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偏远的西南边陲省份，目前有超过200家国际NGO组织和不计其数的中国本土NGO在这里设立机构或开展项目。这一数量甚至超过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位列全国各省区之首。
这里是中国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地方。
云南，这个雪山峡谷和热带雨林共存的边陲省份，目前有超过200家国际NGO组织和不计其数的中国本土NGO在这里设立机构或开展活动。这一数量超过北京和上海。
云南的NGO从事着慈善、扶贫、生态保护、医疗卫生、禁毒宣传等诸多领域的工作，每年给予这个欠发达省份以可观的资助。据统计，仅2006年，云南省接受多、双边政府及国际NGO的援助项目共计230个，援助金总额2256.98万美元。
NGO，全称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意为“非政府组织”，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志愿者组织。国际上把NGO称为与政府和企业相平行的“第三部门”。
在中国，NGO的发展被认为是对传统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革新。NGO活动将有助于增进政府与民间的和谐沟通，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
云南将成为一个范本吗？
NGO大舞台
走在气候温和的昆明街道上，一些设在普通居民楼里的NGO办事处的招牌醒目可见，楼墙外的一角挂着这个NGO的中英文标志。别的省份的老百姓还非常陌生的一些国际组织的名称甚至英文简称，在云南连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农民也能脱口而出。
云南有多少NGO，目前并无统一渠道的统计数字。云南省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郭竞鸣介绍说，境外NGO在云南开展公益项目的有200多家，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在云南民促会登记注册的境外NGO云南办事处就有20多家。
云南环保界人士的估算是，云南地区的注册NGO总数超过100家。而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仅在云南从事防治艾滋病项目的NGO组织就有30多家。
从来源上看，在云南的NGO分为国际、国内和本土三类。国际NGO以海外机构驻昆明办事处的形式存在。如英国救助儿童会、香港乐施会、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等等；一些全国性的NGO也在云南开展活动，如以地产商王石为会长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云南本土的NGO则普遍较为小型，包括各种专业协会、行业商会，也有纯民间的草根组织，如云南生态网络。
按照工作目标，云南的NGO类型也呈现多样化，广泛涉及慈善、扶贫、赈灾、环保、卫生、教育、禁毒等诸多公益领域。
28岁的陈学崇是NGO圈子中的一员，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踏入云南NGO业界，先是在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工作，而后转到香港乐施会，从事扶贫。
陈学崇介绍说，像他这样毕业后进入NGO的大学生还有不少，相当部分是在大学时就参与公益社团的，或者农业、英语等与NGO有关联性专业的学生。
除了大学生，NGO中更多年长的从业人员来自卫生系统、社科院，他们一般是从接手NGO的科研项目开始，慢慢转入NGO工作。现在，他们构成了大部分NGO的高管层。
NGO生态
“很多NGO项目官员都认为云南是中国NGO组织发展最发达的地方。”中－美艾滋病政策项目中国总部主任胡斌认为，这样的多元存在与云南的民族、文化、地理、生态、物种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1998年是大量NGO进入云南的重要节点。”云南生态网络的负责人陈永松介绍说，1998年的长江洪灾引起国际社会对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问题的关注，而云南又是上游省份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云南的地域极为复杂，北部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和南部茂盛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并存，西部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江并流地区。从高到低，沿海拔垂直分布着全国最多的植物种类，包括众多的濒危物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毗邻东南亚的地利之便，使云南成为环保类和生态类NGO最先入驻的地区。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份。26个民族保留着各自传统的生活方式，语言和民俗风情的多样性，为那些致力文化保护的国际组织提供了广阔的工作空间。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远的山脉深处，有的村寨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从而成为扶贫类NGO重点帮扶的区域。
陈学崇所在的香港乐施会就主要从事云南山区的扶贫工作。扎根于村寨，长年在农村和森林里出没是陈和他的同事们的主要生活。高原的红泥加上多雨的气候，使道路跋涉起来格外艰难，他的鞋总是刚刷干净又要重新出发。
在NGO发展交流网上有一张2004年版的云南NGO项目点统计表格，标注了30个NGO在云南的项目。其中世界宣明会有10个项目点，英国救助儿童会有8个项目点，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有6个项目点，香港乐施会有5个项目点。国内的NGO“多背一公斤”在云南也有40所小学的定点项目。
NGO方阵
云南地方政府对NGO采取开放的态度。尤其从2007年开始，NGO们更是频频出现在云南省的官方场合。
2月1日，云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的“七彩云南保护行动”启动仪式上，NGO以一个方阵出现在现场。6月，云南省建设厅等部门组织了关于环保信息沟通的座谈会，邀请了部分环保NGO的代表到场。
陈永松和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绿色流域、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等NGO组织的人士一起在这些活动的受邀之列。“这说明政府肯定NGO在生态保护和环保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一方力量。”他认为。
此外，云南的政府部门和NGO之间还在开展更深层次的互动合作。
在香港乐施会与云南省扶贫办2004年签署的最新协议中，乐施会承诺在3年内力争为云南省提供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扶贫发展与赈灾资金，并向云南省扶贫办及其他合作伙伴提供物资、技术、管理和培训等方面援助。
云南省扶贫办则承诺与乐施会共同进行项目选点、选项、立项、监督、评估等项目周期活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根据合作项目情况按30％的比例提供国内配套资金及其他配套措施。
由于NGO普遍存在人手缺乏，而基层政府机关又缺乏资金和理念，于是，一些基层政府尝试双方互补。
皮肤黝黑的本地人周扎从2003年起就担任云南省思茅市西盟县乐施会办公室的项目人员兼会计。乐施会在县一级基本都是临时机构，这样的NGO临时机构都以项目为导向而成立，往往挂靠在县一级的扶贫办、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或者农牧局。西盟县的乐施会办公室直接设在县政府内。
“NGO的意义和作用主要是对扶贫手法的探索和扶贫机制的创新。”云南省扶贫办外资中心副主任?z楠认为，NGO做的项目都比较小，所以做得比较精，可以给政府“以点带面”做经验积累。
除了乐施会外，云南省扶贫办还与北欧的NGO“互满爱＊人与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两个NGO的合作资金规模都不大，平均每年在100万元左右。
“我们也和政府建立了合作的机制，通过签署合同，委托政府部门进行具体的项目执行，我们提供一些相应培训以及资金。”10月8日，世界自然基金会昆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和该组织签署合作合同的政府部门有云南省环保局、省林业厅和交通厅。
本土的云南生态网络也已经和云南省团委合作了7年。2001年开始，这个组织联合云南省团委发起了15所学校的志愿者去丽江拉什海植树的活动。他们还和乡镇一级的政府合作，共同推动农村可再生资源。
陈永松说，他们在农村的沼气建设项目中，政府是提供技术和人员支持的一方，可能由于人员不足，以及经费一次性发放等体制上的原因，政府相对看重沼气池的验收，而NGO则更看重农民使用沼气的意识、技能以及是否有培训。“所以双方合作的互补性非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