国网络和出版女同刊物等议题。会后不久，“北京姐妹”小组成立，该小组编辑和发行了第一个女同刊物《天空》，并开通了第一条专门的女同热线。
后来由于小组内部一些矛盾，加上她们策划的“北京女同志文化节”被叫停，2001年，北京姐妹小组解散。
网络中集结
20世纪90年代后期，网络在中国开始普及。这成为很重要的契机，原本很难寻找到“同类”的同性恋者借助网络迅速集结，最初是聊天室，然后是网站、论坛。尤其是年轻的同志们，很快在网络上形成庞大的社群。
1999年底，苏州的dongdong开始学习制作网页，她做了好几个页面，其中一个用来记录和女友的恋情，她把一些情诗、对话和关于爱的心情放在上面。时间久了，她发现，这个关于爱情的网站是自己做的所有网页里，最受欢迎的。有人留言说，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情感，更多人鼓励她继续坚持下去。
2000年，这个网页成型，成为网站“深秋小屋”。“深秋小屋”很快成为最早也是最受欢迎的拉拉网站之一。站长dongdong的文艺气息，自然而然地聚集了很多拉拉中的文艺青年。
同样在1999年底，身在南方一个小城的“想起”在QQ聊天室认识了她后来的女朋友。和许多网恋的情形一样，她们分居在不同的城市，为了这个女朋友，想起辞职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受朋友的启发，开始为两个人做网页，叫做“我们俩”，讲述她们的故事。访问网站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决定做一个大的网站，从论坛开始。
2002年，想起把个人网页改成论坛，取名“花开的地方”，它和“深秋小屋”，都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人气最旺的拉拉网站之一。
Sam和gogo就是在“深秋小屋”的论坛上认识的。当时，这两个年轻人各自有女朋友，却都生活在“这种感情没有未来”的压抑中。网络和酒吧，基本上是当时女同性恋聚集的所有场所，这里的人们常处在“女朋友总有一天要去结婚”的心理压力中，现实空间和虚拟社区到处弥漫着没有未来的末世情绪，女孩们在这种情绪里及时行乐，无力建筑崭新的生活。
Sam和gogo开始讨论，除了喝酒、吃饭、唱歌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gogo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她说：“我想做一份拉拉杂志，时尚年轻，不要像现在大家写的东西一样，这么黑暗压抑。”Sam说：“好啊，那我们就做吧。”
就这样， 2005年12月， 女同性恋杂志《les+》面世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声音出现了。
自下而上扎根社群
如果说2001年“北京女同志文化节”被叫停、北京姐妹小组解散，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女同志运动在组织的意义上陷入沉寂，那么随着网络和新一代拉拉的声音出现，新的女同组织也成立了。
2004年，闲从美国回到北京。闲生于北京，在美国读书时认识了一些同志运动人士，受到她们的感染，并且觉得，同志运动为她打开了人生的一种新的可能。2004年，她回到中国，开始了解北京的拉拉社群。她首先请教了一些男同志运动的资深人士，得到的答案基本是，关于女同志运动，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提供，而且女同志经常因为情感问题打得不亦乐乎，又没有钱。他们给闲一个忠告：不要做社群，太辛苦了。
和之前的女同志运动者有所不同，闲在美国学习到了关于NGO、关于运动的理念，她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同志运动当中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策略。在她看来，做运动有两种方式，一是从下往上，即发动群众，做社群；另外一种是从上往下，做立法者、专家的工作，从政策层面改变。她选择了前者，因为“社会运动不是个人、或者少数有权力的人来决定一个什么事，社会运动的魅力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去影响社会进展，这个思路其实就是所谓的基层民间运动的思路。我从来不觉得我要成为一个运动中的领导者，我的目的是让很多人都能成为运动者。”
闲开始去酒吧，联络社群的活跃分子，结交当时在做事的人。2004年，她和另一位女同志组织者安可开始合作“北京拉拉沙龙”，每个周末在一个公开的固定场所讨论特定的话题。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这个公开场合，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认同自己，并希望参与和同志相关的活动。
