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前，张国远是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5.12震后，带着该协会的团队成员参与汶川救援行动，并担任临时联合机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总协调。5月30日，联合办公室在完成紧急救援使命后解散，张国远也辞去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职务，和他的团队成立了NGO备灾中心，以绵竹汉旺志愿者服务站开始，相继在绵竹、什邡、崇州、都江堰、巴中等地建立项目办公室开展灾后重建。从机构注册的角度，NGO备灾中心和很多由汶川地震催生的NGO一样是新机构，但从人员结构而言，是把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团队“一锅端过来”，又不算新机构。
兼顾唱戏和搭台
推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NGO备灾中心既唱戏，又搭台。唱戏的部分，是直接参与救灾和灾后恢复。在赠与亚洲支持下，分别在绵竹汉旺、都江堰进行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及服务、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妇女手工艺品发展。
此外，NGO备灾中心还搭台支持草根组织发展。2008~2010年，在托克国际资助下，NGO备灾中心通过公开招标，以小额资助的形式支持草根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在什邡洛水镇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两期的资助总额近200万元，覆盖老人服务、儿童服务、学校社会工作、家庭教育、妇女就业、社区创业等领域。此外还有其他草根NGO支持活动，包括承接中国民促会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区域培训项目，德鲁克管理培训等。
草根支持并非NGO备灾中心的主营业务。在张国远看来，孵化草根组织在灾区服务，往下游延伸，既服务于组织自身战略需要，又能提升草根NGO的灾害管理能力，改善灾害管理这个领域的行业生态。今年芦山地震后，曾经受益于这个小额资助项目的多家草根机构，仍活跃在芦山灾后重建的一线。今年，NGO备灾中心还在西部阳光基金会支持下，在5省（市）开展灾害管理行业技术推广普及培训。
从救灾转为减防灾
2008年汶川地震后，NGO备灾中心每年的筹款额达到1000万元左右，全部用于灾后重建和社会服务。但张国远觉得，从救灾到社服，业务方向铺得太宽，于是在2010年理事会上提出剥离社区业务，专注于灾害管理。他坚信灾害管理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西南地区灾害不断，通常春季旱灾，夏秋季节暴雨、洪涝和泥石流频发，冬季是凝冻，2008年至今几乎每年都有地震。”NGO备灾中心研究部副主任常丽桥说，频繁的灾害凸显了灾前提升社区减防灾意识和能力的重要性。
从国家层面，“十二.五防灾减灾规划”已把减防灾纳入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经济发展规划，将减轻灾害风险列为政府工作的优先事项。减防灾是个朝阳事业。
但对NGO备灾中心而言，这意味着要把能够筹到的大部分钱拿出来招标，让其他NGO做社会服务，机构自己执行的资金大大减少。理事们强烈反对，担心介入这个尚未开拓的领域，推动行业发展会危及机构生存。张国远也“差点被理事会开除。”
最终理事会还是同意向减防灾方向转型。NGO备灾中心成立了研发部门，以教育工具的研发为基础，推动减防灾教育，发展相关专业技术。并未出乎预想的是，这方面的筹款确实比以前“痛苦得多”。
“中国支持做灾害管理的基金会极为少见，壹基金做灾前儿童包的储备和一些灾中行动，每年投入也少得可怜。不发灾，捐资人就没兴趣，这是个悖论。”张国远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觉得，灾害管理缺乏可视化效果，基金会看项目也比较功利化。2010年NGO备灾中心与几家志趣相投的组织成立联合救援，“发起的时候也没有一分钱。”
不过，重新定位后的NGO备灾中心还是开发了第一套民间灾害管理的工具丛书，并在减防灾方面积累了专业经验。这得益于西部阳光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独具慧眼”的支持。尤其是西部阳光基金会，定位于儿童教育支持，在业务上搭不上什么关系，“大概与认同我们做事的理念和方式有关。” 张国远说。