2005年，闲召集一些志愿者，成立了同语工作组。除了北京的社群建设，闲也开始和外地的小组建立联系，一个全国的网络慢慢建立起来。当时各地活跃的女同志组织，一部分依附于男同志组织而存在，一部分是女同志自己发起的，主要以酒吧、网站的形式存在。2005年夏天，各地小组负责人、活跃人士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参会者近四十人，从外地来了二十多人。
当时已到上海定居的想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回到上海后，约了几个朋友讨论，成立了女爱工作组，她说：“当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想先把大家聚起来，后来就做沙龙、开通热线，还有聚会、旅行。”沙龙是当时的女爱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主题包括影片的讨论和法律相关问题的讨论等等，平均每个月一次。日积月累，女爱成为上海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女同志工作组。
也是2005年，在成都，一位叫做“于是”的拉拉，和其他几名志愿者共同成立了成都LES爱心工作小组。于是当时已经拥有一家叫做“月恋花”的酒吧。2004年，因为当时的女友迫于家庭压力进入婚姻，于是在天涯写下《于是不哭》，月恋花随之也很快出名了。第二年，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想要制作女同志专辑，找到了于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于是决定出镜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这期节目2006年2月播出后，于是成为少有的公开出柜的中国女同性恋者。
但酒吧没有于是想像的那么容易做，环境更复杂，也更要求有经营管理的才能。同时，于是也在想，难道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酒吧吗？她慢慢明白，自己想做的是一个组织，酒吧只是一个基础，养活自己维持生活的同时，也可以成为交流的平台。
成都LES爱心工作小组成立之后，在当地开始举办沙龙、聚会，逐渐成为四川最重要的女同志组织。
2003年开始，伴随着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问题的重视，以及大量以艾滋病干预为目的的国际基金会进入中国，男同性恋志愿小组在中国各地纷纷成立。这些小组多半得到当地疾控中心的支持，不仅具有官方背景，可以合法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宣传等工作，也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但是，很多小组也仅限于艾滋病项目，对同性恋权益、文化、反歧视以及社区建设等工作极少涉足，甚至常常发生争夺项目和资源的现象。
在很多地区，在男同志组织之下伴生了一些女同志小组，但后者由于自身背景所限，往往发展并不顺利。独立的女同性恋组织总是面临资金、人员匮乏的窘境，可是反过来说，无大量资金进入，也无政府机构支持，反而使得女同性恋组织有可能走一条独立、依赖社群内部的道路。
2005年的北京会议上，闲邀请了台湾、香港的资深同志运动者王苹、Connie。交流的结果是，这两个地方的运动太超前，很多工作是在修改法律，和政府对话，而中国大陆的草根小组只能望其项背。但是跨区域的合作，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2006年，她们决定，在次年夏天，做一个拉拉志愿者培训营，给两岸三地在内的华人拉拉志愿者做一次全方位的能力培训。
2007年7月，珠海，可以称为中国女同志运动里程碑的拉拉营开始了。
四天三夜，大会讨论了各地运动经验、同志身份认同、同志家庭经验、多元性别光谱与同志运动、文艺作用与组织、媒体技巧、法律、最佳实践的运动方法、人力资源区域连接技巧策略、性、各地区策略等众多话题。每天下午课程结束后15分钟，还有一个小环节“有话要说请开口”，想要开展专案的同志可以做一个短暂的陈述，来申请小额资金赞助。
参加营队的志愿者都是各地同志运动的组织者，对于个中甘苦都深有体会，既分享了本地经验，又能从其他地区的工作中获得启发，自不待言。与此同时，许多来自大陆的组织者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多元性别对自己的冲击。
当来自台湾的跨性别人士Joanne和旭宽真实地站在她们面前，讲出自己的故事时，事实证明，存在并且被看见，是多么重要。这提醒女同性恋者们要秉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不仅对别人，也反观自身。同志运动之复杂细微，犹如人心，从异性恋的二元思维中逃脱出来的人们，不应该用另一个二元思维来捆绑自己，就如后来资深女同志志愿者小培的表态：“这次在珠海看到做同志运动的人这么多这么生猛，我都‘恐同’了，我要去做跨性别人群的工作，希望能把运动多元化。”