此外，张国远透露了一个筹资上的窍门：“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减防灾专业技术上做得比较强，因此每次发灾都会有基金会来寻求合作，我们趁机将救灾活动‘包装’一下，嵌入减防灾和备灾工作，才有资源来推这个行业。”在目前的公益环境下，参与救灾仍然是NGO备灾中心无法剥离的业务，利用这个业务带来的资源，才能转而支持灾害管理活动。
坚持理念和定位所面临的困惑并不只在筹资方面，在特殊时期还要面对公众和同行的舆论压力。张国远说，芦山地震后，作为“救灾专业机构”，NGO备灾中心进入灾区，经过评估，一个星期后想撤出来，结果“受到道德谴责”，于是留在灾区，“继续筹集发放物资，搞过渡安置服务，给灾区配置医疗车，修了两个社区活动中心。”不过令他欣慰的是，研发部开发的减防灾教育读本被拿到芦山的点上试行，算是真正与机构的定位接轨。
2013年，NGO备灾中心还准备利用赠与亚洲渠道筹集的资助款，启动一个研究项目，出几套工具书，给救灾NGO出一个手册，把救灾物资管理、流程、签收、发放公示，回访和评估做成一个操作工具。“这次芦山救灾，出现过大宗救灾物资去向不明，甚至被倒卖的情况。如果没有可控的流程，潜在的风险很大。”张国远解释研发这个手册的缘由。
联合救援的演变
从救灾转为减防灾，NGO备灾中心的搭台工作也一直没有停过。“联合救援（UR）”，就是NGO备灾中心推动民间灾害管理行业发展的一个尝试。2010年，NGO备灾中心与云南益行、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共同发起“联合救援”；2011年盈江地震以后，成员扩大为7家；同年年底，壹基金又以UR班底为合作基础，推动成立了“壹基金-西南民间联合救灾委员会”。今年3月经过改组，成立了新的“联合救灾”，成员已达200多家，覆盖11省。此外，2011年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建立了“友成民间应对灾害管理网络”，NGO备灾中心成为该网络在重庆和四川地区的枢纽机构。
“联合救灾”阵容扩大了，但张国远认为，新的机制还不成熟。“原先是基于使命联合，壹基金资源注入后，成了资源联合。很多人加入进来分蛋糕，动力不同了。”张国远说，新的机制下，各省选出一个省级枢纽机构（区域中心），再由这些枢纽机构选出5个执行委员作为决策者。壹基金每年给省级枢纽机构一笔组织管理费，但这笔资源淤积在省级，引起一些地区的基层组织不满。张国远还觉得，资助方在和“联合救灾”的关系上过于强势，对NGO的发展支持还非常不够。不过，尽管有这些看法，张国远承认，壹基金的整合使公众在短时间内看到了民间救灾的阵容，效果明显。
分歧从芦山救灾现场的着装上的一个细节上体现出来。据媒体报道，芦山地震救援现场，NGO备灾中心志愿者穿自己的志愿服，而不是壹基金的蓝色志愿服，以凸显自己的主体性。
机构筹款方面，NGO备灾中心今年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设立了专项基金，又与新希望集团和云南金融交易市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从发生的每笔业务交易上提取一定比例捐给NGO备灾中心。这是新开发的可能比较稳定的筹资来源。NGO备灾中心还在昆明获得一幢7层楼的免费使用权，计划开办青年旅舍，兼营草根组织孵化。
有了这些“经济基础”，张国远设想另外再发起一个扁平化、点对点的紧密型救灾联盟，使成员间能够实现资源共享而非上下分层。他希望新的平台能使参与机构有更多的机会共享资源。
“开房找我”
从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算起，张国远进入公益行业，到2014年就满10年。他看重公民社会不同议题的关联性和守望相助的意义，个人兴趣并不囿于救灾领域的一亩三分地，还喜欢从公益行业，甚至更大的社会维度上思考自己的工作价值。他感慨从2005年开始，公益行业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主流话语从公民社会变为社会服务，他有些夸张地称之为“好人好事”。失望之余，围绕一些公共事件，还是常常忍不住在微博上发声，
今年6月，为声援因抗议海南校长性侵女生而遭遇麻烦的女权活动者叶海燕，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机构内个人捐款4000元，印制了“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字样的抗议T恤发放。张国远自己还穿上这件T恤，亮出真身，拍照上传网络，并在网上加入激辩甚至骂战。他围绕公共事件进行表达，针砭时弊，不时张扬着四川汉子的刚烈个性。