拉拉营结束时有一个特别的仪式——颁发结业证书，但不是由“校长”“主席”颁发，而是由营员们依次向下传递，就像传递同志运动的火炬。
《les＋》的主编Sam接过结业证书时说，我希望这次大会就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为一个起点。大家大笑又哗然。但是有理由相信，这次大会撒播出的星星之火，确有燎原的希望。
同年，广西南宁、广东广州、辽宁鞍山的拉拉小组也成立了。
继珠海拉拉营之后，2008年、2009年，拉拉志愿者培训营作为一个传统持续了下来，继续点燃着各地的烽火，给空白地区培育种子，并支持已有小组继续发展壮大。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块陆地。”以证书的传递为象征，拉拉营就像一次结网活动，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北美的拉拉志愿者连接起来，成为一个虽不完整，但是范围广阔的网络。
小小泥土连成大陆
珠海拉拉营的营员小S来自广西南宁，读书时就喜欢女生，个性喜欢出风头。在全校升国旗的仪式上，唱国歌的环节通常是默声，但是小S就会大声唱。有人评价，这是天生的运动者的个性。
2007年珠海拉拉营的消息传出之后，当时的小S完全没有任何组织工作的经验，但她写信给组委会，如实表达自己是个学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但是非常非常想做点事情，如果组委会不能资助，那就算自己花钱也要到珠海！
闲说，当时这封信给了她很深刻的印象，看起来很幼稚，但是企图心很强，所以组委会资助她到了南宁。小S回忆说，那几天每天都觉得热血沸腾。她说：“我每个课程都想上，每个都不懂，我还记得台湾的王苹放了一个游行的短片，其中一个镜头是在政府前面升起彩虹旗，好激动哦。当时都流泪了。”
回到南宁后，小S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广西蕾丝（“Lesbian”谐音）联合社，想要把广西的女同志都联合起来。
她加各种QQ群，上BBS发贴。她想到自己正是从《les+》得到各种信息，于是，她做了一份电子杂志《好生活》，“好”寓意“女子”，以当时一月出一次的电子杂志为媒介，联络集合南宁的拉拉。这份电子杂志版面很漂亮，随着翻页还会有不同的背景音乐，文字很少，往往十分钟就能看完，有专题，有人物故事，有性爱知识，也有文艺，多半和拉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年轻人的轻松生活。
先有模仿，再有创新，这是小S的工作信条。几年过去，她已经成长为一个自信的组织者。受北京活动的启发，广西蕾丝联合社先后组织了篮球赛、障碍赛等体育活动，并号召广西拉拉在国际反恐同日集体献血，抗议中国“同性恋者不得献血”的规定。在2010年反恐同日，蕾丝联合社举办了骑自行车在大学宣传骄傲日的活动。但“北京的活动都太高深了，南宁做不起来的”，小S说有一次，参加活动的人十几个，吃饭的时候倒来了几十号人。看样子只有吃饭最受欢迎，于是她们组织一月一次的“料理日”，大家聚集在活动室做饭吃，吃完饭聊天，做成“吃饭+恳谈会”。
2009年底，笔者随中国酷儿影像小组巡展至南宁时，见到小S，我问她：“和2007年时比，你有什么变化吗？”她说：“算是成长了吧。”我说：“那当时的热情还在吗？”她说：“那当然还在，这个不会变的。”
结语
几年来，各地女同志小组呈不同发展态势，但都迅速萌芽、成长。
在北京，同语继续作为全国性的组织，支持各地小组的成长，并转变策略，从社群发展更多地转向公众教育、甚至政策倡导。《les+》杂志发行至20多个省、50多个城市，并多次组织了有影响力的酷儿文化活动，2010年公演的女同性恋话剧《欢忧塔》确立了其“酷儿文化先锋”的形象。北京拉拉沙龙仍保持其以成熟拉拉为主、进行社群建设的特色。同语、爱白网、《les+》等几家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同志中心，这是一个新的平台，也是一种新的组织间（包括男女同志组织）合作发展的模式。
上海女爱工作组制作了《她们的爱在说——上海女同性恋口述史》，引发各地开展拉拉口述史工作的热情。西南的重心则是四川成都爱心工作组，她们联合云南同话社、贵州黔缘工作组，在昆明举办了第一届老年拉拉口述营。
在整个中国，女同志运动方兴未艾。还有很多事需要做，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交流的时候，港台志愿者都觉得同志运动很辛苦，然而没听过大陆代表提到辛苦，或许是因为刚开始做，还带着激情和兴奋。闲跟香港女同学社的游静说，你们不能老是说辛苦，你要告诉我们一个happy ending啊！游静说：“这个happy ending，是需要大陆朋友带来的。”（作者系媒体工作者，《单向街》主编，《les+》杂志轮值主编）
注释：
1.“石墙事件”发生于1969年6月27日的美国，是在同性恋维权的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引发了美国同性恋群体维权行动，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